這天，孟凡龍帶著朋友“兩手空空”地去見許月才，對老領導説：“朋友蓋了 間房子，請領導照顧一下。”

　　未成想，辦公桌後的許月才臉都未抬，只哼了一聲。孟凡龍心下了然，知道問 題在什麼地方，由此他也摸準了賺錢的門道……

　　記者梳理髮現，短短幾年內，臨沂市城市管理局行政執法支隊直屬一大隊原指 導員許月才，蘭山城管分局原執法員孟凡龍、五中隊原中隊長董岩，商城分局二中 隊原中隊長朱孔濤四人的受賄次數累計可達200次，金額超過百萬元，“錢權交易 ”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數百萬。

　　日前，臨沂市城市管理局180多名副中隊長以上幹部人員，走進臨沂市看守所 。一場別開生面的“促廉會”在此舉行，後城管局撰發宣傳材料稱，要讓幹部“親 眼目睹被刑拘人員失去自由的情形。”

　　如今，負責管轄臨沂市區主要區域的蘭山分局、商城分局20余名中隊中隊長剛剛完成“ 異地對調”。“小官大權”、“合夥作案”的共同特性，表明行政執法領 域亟需建構科學、有效的權力監督制約體系。

　　“他們撈錢的途徑是房子。不過，是違章房”

　　犯案數人中，1979年出生的朱孔濤年紀最輕，大學學歷，2006年起即擔任隸屬臨沂市規劃局的規劃執法督察大隊二中隊指導員，在很多人眼中本是“前途無量”。

　　此次的發案實是出乎很多人意料，就像如今接替其商城城管分局二中隊隊長職務的解新磊所言，“我們曾是親密無間的戰友”。但日常對於朱孔濤“收錢”一事，解新磊稱毫無察覺。

　　“他們撈錢的途徑就是房子。不過，是違章房。”一位檢察機關人士對記者坦言。

　　解新磊是名2004年就已入職的老城管，據其介紹，彼時城管只負有清理街頭攤販的職能。如今普遍擔負的違章房查處工作，實為當時規劃局規劃執法督察大隊負責。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項執法內容的“油水”相當豐厚。

　　“可以説，與國內眾多城市一樣，19世紀末、20世紀初臨沂城區城鎮化進程加快，城市開發工作非常急迫，這催生了一系列的建房熱潮，而沒有通過規劃局規劃審批的，即為違章房，在城管局尚未擴權前，就由規劃執法督察大隊進行查處。”臨沂市蘭山區檢察院檢察官高健雲對記者説道。

　　那時，朱孔濤在規劃執法督察大隊二中隊的上級即為孟凡龍，這位年長朱孔濤十數年的長輩擔任二中隊中隊長。另外一名歸案人員董岩，當時任二中隊副中隊長，三人構成了二中隊的核心決策層。

　　高健雲曾專門問詢過當事人的管轄區域，“面積很廣，臨沂市區南北基本以解放路為界，二中隊就負責解放路以南的區域，基本相當於半個臨沂市區。”

　　更為突出的是，檢方發現三人之間在不少案子中屬共同犯罪，互相“賣面子”、“説關係”甚至共同受賄。高健雲認為，“在行政執法領域一項執法行為的實施往往並不是由哪一個人説了算，通常有一定的審批制度或把關制度。因此，處於中隊領導層的三人才需要合作、共謀、互相利用。”

　　“上樑不正下樑更歪，收錢到最後已麻木”

　　三人在違章房上收錢辦事，實際上是從自己的“老上級”許月才手中學來的。

　　許月才2002年轉業到臨沂市城市管理局後任工貿大隊副大隊長，2006年3月，規劃執法督察大隊整體劃到規劃局後，許月才任執法大隊副大隊長。2008年11月任規劃展覽館館長；2009年11月規劃執法大隊又劃回城管局，許月才繼續擔任副大隊長；2010年10月任直屬一大隊教導員。

　　許月才經歷頗為豐富、幾度易崗。這個以“獨自辦案查處違章房吃獨食”出名的行政執法領導人員，2011年3月份被一份送至檢察機關的舉報信拉下馬，後經法院審查其先後80余次受賄，金額高達63萬餘元。

　　孟凡龍至今仍對當時一個情形記憶猶新，他帶著一位朋友找到了許月才，對其説：“我朋友蓋了間房子，請領導照顧一下。”

　　許月才只是哼了一聲，臉都沒有抬起來，孟凡龍知道問題出在了什麼地方。第二天，他仍然帶著朋友找上門來，説了句“你們談”後退出門外。辦公室內，一筆現金送到了許月才手中，孟凡龍朋友的違章房後果然沒有被查處。

　　“我起初不敢收錢，後來看到領導收錢也沒出什麼大事，所以膽子就大了。”孟凡龍後來這樣懺悔。

　　董岩則有些後悔當年“被領導帶壞”，“我發現孟凡龍、朱孔濤經常收錢收卡，我也就學著收了。”

　　檢察官高健雲對本報記者介紹説，無論是孟凡龍、朱孔濤還是董岩，在查辦違章房過程中，對於陌生人送來的現金都不敢收，受賄行為均在熟人間進行，至少要有個“中間人”，且受賄以購物卡為主。“他們覺得購物卡保險系數高，不好追查。”

　　二中隊“三位領導收錢辦事”的嗜好也慢慢傳至民間， 2007年6月份的一天，張某因加蓋過大平房被執法人員發現，張某拐彎打聽到了孟凡龍等人的嗜好，就買來一張面值2000元、兩張面值1000元的購物卡。當晚，把三張卡分別送給孟凡龍、朱孔濤、董岩。“給完這三張購物卡之後不久我開始施工建設，執法人員沒有去查過，房子就建起來了。”

　　檢方發現，孟凡龍、朱孔濤、董岩三人誰收了錢都會給其他執法人員打下招呼，讓他們別去查。對於收錢辦事這件事，整個隊內都已經很有“默契”。

　　“他們最後對於收錢、收卡都已經有些麻木，有時在酒桌上公開就對別人説收錢辦事。還有時借著酒意醺醺，當即就把行賄錢收了。”高健雲説，這足以表現了他們的張狂和無知。

　　“四人200余次受賄肥了自己，不履職造成鉅額損失”

　　去年，許月才“落馬”後，給這幾個老屬下造成了一定震動，董岩甚至還主動找到行賄人退贓。但風頭一過，幾人又依然故我。

　　他們現在或許還不知道，許月才也並非對於屬下之事一無所知，他最終還是“咬”出了孟、朱、董三人。今年2月29日，春節過後僅僅一個月時間，蘭山檢察院對三人採取了刑事措施。

　　自2006年至事發，許月才受賄80余次共計63萬餘元，孟凡龍受賄70余次共計29萬元；朱孔濤受賄57次共計7.8萬元；董岩受賄28次共計10.7萬元。這幾年，四人受賄次數超過了200次，可謂是系統內的“碩鼠”“蛀蟲”。有的涉案人所收的購物卡已經花不了，便以9.3折轉賣。

　　收錢辦事不僅讓行賄的當事人賺取了更大額的利益，也讓國家蒙受鉅額損失。

　　2006年10月份，孟凡龍、朱孔濤、董岩發現某海綿廠的彭某未取得規劃審批手續就擴建廠房4000余平方米。三人收受賄賂後，放任彭某違法建設廠房，致使該廠房順利完工。後臨沂市政府對該片區進行改造，對彭某的違法建築進行拆除時造成國家經濟損失242萬餘元。

　　再如2007年10月份，三人發現某村的劉某在自己的承包地裏違法建設樓房5000余平方米。收錢後三人放任該建築建成，後臨沂市政府對劉某違法建築進行拆除，造成131萬餘元損失。

　　“如今負責人開始大面積調動。但管理體制之疴，不是這種方式能單一解決”

　　在臨沂城管部門採訪時記者發現，如解新磊等人，一直耿耿於懷外界對於“城管窩案”的關注。

　　“你們可以看出，相當比例的受賄是在規劃局執法監察大隊時發生的，不能硬往城管部門上扯。”一位城管執法人員説。城管往往受到非正常的關注，有時還會頂著“惡名”。

　　解新磊則對記者説，“城管部門的中隊負責人流動機制早已建立。”

　　然而記者從檢察機關獲悉，2010年2月份規劃執法監察大隊重新劃歸城管局後，三人崗位有所變動，朱孔濤、董岩分別任中隊長，孟凡龍任普通執法員，但他們絲毫沒間斷收受賄賂。

　　孟凡龍就稱，“我從領導崗位上下來之後，直到案發，還能幫助違建方説情。也一直都能收到錢、辦成事”。

　　記者調查獲悉，在2月份孟、朱、董三人案發後，4月份覆蓋臨沂市區主要區域的蘭山、商城兩個城管分局始自進行大規模異地調動，20余個城管中隊負責人換崗任職。但有觀察人士發現，體制之疴並非這種簡單方式能夠單一解決。

　　該人士建言，城管系統實行中隊分片執法，就是每個中隊管理一個片區。違章房、違法廣告等的發現、先期處置、處罰程序的完成、後續的執行，都由該中隊行政執法人員完成。一人執法，環節過多易産生漏洞，再加上固定地域執法時間一長，在關係網的影響下，極易導致個別執法人員包庇違法行為不受查處的現象。

　　“如今，城市管理職能大幅集中于城管的情況下，分片執法、一人執法的模式更應避免。”有檢察官對記者説道。

　　而除卻城管部門，記者採訪時獲悉，臨沂基層稅務、工商等部門分片執法也曾釀發職務犯罪窩案，針對行政執法部門如何建構科學有效的監督體系，應當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