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選中的“達爾文獎”

　　在網站上，吳恒還設立了一個專題，評選“中國食品達爾文獎”。他給出了10個候選名單，發動網友為最噁心的食品安全事件投票，獎金為人民幣1.4元，將頒發給首家曝光該類食品的新聞媒體。他笑稱，這是取自“一塊死”的諧音，如果食品安全危機繼續下去，只能走向共同滅亡。

　　“達爾文獎”得名于美國的溫迪若斯科特，這位《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不斷蒐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類故事，其評選的“達爾文獎”旨在紀念這樣一些“笨死的人”：“他們通過愚蠢的方式毀滅了自我，大義凜然地把自己從人類的基因庫中永遠抹去，從而保證了人類長久的繁衍。”

　　吳恒認為，自己評選出的有毒食品製造者，也正是那些試圖以在食物中下毒這一愚蠢的方式毀滅自己所在民族，大義凜然地致力於把自己的民族從人類基因庫中永遠抹去，以保證剩下的人類長久繁衍的人。

　　對話吳恒：對食品製造業應“有罪推定”

　　記者：項目運行中遇到過什麼困難嗎，與參與項目的其他志願者合作有何感受？

　　吳恒：沒有遇到過任何困難，一切都按照計劃進行，除了花的時間太多，沒空陪女朋友。本次調查，除我以外的34人中，只有5人與我在現實世界中有過面對面的交往，而且他們全部是通過網絡獲知這次調查的，可以説這是一個只會發生在互聯網時代的故事。每個人的公益心和時間是有限的，但互聯網的奇妙之處在於它可以把這些聚集起來，積少成多，完成一個人在現實世界中不能完成的事情，再反過來影響現實世界。

　　網站的技術支持全部是由IT人士小白一個人完成的，他平日工作本已很辛苦，只能在下班後用自己的休息時間來一點一點寫代碼、建網站。此外，有的同學馬上就要答辯了，有的同學自己的工作本身要加班，但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參與，還有同學電腦都快崩潰了，還堅持工作，大家付出的努力都讓我很感動。

　　記者：花時間做這個調查，希望達到什麼目的？

　　吳恒：目的就是廣而告之。因為只有更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了，群策群力，下情上達，事情才有改善的可能。也許這份調查報告一如此前的諸多新聞報道一樣，似在湖心扔下一粒石子，激起了幾片水花，但隨後恢復平靜，像什麼也沒發生。這種結局對我來説，並不會覺得太有所謂，我曾努力過，就已足夠。很多年後回顧時，我可以坦然地告訴自己，當我們面對有毒食品的威脅時，我曾力所能及地和我的朋友們一塊兒做過點什麼。

　　我不能去告訴每個人，我也沒有“破開鐵屋”的能力，但至少我嘗試著叫醒那些熟睡或裝睡的人，讓他們注意到這件事情的嚴肅性。因為我想，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許他們能聰明地想出辦法。最後的解決不可能是民間能夠完成的，必須有政府的作為才能改變現狀。我想引起周圍的人注意，或者讀此報告的讀者中有一二人將來有機會成為政策制定者，能以“身在公門好修行”的心態來應對針對普通民眾的食品安全危機，這是功德無量的善舉。

　　記者：對於調查結果，還有什麼問題和缺憾？

　　吳恒：我是按照新聞報道數量來做的統計和分佈圖，但以此推測問題的嚴重性，還需要進一步推敲。北京、上海等地的媒體特別多，其他地方也不排除未被報道的可能。不過，至少報道出來的都是真的，以我們的能力，也只能按照被報道出來的統計。

　　而且，調查期間，得知關於“牛肉膏”的有害程度已有相關辟謠，體現出我們還有不夠專業的地方。但我並未因此放心，我覺得對食品製造業應該一直持有“有罪推定”的態度：廠商既然連食品種類都能作假，又如何保證他們使用的添加劑、生産環境是合格的？合格的牛肉膏可能無害，但如果奸商們使用的是來自黑作坊的呢？曾有一種添加劑在歐洲通過了，但在美國，就被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一名檢察員卡住了，只因為這個普通的檢察員的努力，使得美國人倖免于難。

　　記者：經過一個月的調查、統計及思考，對我國食品安全現狀如何評價？

　　吳恒：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最壞的時代，是因為各種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是最好的時代，則是因為這些問題都被報道出來了。我對我國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很有信心。知情權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事情不怕發生，只怕發生後我們不知道。正如一百多年前，羅斯福總統讀到那篇調查報道，才有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誕生。而我國記者目前寫的揭露食品安全的報道和讀者受眾也不比美國差。事情被曝光的越多，表示這個地區的形勢越黑暗，但前途也越光明。

　　記者：在我國，食品安全的淪落除了制度上的原因，還有歷史、文化、信仰缺失的問題嗎？

　　吳恒：信仰缺失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能把所有原因都歸結到一個民族喪失信仰上，也不可能通過一代人、一個世紀就能恢復信仰。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本來就起步晚，2009年才出臺《食品安全法》，美國的監管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以史為鑒，我們應該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曾有一好友説，她媽媽很長時間以來都是在清真肉鋪購買牛肉，那裏的牛肉肯定沒有問題，“因為他們有信仰”。對此，我深以為然，這是一位聰明的母親。目前就我所知的資料，真沒怎麼見到清真食品出問題的新聞。那位好友的母親似乎也一語道破了天機。

　　不過，即使是在清教徒建立的美國，一個世紀前，食品安全也一塌糊塗，最後也不是通過宗教，而是通過食品安全法來解決問題的。我們不該把一個簡單的問題複雜化，食品安全淪落到今天這樣的地步，是因為民眾缺乏危機意識，是因為我們沒有健全懲惡揚善的制度。

　　記者：對我國食品安全危機狀況的改變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吳恒：在我看來，我國食品安全問題形勢嚴峻的主要原因是意識與制度：公眾的危機意識與食品産業的管理制度。我目前為止能夠想到的使摩擦更小的方式，一是引入懲罰性賠償，增大對企業的處罰力度，處以鉅額罰款，三鹿的賠償方式就太輕了，不具有殺雞儆猴的效果。二是要強化行政問責制，出了問題必須嚴格追究領導責任。

　　在食品安全問題上，在對比過不同國家的狀況後，我特別希望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能少一些“中國特色”，多一些“國際慣例”。人微言輕，好在互聯網時代，不管是行為模式還是思維模式，都和以前不一樣了。只有當大多數人都意識到自己在“易糞相食”，意識到應該把有毒食品“擲出窗外”時，我們才能離“達爾文獎”越來越遠。

（編者注：本文原載于中國青年報，時間為2011年6月20日，轉載僅為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