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9%沒參與過社區文化活動，33.6%沒參與過單位文化活動，每年參與社區文化活動和單位文化活動兩次以上的不足15%。這是近日公佈的一份《在浙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調查報告》中顯示的數據。

　　調查人員説，數據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現狀，文化生活貧乏、文化消費不足、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滿足成為影響農民工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

　　這份調查由共青團浙江省委課題組完成。被調查的對像是1980年後出生的、戶籍在農村、離開原籍在外打工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可能出生在農村，也可能出生在城市，年齡在16～30周歲。

　　據介紹，按照浙江省農民工的行業和地域分佈特點，獲取被調查對象2175個。調查採取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結合方式，同時與不同性質、規模、行業企業和不同層面的工業園區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訪談。

電視、上網是新生代農民工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最主要方式

　　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整體上呈匱乏化，文化活動內容、形式單調。

　　受個人收入限制，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消費能力、水平低下。60%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生活開支主要用於上網、手機，主要的娛樂方式是喝酒吃飯、看電視、打牌和搓麻將；40.1%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體育、文化生活方面的開支，有買書、報開支的新生代農民工僅有11.1%。而作為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生活最主要開支項目的上網費用，89%的被調查對象每月在100元以下，67.8%的人不足50元。

　　同時，因為收入不高，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農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設施不全的社區，居住周邊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單位有關精神文化生活設施、場所也同樣不足，缺少參與城市文化活動的渠道和機會。

　　調查顯示，被調查新生代農民工居住周邊有體育活動室、籃球場、棋牌室、圖書室的不到50%，利用率不足30%。一半以上新生代農民工所在單位沒有圖書室、多功能廳、閱覽室、體育設施、文藝場所、健身房等，而設施的利用率也僅為20%多。

　　另一方面，調查也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缺少進行文化生活的時間和精力。特別是在製造業的一線車間工人、建築工地的新生代農民工，通常工作時間在10小時以上，每月休息時間只有1～2天，缺乏精神文化生活最基本的條件——時間要素。

　　而值得重視的，還有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孤島化現象。

　　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雖然為城市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們並未被城市主流文化完全接納，甚至被甩到城市文化的邊緣。

　　調查人員告訴記者，為了自身的需要，也由於群體的工作、生活條件和資源等因素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逐漸形成一種亞文化生活，獨立於城市主流文化之外，與城市主流文化相區別、相隔離甚至相衝突，形成文化生活的孤島化效應。

　　調查看到，新生代農民工人際交往仍限于“三同”：同鄉、同事和同學。身處城市之中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中的大多數卻與城市居民沒有交往，形成封閉的群體性生活。

　　調查人員説，整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閒暇時間的娛樂方式仍趨單一，不具備明顯的城市文化生活特徵：他們經常是幾十個清一色的男(或女)青年農民工生活在一起，缺乏家庭生活的親情，許多青年過著性別失衡的集體生活。

　　“並不寬裕的收入、不高的文化水平、擁擠的居住條件、高強度的勞動等使他們往往處於與城市文化的某種隔膜中，形成一種文化生活的真空狀態。”調查人員説，這種社會交往，必然導致文化生活的多元化互動不足，形成封閉的文化生活模式，呈孤島化。在一些地方，有人戲稱，在那裏，四川話（或者其他外省的方言）就是“普通話”。

“我們把城市變得漂亮了，但城市裏卻沒有我們的立足點”

　　調查中，許多新生代農民工認為，他們的勞動與所得不成比例，很多公司是平時只發基本工資，其他在年終結算。到了年終，一些公司壓低工資或者找各種理由不給全額工資。調查人員説，這種付出與收穫出現的嚴重不對等，使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的價值認定感到迷茫，出現無視企業制度、無視公司發展，工作中較為隨意的現象。

　　“我們把城市變得漂亮了，但城市裏卻沒有我們的立足點。望著自己的勞動成果，心裏卻沒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訪談中，一位訪談對象對此很是傷感。

　　調查顯示，一個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內的流動人總數佔調查總數的35.75%。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而第一代農民工僅為0.08次，前者的跳槽頻率是其父兄輩的近6倍。

　　調查看到，與上一代農民工打工掙錢的單一性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的目的已發生巨大變化，求發展、開眼界成為主流，由以往進城掙錢回鄉發展開始向精神層面拓展。由單純謀生向追求歸屬感延伸，由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向實現人生價值延伸。

　　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日益突出，集中體現在他們在城市中的邊緣身份導致的歸屬感缺乏，自殺現象時有發生。

　　作為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新生代農民工介於農民和市民之間，處於邊緣地位。70%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與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異”。他們游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強烈的不安和迷茫時常籠罩在他們內心，“城市邊緣人”的社會角色，又讓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心理落差。

　　調查人員説，這種落差下，比第一代農民工少了幾分堅韌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面對挫折和壓力時，不少人選擇了逃避，甚至有極端者選擇了死亡，“稚嫩的翅膀被過早地折斷。”

　　2010年5月初，浙江某地3名“90後”農民工由於理想和現實存在差異，再加上家庭溝通不暢、眼高手低吃不起苦，3個孩子心存壓抑、悲觀厭世，最後通過網絡相約自殺，最終兩人死亡。

　　而一家企業的行政人員向調查者介紹，很多工人有心理障礙，在調查者訪談前兩個月就有3人自殺。而在全省11個地市的調研中，課題組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自殺現象較前幾年有上升趨勢，“這是應引起有關方面高度重視的現象和問題。”調查人員説。

由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向實現人生價值延伸

　　與老一代農民工背著編織袋進城務工不同，調查顯示，拖著拉桿箱進城的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發生了明顯變化，由以往進城掙錢回鄉發展開始向精神層面拓展，由單純謀生向追求歸屬感延伸，由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向實現人生價值延伸。

　　調查也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特徵，他們務工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滿足生存需要的薪資，不再把工資看作最主要的因素，不再滿足於“養家糊口”。

　　如在調查“下班後主要做什麼”的回答上，僅有1.3%的人選擇做第二份工作。調查者説，這個比例相對於上一代農民工要低得多。在訪談中，不少新生代農民工也認為，與其掙眼前那點工資，還不如去學習或培訓，提高自身素質，以求將來發展。

　　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更重視職業發展性、關係和諧度。“他們關注企業內部文娛活動、企業地理位置、企業工作和住宿環境、企業的發展前景、企業為員工提供的發展路徑以及為此提供的培訓等等。”調查者説，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滿足於做一個一線的生産工人，他們期盼能夠進入管理層，擺脫純體力勞動的工作環境。

　　“過年要放假回家”，“節假日加班要3倍工資”，調查人員説，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農民工權利意識增強的特點，他們渴望融入城市、重視物質和精神雙重需求、追求公平。

　　調查者説，法律講座是最受新生代農民工歡迎的培訓內容之一，他們已經開始學會尋求法律途徑來維護自身權益。“當遇到問題時，不再選擇‘忍受’或者‘接受’，多數農民工會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並求助於媒體。”

　　但據另一份“在浙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狀況調查”，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臨著諸如住房條件差、超時勞動、子女就學難、社會保障不足等多個問題，也影響了他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動力。

要幫新生代農民工構建精神文化樂園

　　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現狀，也引起了浙江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關注，在日前舉行的2012年浙江“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中，“豐富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探討的一個重要話題。

　　他們建議常住地政府作為農民工文化服務的責任主體，要大力興建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活動設施，加大對農民工文化設施如圖書閱覽室、娛樂室、健身室、球場等公益性文化活動場所的投入，對偏遠城區和城郊接合部等農民工相對集中的區域，則建立文化俱樂部或者文化活動中心，以服務農民工文化生活的需要。

　　同時，各類企業要把解決和豐富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納入成本開支，在企業農民工生活、工作區域，建立多功能娛樂廳(室)、文藝場所和足球場、籃球場、乒乓球室、閱覽室等文化設施，按時按質向他們開放，讓新生代農民工有時間、有場地、有節目、有夥伴參與文化生活。

　　文化部門也要改變以往簡單“送文化”的做法，用播種文化的方式培育新生代農民工藝術組織和農民工文藝骨幹，扶持新生代農民工用工單位自辦文藝表演團體，鼓勵農民工自發組織打工者藝術團、秧歌隊等組織，將文化的陽光灑播到更多農民工身上。

　　大家還建議，要繼續活躍城區廣場文化，吸引更多的農民工參與到文化生活中來，並通過這一文化載體，為農民工和城市居民間提供文化溝通、交流的平臺，促進文化的融合，推進城市文明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