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 傅達林

　　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這些遊走在法律邊緣的職業打假者，而是公權力運行在法治軌道上的常態化保障。

　　近日，成都職業打假人劉江涉嫌敲詐勒索案，在重慶萬州區法院開庭審理。劉江被控以舉報電視臺刊播虛假廣告為由，敲詐勒索全國300余家電視臺，金額共計242萬元。

　　自上個世紀80年代王海揭開公民打假的序幕，知假買假式的民間打假就從未間斷，併發展為職業打假。雖然夾雜著褒貶不一的評價，但總體上職業打假仍然受到了公眾道義上的支持。這種道義上的正當性，很自然讓人對打假者受審投以同情的目光。

　　就個案而言，道義上的考量並不能用以評判司法裁斷。起訴書稱，劉江以舉報電視臺相威脅向其索要錢財；但辯護律師認為其所得收益大多是有關單位給的勞務費、舉報獎勵等。很明顯，對職業打假人收到的錢財究竟如何定性，直接關聯到行為的定罪。問題是，實踐中打假人所獲得的收益有時很難認定，有的可能出於真心而給舉報者獎勵，有的則可能是為了花錢消災而施惠給打假者，還有的也可能是在舉報的脅迫下不得已而就範。打假者是否具有敲詐的主觀故意，往往是個模糊性難題。

　　司法判斷必須確立在確實充分的證據基礎上。本案中，法庭也承認證人證言中“體現不出敲詐的意思”，如果沒有更有力的證據證明被告人有敲詐的主觀故意，就應按照無罪推定原則“寧可錯放、不可錯判”。相反，如果最終確有證據認定被告在打假中存在敲詐，那麼公眾也不能因為打假本身合乎道義而對抗其行為的違法性。

　　無論結果如何，本案都折射出職業打假在市場法治不健全社會裏的尷尬境況。對市場中的各種違法不良經營缺乏有效治理，造就了一個能夠通過打假而生存的特殊職業，甚至形成一門日趨規模化、分工化的産業。其一方面與公共利益趨同，客觀上能起到凈化市場秩序、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作用；另一方面由於商業化的運作，也勢必夾帶有打假者個人的私利動機，甚至出現難以被司法準確定性的“敲詐勒索”。如此，職業打假在公眾的道義支持下，一直遊走在法律的危險邊緣。全國各地職業打假人集體聲援的背後，除了有某種公益性事業的共同追求外，顯然也有著某種休戚與共的利益和目的。

　　職業打假人受審的輿情看點，不在於對司法的道義化揣測，也非職業打假人的“抱團取暖”，而是背後的公共意志表達：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這些遊走在法律邊緣的職業打假者，而是公權力運行在法治軌道上的常態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