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往往能透視世道人心，文風也往往能折射出一個時代的風氣。

　　在中國，很多作家是不好意思出全集的，即使出也是經過篩選的有意“疏漏”的不完全“全集”。不信，請把自己30年前的作品翻檢出來重讀一下，看看當時的語言、文風如何？文學的質地是否純粹？是否經得起用現在的眼光重讀？這番感慨就來自於我本人。前些日子整理舊書，無意中翻出若干年前“文藝青年”時期發表文章的剪貼簿，仔細一讀，羞慚得簡直無地自容。第一篇變成鉛字的文章是刊登在某省報的評《水滸傳》的雜文，那觀點顯然是從當時最流行的一本時政類雜誌《學習與批判》中“借鑒”過來的；在一篇短篇小説中，人物説著這樣的話：“加緊鍛鍊，要把林彪、‘四人幫’丟了的時間奪回來……”生活中的人物會這樣説話嗎？明顯是生編硬造出來的。但用這樣的語言寫作且能刊發，顯然跟當時整個報刊的文風有關。

　　壞的文風特徵很容易識別，無非“假大空”而已。而一種優良的文風又有什麼鮮明特徵呢？其實也就是魯迅當年在《作文秘訣》中説過的“有真意、去粉飾、勿賣弄”而已。

　　文風問題不是個新鮮的話題，歷朝歷代幾乎都有人談過。把胡適的那篇文章《文學改良芻議》翻開重讀一遍，幾乎就是一篇向陳腐的八股文風開刀的宣言書。可以説，五四新文化運動即肇始於文風的變革。毛澤東的那篇《反對黨八股》，對文風問題有透徹論述。那麼，今天我們還來談文風有其必要嗎？一篇毫無新意的談文風的文章，其本身豈不成了不良文風的標本？答案是不良文風問題為害久矣，不良文風在當下仍然為害甚烈，未得到有力有效的匡正。

　　惡劣文風之所以如過街老鼠，須時時喊而打之，一是因為它如病毒般具有超強的生存能力，往往能通過變更自身的“生成方式和分子結構”，以對抗各種抗生素對它的殺傷。“文革”中“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千報一腔的文風，雖因人們深惡痛絕而早已銷聲匿跡，但它的實質仍以隱性的方式繼續存活著。諸如高層領導一説重視文化軟實力建設，則許多官員雖未必明了“文化”的含義，卻幾乎口不離“文化”，什麼玩意兒都往“文化”這個筐子裏裝。我們做一件事，是什麼就是什麼，有必要將所有的事情都烙上“文化”的印章嗎？舉辦類似龍蝦節、螃蟹節、美食節等等，舉辦就是了，大可不必都要在後面加上“文化”的後綴。“螃蟹”且“文化”，真有點讓人捉摸不透該如何“文化”，是該學螃蟹“橫行”的霸氣？還是該用蔥姜醋來消化它鮮美的蛋白質？我們需要的是拿出有創意的解決問題之道，而不是將一種概念當作時尚標簽到處貼。但有的官員，不説“文化”就似乎覺得落實領導要求不力，就顯得落後，就好像“沒文化”了。這種簡單跟風表態式的風氣，與當年的“小抄”與“大抄”又有何異？

　　壞的文風又有如病毒般具有超強的複製能力，它往往會滲透到各個需要文字表達的領域。在新聞報道中，則假新聞不絕，“假”得越來越離譜。缺少可靠信息源的傳聞，報紙也敢刊登。“疑似”、“可能”、“據傳”這類字眼居然頻頻出現在新聞報道中。為了吸引眼球，不存在的事件也敢憑空編造。在新聞報道中還有一種“假”不易為人所覺察，那就是隨意拔高。一件普通尋常事，在記者筆下被妙筆生花到不尋常的思想高度。在學術研究界，則“抄”風肆虐，不僅“抄”觀點，連原文也據為己有。抄襲者的臉皮越來越厚，抄而不承認，抄而不道歉，一抄而再抄。在文學藝術創造領域，則表現為跟風複製，什麼好賣，什麼暢銷，就“複製”什麼。官場小説熱銷，則一批官場小説紛紛出籠；一部《明朝那些事兒》受追捧，隨後一系列《ＸＸ那些事兒》充斥書店、書攤；在各種新書的研討會上，空話連篇、胡吹亂捧的阿諛溢美之詞，從與會者口中滔滔而出；在創作中，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思維方式、語言表達的去個性化。我們在閱讀甲作家與乙作家或丙、丁……作家的作品時，發現他們雖然擁有不同的生活經驗和經歷，寫出的作品敘述風格卻驚人的相似。曾聽到廣東女作家張梅説起她參與中英作家聯合寫作的一次經歷：中英兩國各有四名作家，同時從北京乘火車去重慶，然後各自寫下旅途感受，合成一集交出版社出版。她發現，四位中國作家的構思、敘事角度、文字風格幾乎是一個“模子”澆出來的……當一位業餘老年人舞蹈團的老人，在電視節目上説出要“通過舞蹈喚醒民眾”的豪言壯語時，我發覺一種慣説大話的文風已成為很多人的“集體無意識”。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在上世紀80年代，曾尖銳地指出“一場瘟疫已傳染了人類最特殊的天賦——對文字的使用。這是一場禍害語言的瘟疫，它體現于喪失認知能力和直接性；變成某種自動性，往往把一切表達都簡化為最通用、劃一和抽象的陳套，把意義稀釋，把表達力的棱角抹去，把文字與新環境碰撞所引發的火花熄掉”。他批評“人們總是隨意、粗率、馬虎地使用語言，而這使我痛苦得難以忍受”。他把改變文風的使命交給了文學，“文學，也許只有文學，才能創造抗體，去抑制這場語言瘟疫。”（伊塔洛卡爾維諾《新千年文學備忘錄》）

　　當下中國文學能夠承擔起匡正文風的使命嗎？形成優良的文風顯然需要從方方面面著手，對症下藥，拿出根治痼疾的良方來。但無疑，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作為語言的藝術，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我們有必要把文學領域營造成踐行優良文風的“聖地”。如果連這樣一塊“聖地”也無法抵禦惡劣文風的侵蝕、污染，那麼我們到何處去尋覓“山清水秀”之地呢？

　　我知道，魯迅倡導的“有真意、去粉飾、勿賣弄”，並不是很容易能做到。尤其是“有真意”這一條，包含著多重含義，我將之理解為：講真話、道真情、有真見。如果真正做到了這些，文章自然就會有血肉、有勃勃生氣乃至有動人心魄的感染力、有啟迪新智的思想衝擊力了。

　　在“情”與“文”的關繫上，劉勰也早有其精闢的論述：“為情而造文”，才能達到“要約而寫真”的境界，反之，必成為“淫麗而煩濫”的花拳繡腿。（劉勰《文心雕龍情採》）雖然“文如其人”是一句老生常談了，“文”與“人”也常常無法畫等號。但第一等的好文妙文，無不與作者的人格修煉有關。“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劉勰《文心雕龍原道》）“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大雅之響。”（葉燮《原詩》外篇）講真話需要正義感和勇氣；道真情需要自然噴發的熱血和激情；而真知灼見的迸發，則需淡泊明志、戒浮戒躁，潛心鑽研，廣為吸納，以養浩然之氣，以蓄積思想、知識與智慧的能量。一顆充沛滋潤的心靈、一副博大寬闊的襟懷、一雙睿智清澈的眼睛，需要從多方面滋養構建。

　　近讀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隨筆集中《李爾、托爾斯泰與弄人》一文，心生頗多感慨。托爾斯泰撰文激烈抨擊莎士比亞，空享“偉大天才作家的光環”，認為“這一光環迫使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去模倣他，迫使讀者和觀眾在他的作品中尋找根本就不存在的優點——從而扭曲了他們的審美和道德理解力——跟所有不真實的東西一樣，是一大惡”。其言辭夠犀利尖刻的。而奧威爾在文中又對托氏的觀點，逐條進行了反批評，不是簡單地去維護莎士比亞的“光環”，而是通過深層次思想、心理分析，駁斥托氏提出的各種指控“自相矛盾”，“全是無稽之談”。（喬治奧威爾《政治與文學》）我們不必對他們各自觀點的正誤作任何評説，但我們應倡導這樣一種真誠而富有個性的自由表達的精神。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奧威爾，都是世界文學星空中璀璨的明星，批評和思想交鋒並不會使他們因此而星光黯淡。這樣一種精神品格，中國當代作家難道不該借鑒一下？

　　因此，文風痼疾之難治，不僅僅在於文風自身，還須更多贅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