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紅樓：五四運動從這裡出發

專題:中國共産黨建黨90週年

毛澤東工作過的閱覽室。

蔡元培辦公室。

上世紀20年代的紅樓門口。（資料圖片）

　　90年的勇往直前、前赴後繼，90年的波瀾壯闊、紅船領航——7月1日，中國共産黨將迎來建黨90週年。

　　那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民族血性，那是“還有後來人”的堅定信念，那是永遠心繫人民的矢志不渝，那是百折不撓聞過則喜的博大胸襟。90年光榮與夢想，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相伴相生；90年革命足跡與精神，載于史冊、薪火相傳。

　　在這個承平歲月，往昔崢嶸歲月沉澱的精神財富，更需要反復回味與傳承。在建黨90週年之際，本報精選中共北京黨史上各個時期的珍貴老照片，多路記者實地探訪，推出《紅圖索跡》專題報道，與讀者一道尋訪黨在北京的光輝足跡。

　　棕紅色的木質地板，走上去有“咚咚”的回聲，雖已時隔百年，但仍光潔可鑒，隱約可以投射出倒影。從踏進這座曾經歷經了風起雲涌的北大紅樓那一刻起，感受到的是一種厚重而靜謐的力量。北大校友、已故著名學者鄧雲鄉曾在一篇文章中説:“説起老北大，人們自然想起沙灘紅樓，説起紅樓，人們又自然想起沙灘北大，在北京，紅樓幾乎成了北大的代名詞。”

　　蔡校長的舊木箱至今仍在

　　走進紅樓，左手的第一間就是蔡元培辦公室。其實“五四”前後，紅樓一層是北大圖書館。蔡元培、陳獨秀等人的辦公室及魯迅講授“中國小説史”的教室都在二樓。目前二層是作為辦公使用，所以就在一層辟出蔡元培、陳獨秀兩個展廳。

　　展室裏一個看似破舊的木箱被玻璃罩小心封起。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辦公室主任、副研究員李金光説，“這是1916年10月，蔡元培從法國坐船回上海時，用來裝書籍的箱子。”李金光説，這只箱子可以看出十分簡陋。但就是用著這樣笨重的木箱，蔡元培也要將書籍帶回國。

　　回眸：在蔡元培時代，北大既有陳獨秀、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錢玄同這樣的新派人物，又有辜鴻銘、劉師培、林紓等守舊人物；也是在蔡元培時代，北大學生王崑崙的姐姐王蘭想進校讀書，因蔡元培的支持，成為第一個北大女生。北大之所以成為五四運動的發祥地，與蔡元培開明的“兼容並包”的辦學宗旨不無直接關係。

　　毛澤東在閱覽室當助理員

　　紅樓一層西側是第二閱覽室，桌上的報架上陳列著《大公報》、《民國日報》、《國民公報》等許多當時的報紙。溫和而安靜的陽光從紅木窗格中投射進來，讓人仿佛依稀回到那個年代，閱覽室中踱步思考的教授講師、條凳上認真閱讀、各抒己見的青年學生。閱覽室入口處的小辦公桌前，一個操著南方口音的年輕人認真而忙碌地辦理著借閱手續，閒暇時則如饑似渴地閱讀報刊書籍。這就是毛澤東，當時第二閱覽室的助理員。正是這位不起眼的圖書館助理員，後來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回眸：毛澤東1918年秋天來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每天在這裡負責登記新到的報刊及閱覽者的姓名，管理15種以上的中外文報紙，每月收入八塊銀圓。當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在北大的收入分別為600、300、120銀圓。與毛澤東同齡的梁漱溟當時已是北大教授。

　　毛澤東在紅樓工作期間，廣泛涉獵各種社會思潮，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聽過邵飄萍等人的新聞講座，是《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忠實讀者。

　　李大釗辦公室誕生黨小組

　　一樓東側的套間，就是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時的辦公室。

　　辦公室外屋會客，裏屋辦公。李大釗雖身為名教授，但除了一張藤椅和一個茶几之外，沒有一件不必要的陳設。會客廳更為簡樸，一張大方桌配六把木頭靠背椅，桌上茶盤裏是粗瓷提梁茶壺和散落的報紙。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羅家倫在回憶中寫道：“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

　　回眸：李大釗于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此期間，他對北大圖書館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把一個舊式藏書樓轉化為現代大學圖書館，他也因此被譽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

　　1920年3月，他在這裡同共産國際代表維金斯基討論了建黨問題。也正是在此間辦公室的會客廳，誕生了北京共産黨小組。李大釗為人謙和質樸，不少師生都喜歡到這裡聊天，北方人居多，他們給這兩間斗室起了個雅號——飽無堂（顧炎武批評北方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取名者以此自嘲）。

　　陳獨秀推崇“德賽”兩先生

　　穿著西裝，左手拿著一卷書，右手叉在腰間——一樓西側還有一間是陳獨秀展廳，裏面一尊銅像栩栩如生。與那個時代長袍馬褂的先生學究相比，陳獨秀飽學西學的新青年形象呼之欲出。在展廳裏的墻上，挂著一些非常珍貴的雜誌，還原了當年青年雜誌、新青年雜誌的封面，和上面的一些進步文章的原件。

　　回眸：1917年，陳獨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請，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他所創辦的《新青年》編輯部也一起遷到北京。胡適在《新青年》發表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改良芻議》，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陳獨秀都功不可沒，他本人也在《新青年》上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五四”前夜學生熱血沸騰

　　數千幅白底黑字的標語條幅、桌面上散落的筆紙傳單……紅樓一層東側北端的“新潮社”，還原的正是“五四”前夜的場景：學生們連夜手書3000多條標語，桌上擺放著遊行的應用之物，鐵皮喇叭、水壺，還有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吶喊聲猶在耳畔……

　　回眸：1918年底，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胡適為顧問，蔡元培親自為《新潮》題寫刊名，李大釗則提供了這個活動場所。《新潮》以反對封建的舊文化為主要任務，提倡個性解放，鼓吹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中具有重大影響的刊物。

　　晨報記者 王萍/文 李木易/攝 資料照片由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提供

　　感謝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為本報提供大量史料

　　1916年，北京大學在沙灘建造學生宿舍樓，1918年落成，改作北京大學校部、圖書館和文學院。因樓房的主體建築用紅磚砌成，故稱紅樓。

　　1917年1月，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後，主張“兼容並包”，提倡學術民主。在他的主持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相繼到北大任教。

　　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澤東曾在圖書館做圖書助理員工作。

　　1937年北平淪陷後，紅樓被日本憲兵隊當做隊部佔據達8年之久。紅樓地下室曾被當做囚禁、迫害愛國志士的監獄。

　　1945年日本投降後，北京大學在紅樓復校。

　　1952年北京大學由紅樓遷至西郊原燕京大學校址。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將北大紅樓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2年4月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

　　科技成果就是護民利劍

　　記全軍優秀共産黨員、武警山東泰安支隊政委王成

　　泰山腳下的武警山東泰安支隊營區，佇立著一尊巨大的石雕，石雕下方6個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使命重於泰山”。支隊政委王成（右圖）認為，要完成重於泰山的使命，就必須學現代化、鑽現代化、懂現代化，“‘與時俱進’是共産黨人的重要素質。”他説。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王成率領這個支隊幾年間自主研發出部隊信息化建設創新成果11項。

　　2008年除夕夜，太平山發生大火，王成率160名官兵迅速趕赴火場。在打滅火“隔離帶”時，由於沒有裝備砍伐樹木的油鋸，官兵們只能用刀削斧砍，大大延遲了滅火時間。等林業局緊急調集來30部油鋸，卻沒有一名官兵會用。

　　“武警部隊應該是一支由先進的政治思想和現代科學知識武裝的部隊。”深受觸動的王成從自身做起，參加碩士研究生學習；自學自動化概論、信息作戰學、軍隊信息化建設等500余冊讀物，先後寫下10多本、60余萬字的讀書心得和工作筆記，完成理論研究課題35項、課題研究報告57篇，編撰專著5部。

　　在王成的倡導和帶領下，目前，支隊機關幹部100%達到本科以上學歷，9人取得碩士文憑，1人獲得博士學位，297名戰士通過繼續教育獲得大專以上文憑。

　　為加強部隊管理，王成在支隊成立了科研小組。他們將部隊日常工作區分為組織建設、執勤戰備、軍事訓練、政治教育、行政管理、思想工作、裝備管理和後勤保障8個板塊，再細化為186個小項、206個條目，成功研發出全軍第一個部隊智慧管理信息平臺。

　　如今，只需打開電腦，部隊訓練、哨兵執勤、幹部查勤等情況，支隊領導和機關人員坐在辦公室裏就可一目了然。

　　首戰告捷，更激發了王成引領團隊大力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激情和信念。一項又一項科研成果在這個支隊相繼問世。

　　2011年1月4日，泰安市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持槍襲警案。

　　兩名歹徒在打死3名警察、1名群眾後，劫持機動車逃竄。支隊接警後，王成和其他領導利用信息平臺，僅15分鐘就迅速完成了對泰安市區外圍6個交通要道的卡口封控。歹徒終成甕中之鱉，最後一名歹徒開槍自殺，另一名被當場抓獲。

　　王成説，搞現代化絕不是添置幾臺電腦擺擺樣子，我們的每一項成果都應該是一把保護人民的利劍，都必須切實生成部隊的戰鬥力。據新華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