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介推“群租房”利潤漲8倍 中低收入白領加入

　　近幾個月來房租價格上漲，一直備受詬病的群租現象開始出現升溫的苗頭。而隨著龐大的大學畢業生加入群租一族，房産仲介的出租收入也急劇翻番。記者調查發現，一套四環至五環之間的兩居室，仲介2500元拿到房，以群租模式租出去，一個月的利潤竟然可以高達7000元！

　　發現 中低收入白領加入群租

　　“我們就是人多了一點，肯定不是群租。”住在方莊的王偉反復地向記者強調。

　　王偉在一家證券公司幹了一年，現在的主要工作是準備考研和炒股。在他租住的這套的小三居中，一共住了4戶8個人：王偉和大學同學住了一間，其餘兩間分別住了一對東北來的流浪歌手、3個美發店的理髮師。此外，在被改為臥室的客廳還住著一位附近醫院的護士。

　　“晚上10點或12點是小護士回家；理髮師回家基本在晚上12點半以後。最不確定的是那對流浪歌手，要麼夜裏兩三點，要麼是淩晨，或者好幾天不回家。”對於鄰居的日常作息王偉已經很熟悉。

　　“以前住在兩居室裏一間房子一個月要1500元，現在和同學住的這間只要1000元。”王偉對目前的住宿條件很滿意，“比起那些住地下室的同學好多了，現在住的也就是宿捨得升級版。”

　　據悉，此前群租現象主要集中在五環外城鄉結合部的村子裏，租房者絕大多數是外來打工者。此外，一些大醫院、高校周邊的地下室群租現象也比較明顯，租住者主要是來北京治病的患者和考研的大學生。眼下在房租飛漲的壓力之下，像王偉這樣，一些中低收入白領、大學生畢業生也加入到群租隊伍中。

　　揭秘 二房東群租利潤暴漲8倍

　　“群租很少是房主自己願意的，大部分是二房東。”一位仲介人士表示，“因為房租不斷上漲，群租現象在最近這幾個月明顯增加。”

　　在出租市場，仲介有兩种經營方式，一種是居間方式，即仲介作為第三方，讓房主與租客見面，簽三方合同，收取一個月的租金作為仲介費；另一種是代理方式，即仲介先把房主的房子租下來，一般租期是一年，每月固定付給房主房租，然後自己再把房子出租給別人收取租金。群租模式就多半出自“出租委託代理”，也就是第二種方式，有的公司管這種方式叫“房屋管家”，有的公司叫“全權代理”。

　　他以某公司不久前代理的一套房源為例，向記者詳細介紹了這種方式的運作模式以及賺取的鉅額利潤。

　　“一套四環至五環之間的兩居室，仲介一般可以2500元左右在房東處拿到房，再以3000元左右租出去，一套房凈賺500元左右。而如果採取隔間的方式，將客廳、走廊隔成小間，一個月的總房租加起來可以達到5000元。如果採取上下床位的形式，一個房間可以放4個架子床，加上客廳，一套兩居室至少可以有10個床位，按照一個床位50元一天計算，一套房一個月下來仲介可以凈賺7000元，用群租的方式一個月可以輕鬆賺到此前8倍以上的利潤。”

　　解決之道 公租房今年試點

　　群租幾乎成了業主和物業的公敵。業主論壇上不斷出現指責群租客吵鬧、亂扔垃圾的帖子，反對、抗議群租現象。不過，“群租現象的出現原因很複雜，簡單歸罪于仲介很牽強。”北京一位房産仲介高層的辯解並非全無道理。

　　方莊一家仲介人員告訴北京晨報記者，現在兩居室的房租要3000元，而本科畢業生的薪水一般只有2000元。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開始群租在一起，一套兩居室住8到10個人很正常。網友“V郵箱註冊”調侃説：“大學畢業生進入群租時代。古人説書中自有‘黃金屋’，如今書中會不會只有‘群租屋’了。”

　　事實上，為了解決年輕人的租房問題，今年6月12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七部委聯合下發《關於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提出用公租房解決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與我國以往的廉租房“只租不售、面向城市特困人口出租、只收取象徵性的房租”的特點相比，公租房作為一種過渡性的保障方式，其供應對象有所擴大，主要針對當前買不起住房的年輕人，另外有能力的地區也可保障外來農民工的住房。

　　據悉，至2010年6月，北京、上海、重慶等地已試點或制定了公共租賃房政策，北京去年開始進行公共租賃房的預申請，全年預申請家庭超過1萬戶，今年前4個月新增1100戶。根據公租房的建設和購買進度，從去年開始預申請的公共租賃房輪候家庭，最早在今年下半年開始組織配租。這正是“王偉”們翹首以盼的。

　　晨報記者 邢飛

　　■財經晨譚

　　樓市調控

　　不應僅盯房價

　　邢飛

　　“房價上漲讓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變得非常焦慮，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經濟學家李稻葵近日提出“中國樓市問題比金融危機前美國更嚴重”等新銳樓市觀點，引起各界的熱議。

　　中國樓市問題有沒有美國嚴重，還需學者們進一步論證。不過，從每天早上天通苑地鐵站外排隊人群的臉上，我們切實感受到難以言表的焦慮。

　　按照經濟學家成思危説的，“即使現在的房價降50%，年輕人照樣買不起房”。在目前高房價下，年輕人既不符合購買經濟適用房的資格，乾癟的收入也無力承受高房價，最後成為“夾心層”。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表示，世界上最最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包括美國、英國，他們的自由産權房率也就是在60%、70%左右，而我們的自由産權房率卻接近90%。低收入老百姓不可能都從房地産市場解決住房問題，需要在廉租房和公租房領域解決。

　　因此，樓市調控需要解決的絕不僅僅是高房價，而更重要的是未來房地産市場的結構需要一個制度性的框架。1998年房改以後，房地産的市場化競爭非常快，但是在這個進程中，缺失了一塊，就是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

　　“每每想到，朝氣和活力會隨著年齡和壓力而不復存在，很無奈，感覺自己像蒲公英種子飄在城市上空，其實我們真的渴望落地生根。”一位年輕的蟻族在博客中無奈地寫道。讓年輕人擺脫焦慮最好的藥方就是給他們以希望，我們的制度建設還需加緊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