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離土之後，一般至少三年才能進入生産、生活和心理的穩定期；地方政府“要完了地，還要從頭到尾管好人”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來建強 董振國 楊玉華 丁文傑

　　失地農民問題已困擾中國城市化進程多年。如今在有的地方，被切割與土地的聯絡，變為市民後，農民依然像斷了線的風箏，飄浮在城市的邊緣，不知所從。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日前在一些省區調研發現，對於失地農民安置，有的地方政府部門只是簡單地將大筆徵地拆遷補償資金一分了之，沒有充分重視其就業、養老等長遠保障和安置社區服務管理。隨之而來的是，有的安置社區賭風盛行，有的失地農民在就業和心理方面“被邊緣化”，進而引發社會治安混亂和返貧風險等多重隱患。

　　對這種安置方式，部分當地群眾稱為“要地不要人”，有受訪專家也認為屬於目光短淺、不負責任的做法。

　　多位專家建議，各地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應加快為失地農民建立健全多元保障機制，因地制宜設置管理機構，完善安置社區的配套服務和管理體系，助失地農民早日走上可持續發展軌道。

　　賭風盛行

　　在廣西南寧的城區周邊，一些村在被徵地後逐漸颳起一陣“賭風”，出現了“補償款今天到手，明天就送上賭桌”現象。

　　蒲廟鎮龍崗村地處南寧市重點開發的五象新區，全村有1.17萬人，近年來不少重點項目落戶於此，村裏一半耕地已被徵用。

　　村幹部雷志雲告訴本刊記者，村裏被徵耕地平均每畝獲得補償7.8萬元，農戶所得少則四五萬元，最多高達120多萬元。

　　得到補償款後，有的村民選擇蓋房、買車。而對有些缺乏一技之長的中年人來説，徵地款還成為其尋找賭博刺激的資本。一些來自廣東等地的賭博集團進入該村開設賭場，吸引眾多村民參賭。

　　據村民介紹，這些賭場組織嚴密，有人外圍望風，有人幫賭徒下注，有人負責食品供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組織結構。下注起點為30元至3萬元不等，每次下注，賭臺臺面上賭資從數千元到數萬元不等，賭場每天可抽得幾萬甚至十幾萬元利潤。

　　湖南攸縣幹部也對本刊記者介紹，該縣一位徵地拆遷農戶在獲得18萬元補償款後不久，花去12萬元購買了一輛家用轎車，剩下6萬元在10天內打牌全輸光。

　　在安徽池州梅龍鎮短期驟富的失地農民中間，同樣盛行賭風。一位失地農民告訴本刊記者，過去村民農閒打個小牌，幾十元輸贏很正常，徵地拆遷後，便開始豪賭了。

　　不久前，他偶然參加了一次賭博，發現輸贏增加到數萬元，“一百元的票子像紙一樣飄來飄去”，一個同村的失地農民在幾天之內就將13萬元徵地補償款輸個精光。

　　被邊緣化

　　本刊記者在各地調研了解，不少失地農民在得到安置後，表面上住上了樓房，身份也“農轉非”了，但在就業和心理等方面卻日益被邊緣化。

　　居住邊緣是失地農民安置後的普遍情況。本刊記者在福建、安徽、廣西等地看到，不少失地農民在徵地拆遷後，被安置到離城中心較遠的城鄉結合帶。一些安置房建設標準不高，加上安置社區物業管理跟不上，安置區內環境雜亂，流動人口聚集。

　　就業不穩定，是失地農民目前面臨的另一突出問題。

　　居住在武漢市東湖新區南湖社區的失地農民王勤國告訴本刊記者，自從2006年村裏承包地被徵、房屋被拆後，他和村民們一起搬進了這個失地農民集中安置區。雖然住進了樓房，身份成了市民，但工作大多沒有著落。一些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者，為了謀生，只能在路邊擺些無執照的小吃攤。還有一些人自學了駕駛技術，用補償款購買二手卡車或轎車，在附近建築工地上開起無證的“黑車”。

　　安徽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芙蓉社區也是當地失地農民集中安置小區之一，在這一帶的馬路兩邊，常年也停滿了一排排的“黑車”，車主大多是失地農民。而早晚在路邊擺設流動小吃攤點，也是失地農民謀生的重要手段。

　　此處一些小吃攤主向本刊記者訴苦説，失地後，中老年人難以找到工作，對生活沒有安全感，日子過得不如以前穩定，進城後普遍有不如城裏人的自卑感，在融入城市方面感覺比不上自主進城的農民工。

　　各地不少失地農民反映，為徵地拆遷，地方政府往往把各級幹部都動員起來做工作，一旦地徵了、房拆了，幹部們便各自散去，而失地農民在安置後遇到的很多困難，“有苦無處説，有怨無人理”。

　　安徽省池州市梅龍鎮去年因建設産業集中區開始徵地拆遷，失地農民倪春生告訴記者，徵遷時市裏抽調了工作組下來做工作，他是鄉村醫生，工作組勸他“覺悟高，帶個頭”，並承諾安置時優先選房和給予開診室方面的幫助。而他在配合完成徵遷後發現，之前承諾的那些問題都已經沒人管了，“我們被政府騙了”。

　　多重隱患

　　受訪的多位基層幹部和專家指出，“要地不要人”的安置方式已引發多重社會隱患，需高度重視。

　　首先，安置社區及周邊社會治安混亂。據南寧市公安局邕寧分局介紹，2009年以來，針對龍崗村附近村屯出現的賭博現象，公安部門已先後開展過兩次打擊行動，並當場抓獲涉賭人員達150多名，查獲涉賭現金累計有數百萬元。但在警方打擊行動過後，一個規模更大的賭場在龍崗村周邊村屯不時變換位置出現，查不勝查。

　　在安徽、湖南等地，一些失地農民的安置社區大多數房屋出租給了外來流動人員，一些安置區甚至成了流動人員的傳銷窩點。合肥市新站區的一個失地農民安置小區去年一次查獲了5個傳銷窩點。

　　其次，一些失地農民家庭矛盾加劇。南寧市龍崗村一些村民説，賭博把村裏搞得烏煙瘴氣，一些剛拿到徵地款的村民開始只是玩幾塊錢的小賭注，後來就越陷越深，越賭越大。賭博引發的家庭矛盾隨處可見。村裏甚至出現因父親嗜賭欠下高利貸最後被兒子打死的悲劇。

　　有的地方，還發生因徵地補償利益驅動的“閃婚”、“閃孕”等情況，危及被徵地人員的家庭穩定和當地計生管理。湖南長沙市雨花區的一項統計顯示，僅2009年，該區涉農街道司法所調解的因安置引發的分家析産糾紛就多達54起，近兩年此類家庭糾紛也處於高發期。

　　此外，一些失地人員“一夜暴富”後面臨返貧風險。除了參與賭博以外，一些被徵地農民由於不具備掌控較多財産的經驗和能力，在獲得鉅額補償款後往往相互攀比，盲目消費，有的給祖宗甚至仍健在的活人修造大墳大墓，很容易導致失地農民返貧。

　　多元保障

　　“一分了之”並非徵地拆遷安置的普遍情況。本刊記者在浙江、湖南等省調研發現，有的地方沒有將徵地款一次性簡單分發下去，而是適當補償和提高失地農民養老待遇，同時扶持村組織發展集體經濟。

　　杭州市蕭山區近年來調整徵地款分配方式，將其劃為三份：一份直接支付到村，由土地補償費的一半、青苗補償費和地面附著物包乾費等組成，由村集體經濟合作組織支配；二是徵地安置專戶資金，由土地補償費的另一半和安置補助費等組成，主要用於被徵地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和生活補助；三是徵地調節資金，由地段級差價組成，主要用於徵地中出現的特殊問題和被徵地農民生活補助。

　　蕭山區被徵地農民現在的基本養老待遇為每人每月510元。該區寧圍鎮新華村在過去5年裏，全村1800多畝土地因當地發展需要基本被徵用，村集體經濟股份有限公司依靠徵地補償款不斷壯大實力，集體經濟資産總計超過2000萬元，向全村3400多名村民每月發放生活補貼90元以上，免費供應15公斤大米、1公斤食用油等生活物資。

　　在湖南，一些徵地村還獲得一定比例的所徵土地，用於安置後的村集體發展。長沙市雨花區洞井街道高升村近年在徵地拆遷安置中得到了一些預留土地，一部分出租給汽車城建4S店，另一部分由村集體所有的房地産公司用來開發樓宇，吸引了星級酒店、公司總部入駐。依靠這些項目的收入，村集體向每位村民每月發放1000元的生活補助，每年不定期發放1萬～2萬元的分紅。

　　社區內外

　　湖南省長沙市洞井街道黨工委書記黃波告訴本刊記者，農民離土之後，一般至少三年才能進入生産、生活和心理的穩定期。因此，地方政府“要完了地，還要從頭到尾管好人”。

　　事實上，目前大多數地方在徵地拆遷後沒有常設機構或固定人員為失地農民服務，解決徵地拆遷的後續問題。

　　受訪基層幹部建議，地方政府應因地制宜設立專門機構負責失地農民“後安置時期”的矛盾調處和利益訴求，讓農民失地後有地方問事、有人幫忙管事。同時，還須加快建立與“後安置時期”相適應的公共服務體系。

　　有基層幹部認為，可由政府部門出資，利用失地農民安置社區場地，就近開展對失地農民的技能、文化、心理等綜合式教育培訓，切實提高其綜合素質，特別是就業競爭力。

　　失地農民安置區內部管理也是考驗著政府管理智慧的一個特殊課題。與城市的一般社區不同，失地農民安置區出租房多、人員雜亂，容易成為傳銷、賭博等風行之所。

　　本刊記者走訪了解到，許多安置社區混亂主要緣于兩個原因，一是缺乏專門管理機構，二是由物業公司管理的安置社區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

　　合肥市濱湖新區和園小區是一個失地農民集中安置的大型社區，安置了約1萬人。2010年前，該小區因缺乏管理一度成為傳銷窩點。此後，該小區引入一套“網格化”社區管理服務系統，重點摸清房屋出租信息。一年來，沒再發現傳銷窩點，社區治安環境優良，還在防火防盜、環境衛生、糾紛調解等方面有了顯著改變。

　　許多地方失地農民安置區建在城鄉結合部，治安管理機構的網絡往往覆蓋不全。基層幹部建議，要管好安置社區內外治安狀況，公安派出所應優先考慮在其附近布點分支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