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2月9日電（記者王敏）他的生活，原本離我們很遠。

　　在鄉村城市大街小巷，人們享受著生活，似乎沒有必要去了解他，認識他，記住他。

　　他活著時，也從沒想過讓人們記住他。所在單位宣傳幹事輾轉找他採訪時，他總是婉拒，他説成績不屬於他，屬於整個團隊。

　　他的一生，活在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他是一介書生，用自己的畢生智慧和心血，矢志報國、忠貞不渝；他更是一位勇士，幾十年默默為國鑄造“神劍”，守衛和平，護佑家園。

　　兩個半月前，他走了，永遠離開了他的“戰場”。

　　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前，社會各界兩千多人來為他送行，人們鞠躬、敬禮，眼噙熱淚。長長的弔唁隊伍，排頭打出“雷震海天”，是在向他的一生致敬，更是後來者的接力前行！

　　他是“兩彈一星”元勳，著名火箭與導彈技術專家黃緯祿院士。

　　有一種信仰，深入骨髓、矢志不渝

　　擺在記者面前的是兩張黑白照片，一張照片上，28歲的他在英國求學，西裝革履、英姿勃發、春風得意；另一張照片上，晚年的他面容慈祥、笑容和藹、目光清澈。

　　逝去的青春，在兩張照片間靜靜流淌。也許在最初的歲月，他並不曾想到，最終會選擇將生命和導彈緊緊相連，去擔負一個國家和民族沉甸甸的責任和希望。

　　20世紀30年代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使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一艘沿長江逆流直上的客船上，年輕的黃緯祿久久站立在甲板上，眺望滾滾而下的長江流水和兩岸青山，心情沉重，激憤難平：泱泱大國被人欺負，這究竟是為什麼，怎麼做才能振興民族，洗凈屈辱？

　　多年後，黃緯祿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最初的抱負：尋找一條可以使風雨飄搖的祖國擺脫貧窮、走向富強的道路。為此，他選擇了出國深造、科學救國。

　　1947年，從英國倫敦大學無線電專業碩士畢業的他，本可以憑藉豐厚的待遇留在國外，但他毅然回國。那時，國內內亂頻起、民生凋敝。

　　生我養我的祖國啊，積貧積弱的祖國啊，我能為你做點什麼？歸國的輪船上，黃緯祿的心情激動而又沉重。

　　回到國內，面對周圍伸向自己的橄欖枝，原本可以選擇做一個象牙塔裏避世的副教授，他卻一次次想起長江客船上的追問，並最終選擇投身實業救國，到無線電研究所任職。

　　人生有太多的“也許”，但在黃緯祿的人生字典裏，所有的“也許”都服務一個信念，那就是“祖國利益至上”。

　　1956年，北京，春寒料峭，在中南海的報告會上，黃緯祿聽到錢學森關於建議“兩彈”為主體的國防體系的報告，內心深處再次觸動。他想：新生的中國受欺負，啥時中國人自己有導彈、原子彈，腰桿子就能挺直了！

　　隨後，國家決定把一些從事科研工作時間較長、工作和導彈有些關聯的人員調入國防部五院，黃緯祿被抽調進入五院二分院，並擔任控制系統負責人，從此走上導彈研製之旅。

　　1960年11月，中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實現了我國軍事裝備史上導彈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東風二號取得圓滿成功，翻開了我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製的新一頁！

　　1966年10月27日，中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在核試驗預定地點成功爆炸，震驚了世界！

　　在此期間，黃緯祿積極參加了我國“八年四彈”等重大規劃的制定，為我國導彈事業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學習、研究、探討……在陌生的領域裏，他毫不畏懼。然而，就在事業如火如荼開展時，“文革”發生了。

　　作為技術專家，黃緯祿被扣上“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迫“靠邊站”。

　　即便如此，他仍然堅守著心中的信念。他在日記本上抄下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縱使世界給我珍寶和榮譽，我也不願離開我的祖國。縱使我的祖國在恥辱中，我還是喜歡、熱愛、祝福我的祖國”。

　　那時，他每天堅持到工作現場去，給大家倒茶水、送儀器。幹雜活時，就幫著作試驗記錄，有時把自己看到的、覺得不妥的問題帶回家偷偷計算，再把結果告訴當時有發言權的年輕人。

　　1970年初，黃緯祿迎來了事業的春天，他被安排到地（潛）地固體導彈總體部當主任，他加倍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于1982年研製出我國第一枚潛地固體導彈——“巨浪一號”，使我國具有了二次核打擊能力。

　　他和導彈打了大半輩子交道，晚年的病床上，有人去看他，他還説：“假如還有來生，我還要搞導彈……”

　　為什麼他這麼愛導彈？

　　秘書呂慧英告訴記者，他不只是愛導彈，而是愛航天愛國家。晚年時他一直念叨著要看三件事：奧運會、世博會和兩岸和平。

　　“只要有中國參加的國際賽事，黃老都要看，有一次我一大早就接到他的電話，他説中國跳水隊又得冠軍了，興奮得像個孩子。”呂慧英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