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緯祿在觀看彈上設備。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2012年2月6日上午，北京永定路，寒風凜冽。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第二研究院大禮堂座無虛席，大家正在聚精會神聆聽黃緯祿院士先進事跡報告，以此紀念不久前逝世的我國“兩彈一星”元勳、著名火箭與導彈技術專家黃緯祿同志。

　　“研製固體導彈，雖説不上能讓國家富強，但我們至少為國家做了一點點貢獻，自己也不虛度此生”。報告會大屏幕上，一幅幅珍貴的畫面再現著黃緯祿生前的音容笑貌，將這位世紀老人的科技人生畫卷徐徐展開。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光輝時刻：1982年10月12日，平靜的渤海海面上，一條噴火的蛟龍突然躍出水面，以極快的速度直飛藍天，在海天之間繪出一幅壯麗的景觀……多少人為之付出心血的我國第一代潛地固體導彈終於研製成功了！作為總設計師的黃緯祿和在場的每一位技術人員一樣，看著越飛越高的導彈，激動得熱淚盈眶。

　　“這次試驗的成功，標誌著我國成為具有自行研製潛地導彈和水下發射戰略導彈能力的國家，大大提升了我國的戰略威懾能力和大國地位。”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許達哲介紹潛地導彈發射成功的重大意義時説。

　　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爭氣彈”！

　　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愛有多深，責任就有多重！誰曾想一支竹蜻蜓幾十年後會化作一枚劃破長空的導彈，一飛沖天，震驚世界！它讓人感嘆：竹蜻蜓雖小，但同樣可以作為民族脊梁的支撐！

　　1916年12月18日，黃緯祿出生在安徽蕪湖市一個普通教師的家庭。上小學時，黃緯祿和同學們最喜歡玩竹蜻蜓，看著一隻只飛向空中的竹蜻蜓，黃緯祿突然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把許多竹蜻蜓組裝在一起，底下放個炸彈，讓它飛到敵人的陣地上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在南京上大學的黃緯祿和他所在的中央大學被迫一起遷往重慶。站在輪船的甲板上，望著滾滾而下的長江水，黃緯祿心情沉重：泱泱大國為何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欺負？輾轉求學和參加工作幾年後，黃緯祿毅然選擇了出國深造，走科學救國的道路。

　　在英國留學期間，黃緯祿親眼目睹德國V1、V2導彈對倫敦的轟炸，見證了導彈的威力。在這期間，黃緯祿有機會參觀了英國繳獲的一枚德國V2導彈，成為較早見到導彈的中國人之一。看著眼前這個大傢伙，黃緯祿的腦海中閃現出一個念頭，要是中國擁有了導彈，日本帝國主義就不敢再侵犯我們了！

　　1957年，黃緯祿和戰友們遵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鐵律，走進剛剛成立一年的中國導彈研製機構——國防部五院，開始了共和國導彈研製的征程。

　　中國導彈的研製是從仿製開始的。正當仿製工作進入關鍵時刻，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了全部專家，給中國的導彈科研工作造成了無法想象的困難。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爭氣彈”！

　　作為導彈控制系統的負責人，面對巨大的困難和挑戰，黃緯祿如饑似渴地利用一切時間從基礎學起，常常挑燈夜戰。

　　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連續攻克了導彈飛行中彈體彈性振動等系列技術難關，參與了我國“八年四彈”等重大規劃的制訂，為我國導彈事業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我國涉及導彈與火箭技術的眾多學科和技術領域都還處於空白的狀態下，他主持突破了我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系統的仿製關、自行設計關，相繼解決了遠程和多級導彈的液體晃動、級間分離及各種制導、穩定方案的理論和工程技術問題，使我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技術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1960年11月，中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實現了我國軍事裝備史上導彈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東風二號”取得圓滿成功，翻開了我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製的新一頁！

　　1966年10月27日，中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在核試驗預定地點成功爆炸，震驚了世界！

　　10年時間，黃緯祿和戰友們發揚自力更生和勇於登攀的精神，讓中國導彈事業取得了被外電評論為“像神話一樣不可思議”的巨大進步。

　　鑄中華神劍，挺民族脊梁

　　信念堅定，步伐就會更堅定；膽識驚人，成功就會更驚人。黃緯祿的信念和膽識凝聚成一個新目標：一定要把中國的潛地固體戰略導彈搞出來！鑄中華神劍，壯民族之膽！

　　天有不測風雲。“文革”中，黃緯祿和其他長期工作在一線的技術領導一樣，被扣上“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迫“靠邊站”。

　　但他始終放不下自己熱愛的導彈事業，為鼓勵自己，他把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抄錄在筆記本上：“縱使世界給我珍寶和榮譽，我也不願離開我的祖國。縱使我的祖國在恥辱中，我還是喜歡、熱愛、祝福我的祖國”。

　　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裏，黃緯祿忍辱負重，每天堅持到工作現場，給大家倒茶水、送儀器、幹雜活、做記錄，以便多接觸技術工作，多提工作建議，想方設法使我國的導彈事業少受一點兒損失。

　　當時，中國雖然擁有了液體地地戰略導彈，但液體導彈準備時間長且機動隱蔽性差。面臨超級大國的核威脅與核訛詐，中國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製從潛艇發射的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勢在必行。

　　1970年，黃緯祿臨危受命，擔綱我國第一型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巨浪一號”的總設計師。

　　研製初期，面臨起點高、難度大、無資料、無圖紙、無仿製樣品等許多困難，黃緯祿用技術實力和人格魅力組建並帶領年輕的團隊，勇敢地向困難發起挑戰，大大加快了“巨浪一號”的研製進度。

　　在研製過程中，黃緯祿帶領團隊大膽提出了“臺、筒、艇”三步發射的研製程序：第一步在發射臺上做試驗，第二步在陸上發射筒中打導彈，第三步在艦艇上打遙測彈。這一程序大大簡化了試驗設施，節約了上億元的研製經費和大量的時間，開創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潛地導彈研製方法。

　　為了獲取導彈水下基本力學參數，進行模型彈投入水中入水深度的試驗是一個必經的步驟。模型彈重約10噸、長10多米，如何投入水中、投在什麼地方，是一個困擾大家的難題。

　　黃緯祿知道，光靠計算數據説服不了別人，必須有“奇招”。1970年7月的一天，人們看到，在新建成不久的南京長江大橋上，停放了一台巨大的吊車。似火的驕陽下，黃緯祿和試驗隊員們光著膀子，反復以各種姿態將模型彈投入水中。最終，黃緯祿和戰友們用一身的痱子換回了大量的有效數據。

　　1982年秋，在潛地固體導彈遭受第一發失利時，試驗隊員們忐忑不安。第二發能否成功，試驗隊人員認識不一。

　　在預定發射的當日淩晨，上級又打來電話，建議推遲發射，這使黃緯祿更加難下決心。可以説，在每一次大型飛行試驗前，他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生怕由於自己決策上的失誤給黨和國家帶來不應有的損失。今天，面對這樣的複雜局面該怎麼辦？如果堅持按原計劃發射，一旦發生問題，自己要承擔全部後果；如果推遲發射，自己固然可以不擔風險，但禁航期限將滿，而且海上條件越來越不利於發射，將給黨和國家帶來重大損失和難以挽回的政治影響。經過再三的分析、比較、權衡，他終於站起身，拿起電話向上級報告：“我認為發射條件已經具備，不宜推遲。如果上級決定推遲，我執行命令。”最後，上級同意了黃緯祿的意見，按時發射。

　　發射成功後，人們更加敬佩黃緯祿置個人得失于度外，從實際出發，以事業為重，勇敢決斷的驚人魄力和無私無畏的高尚品德。

　　“巨浪一號”潛地固體戰略導彈發射試驗的成功，使我國擁有了應對核威脅與核訛詐的有效反制手段，讓中華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硬、更直！

　　把責任留給自己，把榮譽讓給他人

　　黃緯祿對各種獎勵總是“退避三舍”，他説：我雖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績，但不是我個人的。航天工程不是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成績面前，要儘量考慮別人的貢獻，失敗了，要儘量考慮自己的責任。

　　他創造性地提出“有問題共同商量、有困難共同克服、有餘量共同掌握、有風險共同承擔”的“四共同”理念，並將之作為管理之道、為人之道——把責任和風險留給自己，把余量和榮譽讓給他人。

　　“巨浪一號”研製初期，研製單位涉及全國19個省市、10個工業部門；主要組成橫跨5個研究院、3個研製基地，承擔任務的單位有109個。由於首次研製心裏沒底，看似簡單的一個指標，每家單位都留足自己的余量，結果導致總體上超標。

　　在各單位各執一詞相持不下時，黃緯祿果斷決定召開首次總師擴大會，他要求大家都把余量拿出來，再分散難點。在分散的難點中，有的單位可能要承擔一些極端情況下的風險，黃緯祿明確指出，這樣的風險要共同來承擔，不能在出了問題時相互指責、埋怨。

　　黃緯祿大力倡導的“四共同”原則，如今已成為航天系統工程管理思想在實踐應用中的“金科玉律”，成為航天系統工程協同工作、解決問題的法寶。　　

　　在“巨浪一號”前期的幾次試驗中，因為導彈超重，射程達不到設計要求。經過分析，是控制系統根據總體給出的各個分系統的最大偏差來進行倣真，將某指標值設計為實際值的5倍，使系統總體不堪重負。最後，黃緯祿拍板，將指標設計用量調低。在作決策時，黃緯祿強調：有責任我負，成功了是你們的。

　　在“巨浪一號”試驗的關鍵階段，黃緯祿經常感到體力不支，不得不去醫院檢查。長長的診斷單讓醫生都感到十分詫異，眼前這個消瘦的人到底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會落得這一身的病——十二指腸球部潰瘍、輸尿管結石、心臟病等。

　　當時已經66歲的黃緯祿由於過度操勞，體重少了11公斤。有人説，黃老總這是“剜”肉“補”導彈，11公斤相對於動輒以噸計算的導彈來説算不了什麼，但是將這血肉補在導彈上，成就的卻是一個民族的希望和驕傲！

　　在主持召開總師擴大會的一天晚上，黃緯祿開始發燒，並且出現便血。這是長期胃潰瘍引起的胃出血，如出血量大，往往會發生失血性休克，若搶救不及時可能危及生命。黃緯祿很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也明白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但他想到，自己作為總設計師如果不參加會議，許多問題定不下來，下一步工作就不好開展。於是，他自己想出了解決的“辦法”，悄悄地讓秘書到醫院要點止血藥，並再三叮囑秘書“我的病不許跟別人説”。

　　就這樣，“有辦法”的黃緯祿靠著止血藥，強忍病痛主持會議，直到5天的會議開完，他才去醫院檢查治療。

　　品德比技術更重要

　　作為“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我們本以為黃老會把技術放在第一位，而他時常念叨的卻是：品德比技術更重要。從黃老那裏，同事和家人收穫最多的是平等和尊重，體會最深的是關愛和幸福。

　　黃緯祿雖是一位長期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老專家,卻時時處處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嚴格要求自己，做到身正為范，並不斷啟發和影響身邊的每一個人。

　　在年事已高居家養病時，黃緯祿還時刻惦記著導彈事業。航天系統的技術專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企事業單位的團員青年、試驗基地的軍官士兵、附近學校的老師學生時常登門求教，他家裏有時就成了辦公室和課堂。

　　每有重大試驗或關鍵節點，黃緯祿還常常親臨一線，甚至遠赴試驗基地，現場指導。他一直關心航天事業發展，積極參與載人航天和嫦娥工程論證，獻計獻策，發揮餘力。

　　黃緯祿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曾有一位素不相識的青年，寫了一篇數論方面的文章向他請教，他不懂，便親自去找另一位老專家幫忙，那位專家也不懂，他就又去求教別人，使那位青年深受感動。

　　上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上流傳著“搞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説法，航天科技人才流失嚴重。黃緯祿用言傳身教挽留了許多人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今已成為導彈研製隊伍的骨幹力量。

　　黃緯祿始終將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作為人生格言。人們至今還依然記得黃緯祿的“三個三”——

　　在基地三條要求：和大家一起排長隊買飯，一起搞衛生，一起掃廁所；出差三條要求：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飯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覺就行；用公車三不許：自己私人外出不許用車，接送親友不用車，家人有事不搭車。

　　1970年，黃緯祿被調到離家25公里外的單位工作，他服從事業發展的需要，二話沒説就去報到了，每天騎自行車往返50多公里上下班，披星起，戴月歸，從沒遲到早退。

　　黃緯祿對家人一樣要求嚴格。他自1965年住進現在的住所，其間有3次機會可以搬進將軍樓、部長樓、院士樓，但他堅持不搬，一住就是近半個世紀。

　　大女兒黃道群回憶説：當年單位還是部隊建制的時候，水電費都不用自己家交，那個時候家裏有電熨斗，但父親從來不允許我們用，直到每家自行交水電費時才允許我們用電熨斗。

　　2010年，黃緯祿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從前，但他仍然堅持每逢客人來訪，都會讓女兒幫著穿戴整齊，坐在沙發上恭候。客人走後，女兒立即把他架回房間，這時候他往往已經累得精疲力竭。

　　2011年，有一個外地來京的大學生暑期“兩彈一星”紅色夏令營希望黃緯祿能為孩子們題寫贈言，當時他的手抖得厲害，基本沒法寫字，女兒已經婉言謝絕。黃緯祿知道後，不忍拒絕夏令營老師和孩子們，在女兒幫助下非常艱難地寫下贈言——“弘揚‘兩彈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復興重擔”，滿足了師生們的願望。誰料這竟是這位世紀老人的絕筆！

　　“如果有來生，我還願意搞導彈研究。”2011年11月23日，帶著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和熱愛，帶著對導彈事業和家人的無限眷戀，黃緯祿走完了自己的導彈人生。

　　黃老走了，帶著永恒的笑容。因為：他鑄造的導彈武器，已成為國之劍；他留下的崇高精神，已化作劍之魂。

　　五版刊登評論員文章：《愛國創新的時代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