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10日，中美第三次戰略與經濟對話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對話前夕，被提名為美國新任駐華大使的駱家輝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投資壁壘提出了嚴厲批評，並被媒體戲稱為是上任前的“殺熟”之舉。

　　很顯然，在繼中美第一次戰略對話正式搭建了“表演舞臺”、第二次戰略對話正式搭建了“演奏曲目”之後，面對中美第三次戰略對話，各國媒體似乎更關注雙方如何憑藉功力“過招”現存的種種矛盾與分歧。

　　不容置疑的是，2009年正式成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發展至今，雙方除積澱了大量對話成果之外，也到了一個雙方必須直面分歧的“矛盾多發期”階段。具體來説，三次戰略對話所延續或新增的種種分歧——諸如匯率、投資環境、金融體系、軍事安全等問題，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有一個共識，都需要在雙方對話中加以解決。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些被稱之為“劍拔弩張”式的矛盾與分歧？

　　如果把戰略對話中的“矛盾”看作是涉及雙方核心利益的話，類似“矛盾”議題雙方彼此已達成一些默契。基於兩國關係大局的認識，類似“矛盾”雙方都已無意觸犯，甚至這些“矛盾”早就轉化成為雙方的“大共識”。中美對話中剩下的所謂“分歧”，顯然都是雙方深度合作中的新摩擦，但這些基本不會影響中美關係全局。

　　回頭來看，匯率問題依然是第二次戰略對話“遺留”下來的老話題。經過1年多的磨合，雙方的立場都很清楚，實質上已經有了“共同見解”。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基於自身經濟發展考慮，逐步掌握了主動權，沿著自己的主權軌道“有節奏”地升值，展示了一個新興發展中大國的自信。同樣，美國最新批評的中國投資環境問題，顯然不是中國“有意”為難美國公司，這些都是兩國經濟實力變化的結果。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處於一個轉折期，處於“産業升級”階段，已不再是改革開放初期通過諸多優惠“吸引外資”的投資時期，中美企業在中國乃至全球正面臨從“互補性依存”到“競爭性合作”的角色轉變，美國顯然“明顯感受”到了兩國高科技領域競爭上的壓力，這是兩國經濟實力變化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國家所謂設置政策壁壘的原因。

　　從中美關係新定位——“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背景來看，中美第三次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在“大共識”的前提下進行的。這也就意味著，任何阻礙兩國關係發展的種種分歧，不過是兩國“主動合作、更加對等”夥伴關係發展中的摩擦，都需要雙方在逐步適應實力變化下的“新角色”中加以理解與認可。

　　中美關係發展的歷程表明,解決問題、分歧和差異，遠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這個平臺，無疑承擔了讓彼此更趨於“接納、認可、信任”對方的具體使命。

　　（《廣州日報》2011年5月9日　 星期一　 A6：要聞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