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於佐治亞州平原領的一個農場主家庭。他有一位在美國海軍服役的舅舅戈登。戈登在上世紀初，曾從中國寄給幼年吉米無數明信片，這開啟了他對中國的嚮往。卡特年輕時也擔任過海軍軍官，曾數度隨艦訪問中國。他對《財經》表示，他不認同“中國威脅論”，因為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與中美競爭截然不同。

　　作為在歷史轉折關頭，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核心人物，卡特細述了當年堅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艱難歷程。他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經以完全秘密的方式，激烈地“討價還價”，最終達成協定。三天之後，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也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這兩起影響中國命運的大事件幾乎同步發生，絕非歷史的偶然。

　　卡特回首往事稱，甚至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就看到了中國的未來一定會直接影響美國。歷史證明了他的預見。

　　與鄧小平談判

　　《財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在美國並不是件“政治正確”的事，你甚至還為此被聯邦參議員戈德華特以違憲罪名告上了聯邦法院，是什麼令你甘冒這樣的政治風險？

　　卡特：我年輕時就去過中國，我看到了中國發生的變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10月1日也是我的生日（難怪鄧小平説我跟中國有不解之緣）。我也看到了美國政界高層內部的努力，喬治馬歇爾將軍和其他人試圖讓美中關係變得更和諧。但當我上任的時候，這一政治運動陷入了停滯，關係止步不前。

　　尼克松總統訪華時（1972年）曾宣佈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但是他並沒有明確是哪一個，在美國就默認還是台灣，因此中美關係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我看到了中國未來一定會直接影響美國，甚至在當選總統前，我就清楚地看到了這點。我出任總統後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實現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與中國建交，為此我做了很多準備。

　　我很幸運。我認為有鄧小平這樣無可爭議的領導人，對美國和中國而言都是萬幸。我就職不久，我們就開始談判。1978年，他和我之間有過非常激烈的“討價還價”，談判是通過中間人以完全秘密的方式進行的。最終，在1978年12月15日，我們宣佈達成協定。三天之後，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也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我認為這兩個事件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的開放及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幾乎是同步發生的。

　　我從未懷疑過，美國和中國共同合作，盡力做朋友，對我的國家、對亞洲、對整個世界而言都是最佳選擇。

　　《財經》：美國有不少人對中國的崛起表示擔憂，這是否使你為自己曾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扮演的角色産生悔意？

　　卡特：不。自從我卸任進入卡特中心，我們的主要目標之一以及所做的努力，就是改善中美關係，克服雙邊分歧，確保中美之間的爭執不會嚴重到使美國與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關係交惡。

　　摩擦和齟齬都是必然的。我想説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批評集中在人權方面。但1981年訪華後，我看到中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此前，中國人不能經商、不能保障私産安全，也無遷徙自由。中國也缺乏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聖經》不能發行。中國與外界的關係非常緊張。但現在與25年或30年前相比，中國在人權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當然美國和中國的雙邊關係還有不少問題。

　　我昨天（在愛默蕾大學）給學生們上課，我認為人權不僅限于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和司法獨立，還包括有居住權、生存權、接受教育和享受醫保的權利，以及就業的機會。這些權利在我們的國家也沒有得到充分保障，就像言論自由、黨際政治協商等一些這樣的權利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保障是一樣的。我們有權利和義務互相批評，但是這並不意味干涉彼此的內政。

　　《財經》：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你説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只有一個，我們承認的是一個簡單事實。但這個決策遠不止是承認一個事實而已。”你這段話的意思是什麼？

　　卡特：我的意思是，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意味著這種新的關係將對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和進步産生影響。我當時低估了中國經濟在這之後的強勁增長以及中國外交和政治的發展。如今，我所到之處，不管是拉美還是非洲的國家，到處都能看到中國的參與和影響力年復一年地增長，這是我沒料到的。我低估了鄧小平當初實施的改革開放所産生的效益。

　　《財經》：很多中國人認為美國《與台灣關係法》和對臺軍售，與中美此前發表的幾個聯合公報中的關係正常化精神相抵觸。你怎樣看待這些觀點？你在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時曾表示了不滿，回頭看歷史，你認為這對美中關係産生了什麼影響？

　　卡特：我曾公開説過，也在文章中寫過，目前的對臺軍售與我當初代表美國做出的承諾有所違背。我也曾私下與幾位總統談及我的感受。比如，當喬治布什對臺出售F16戰機時，我感到這違背了我對鄧小平做出的承諾，即我們只向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而我對鄧的理解是中國政府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這是我們當時做出的兩項承諾。

　　當然，我認為在評估中國是否以和平方式解決關於台灣是否中國一部分的分歧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態度。現在兩岸關係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我認為我們的政府在售臺武器的性能上超出了我的預期，一些售臺武器實質上已經算得上是進攻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