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財經》雜誌封面圖。

　　信念，是對某一理念或人生某一目標的堅信和執著追求，是為實現這一理念或目標不懈奮鬥的堅強意志。

　　中國信念，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勝利的堅定信念，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定信念！

　　中國信念不只是熱切的渴望，更不是空虛的信仰，而是基於歷史軌跡、現實狀況、時代趨勢科學系統分析而揭示的客觀規律，是實現中國崛起偉大目標的堅定信心和堅強意志。

　　——摘自《中國信念》“前言”

　　■ 環球財經記者 林鷹

　　從1996年一本名為《中國可以説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在如今“百度百科”上描述為“由幾個文學青年‘鼓搗’出來”的書籍開始，到2008年的《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再到今年初由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英文翻譯的張維為撰寫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對於中國的思考，已經開始從當初濃烈的對外民族主義情懷，逐漸過渡到對中國經濟、文化制度本身的理性思考上來。而10月底，一本名為《中國信念——直面八個關注熱點》的著作即將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作者，是現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紀委書記尚勇。此前，他曾歷任科技日報社社長、科學技術部副部長等職。

　　10月15日，一個週六的上午，尚勇書記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劍、環球財經雜誌社副社長彭曉光，就《中國信念》一書展開了一席暢談。

　　中國的經濟奇跡源於政治制度優勢

　　實際上，面對中國創造的世界經濟奇跡，一些不贊成中國政治制度的人，也不得不在事實面前承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深層原因，是得益於中國的政治制度。甚至“歷史終結”理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開始糾正自己的某些觀點。2009年9月，福山在接受日本《中央公論》雜誌採訪時表示：近年來中國這一“負責任的權威體制”的發展表明，西方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2010年12月福山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採訪時又説：“中國模式”有其顯著的特點，這些年中國作為大國所進行的外交努力和承擔的國際責任，讓任何人都不能忽視中國的發展。客觀地説，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政治發展道路、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是由這個國家的國情和性質決定的，與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政治經濟狀況和民族文化傳統密不可分。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産物。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比較都表明，儘管這一制度體系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總體上適合中國現階段基本國情，也適應於越來越開放的國內外環境，還能有效應對各種內外挑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顯示出巨大的發展優勢和獨有的競爭優勢。我們要從“言必稱西方”的教條式迷信中擺脫出來，以客觀公正的態度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巨大的優勢、強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發展前景。

　　——摘自《中國信念》第二章“政治制度的優勢”

　　尚勇：我寫這本書是受到張維為《中國震撼》的啟發，從書中可以看到作者對中國滿懷深情，讀後感到意猶未盡，因此萌生了寫《中國信念》的念頭。我們現在所講的“中國信念”，實際上是一個大概念，説白了，是對“中國製造”模式的信念。表面看來是模式，內在而言是制度決定了模式。一個國家要繁榮昌盛，前提是她的公民必須要對這個國家有信心。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和歐洲的債務危機，表面看起來是經濟危機，實質上是制度危機。北非和中東也是由制度變化而引起了動亂，包括在原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中發生的所謂“顏色革命”。我們要思考的是：在世界動蕩的情況下，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如何實現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進步，有目共睹，儘管也同時存在著各種質疑，但不可否認，這確實是人類的奇跡。因此國內和國際上質疑的聲音，就集中到“這個奇跡能否持續”上來？人們在思考：這到底是政策的短期效應，還是制度的長期效應？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奇跡是兩回事，中國有相對先進的經濟模式，但是也存在著相對僵化的政治體制。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中國真正的奇跡到底源自哪？我認為，核心就是我們的政治制度，當然也包括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

　　陳劍：確實大家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就是中國奇跡是否能夠持續的問題。比如今年國務院發展中心的重大研究課題之一，就是“中國會不會跌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即像南美那些中等發達國家一樣，進入到發展的瓶頸期。

　　尚勇：這就涉及到研究方法的問題，必須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是系統的辯證思維，西方文化則是把整體解構成局部，然後假設各種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的結果是很片面的。中國的系統思維是從縱橫的大系統出發的，講大一點，叫做天人合一。所以分析中國的經濟奇跡問題，要從歷史的角度、全球的角度來講。

　　這個問題好寫又很難寫。難寫是在於：第一，不能搞成政治説教，要從歷史的角度、客觀的角度來説，不能靠説教服人，而要以理服人。大家對這個問題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觀點，這個時候就要提出“理”的科學性，所以要從發展的角度、歷史的角度、整體的角度、客觀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體現客觀要展現出大量的事實，事實要有中外的比較，同時還要從發展規律上來分析這個事實。光是唱讚歌是不行的，必須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看問題是否可解，怎麼解。這是個辨證的信念。

　　彭曉光：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奇跡是如何取得的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是：政治制度比較穩定，集中力量辦大事，再結合市場經濟，從而取得了這一奇跡。但社會上還有“普世價值派”，他們實際上認為是西方的制度製造了中國奇跡。“普世價值派”的觀點是：中國是因為在過去的30年融入了西方、學習了西方的經濟體制和做法才取得了現在的成就，但是如果政治上不改革成西方體制，奇跡就不能持續，終究會出大問題。在這一問題的論戰中，目前比較普遍的就是這兩派觀點。

　　尚勇：確實，“普世價值派”對於西方還是帶有崇拜的，而這種崇拜也並非沒有依據，因為西方曾經出現過奇跡。我在《中國信念》一書中從八個方面來講，涉及整個模式與製造，構成一個整體，並且重點談到了兩個熱點問題，其中之一是中國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實際上是政治模式的一部分；另外一個就是大家都關注的腐敗問題，在這方面一些輿論似乎尤其悲觀。

　　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國從一個不發達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還不算強國，但也是一個大國，這是什麼原因？中國的強勁發展勢頭能否持續？能否從一個經濟大國發展成一個經濟強國？我們需要把面臨的挑戰説出來，這樣也就明晰了現在存在的問題。為什麼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可持續的？這是因為我們有成為經濟強國的優勢：巨大的市場能夠容納眾多的勞動力；區域梯度差異能夠讓巨大的勢能不斷在內部釋放；中國同時也是人才大國、科技大國。如果現在由投資驅動和資源消耗的推動改為創新驅動之後，動力還會持續很長時間，這就面臨著一個轉型的問題。

　　當然，最後還要引入政治制度的優勢，政治制度除了保障性，還有一個政策持續性，本身來講還有資金的強大支持。尤其是我國的資本市場還處在初級階段，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如果資本市場發展起來以後，這個杠桿可以放大很多倍，將會給中國發展帶來很強的動力。這個動力不像拉美國家那樣是一個外力，這個動力是中國內在的。無論是拉動力、推動力、驅動力，中國都非常強勁。

　　直面問題，制度優化

　　大家深知穩定是福，動亂是禍，沒有穩定什麼事情也幹不成，人心思穩、人心思安、人心思發展，是大勢所向、人心所向，維護穩定是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心聲。對此，美國記者埃裏克李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認為，一些西方人企圖在中國爆發一場顏色革命是癡心妄想。這是因為，中國不斷通過市場經濟實現高增長率，並在維護國家政權的同時確保社會公正與安定，因此中國沒有發生顏色革命的可能性；假設在中國發生這樣的革命，只會給中國人和世界帶來災難。我們要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協調社會關係，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應對社會風險，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從根本上凝聚民心，化解民怨，讓別有用心的國家和組織無縫可鑽。

　　——摘自《中國信念》第五章“和諧社會的奏鳴”

　　陳劍：我認為現在這個時候尤其值得研究中國模式。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三十年，碰巧此時，歐美面臨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中東、北非也出現動亂。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們不妨對兩種制度做個比較，從中研判優劣。我認為，上述地區出現的危機與動亂，是制度出現問題的表現。是國家控制資本還是資本控制國家？當資本控制國家的時候，政治人物也就成為資本的代言人；當貧富差距太大的時候，民眾也會佔領華爾街、佔領華盛頓。所以，我認為我們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兩種模式，更應從政治、文化、民主的角度來看。

　　尚勇： 那麼如何入手呢？我在《中國信念》中就是從中國的經濟奇跡開始入手，逐步引入政治體制、優勢、文化優勢等其他方面，同時提出挑戰和問題，並闡述我們如何迎接挑戰、發揮優勢，完善和發展我們的模式。在問題方面，書中也沒有諱言政治層面的問題，同時也談到經濟體制一些方面的問題，比如在企業制度方面，企業作為市場主體，部分央企還是官本位實體，沒有實現市場主體地位；另外，作為經濟的核心構成部分，我們的金融體系還十分脆弱；再者，從産業體系來講，産業體系陳舊，仍屬於工業化初中期階段，尚未實現知識産業為主體的模式；同時，在宏觀管理體制上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宏觀調控的理想模式是對的，但在具體方法上還有待改進。

　　陳劍：我認為，中國在應對“非傳統安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在金融安全問題上缺乏相關戰略。我們的金融體制學的是西方，現在西方出現了危機，我們在危機處理上也受到亦步亦趨的掣肘。

　　尚勇：這些年來全球最大的創新其實並不是科技的創新，而是金融的創新。我在書中第二章談政治制度的立足點是——社會發展的核心是生産力問題。哪個制度適應了生産力的發展，哪個制度就是有優勢的制度。資本主義的真正形成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也是開始於英國，當時的政治制度和生産力十分契合。之後，德法的制度在英國的基礎上進行了很多改良，於是歐洲的經濟發展重心從英國轉移到德法；美國的制度比歐洲更前進了一步，所以在引入了歐洲先進技術之後，也形成了生産力發展的強大制度保障和驅動力。

　　如今歐美國家出現的金融和債務危機，實質是制度危機，因為西方崇尚個性化，為了制衡就形成了利益集團的博弈，其過程中有很多急功近利和短期行為，需要犧牲很多利益來保障利益集團的利益，這恰恰與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是不匹配的。中國的制度不是照搬前蘇聯的，而是基於傳統文化建立起來的。從理論上來講，中國共産黨是沒有利益集團的，是為了絕大多數百姓來謀利益的，所以在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設計上都是以此為核心，於是我們擁有了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的基礎。我們的政治優勢關鍵在這裡。在西方選舉制度中，一個任期是四至五年，這個在政策設計上是一個短期行為。而在當前危機中，中國可以有一個比較連續性的政策。

　　但是，理想和現實之間還是有差距的。首先，比較集權的領導方式，很容易受封建殘余的影響，同時引入了一些西方已經過時的東西也會産生問題，西方的政治制度與生産力是一直在進行磨合的，中國的制度和生産力也需要一步步的磨合。但中國的磨合是滯後的，這就形成了國民的觀念滯後，包括一些官員的觀念也跟不上。但這不是本質問題，我們的制度本身是好的。我在書中的最後拋出了一個最敏感的問題：中國是否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有些人一提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就是鼓吹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但是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完全私有制等等和中國的文化本質根本不相符。我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要改革帶有封建殘余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掉那些與中國共産黨理想的制度中不相符合的東西。中國的民主模式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民主模式，但是在具體實施上還有很多不足。另外，企業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默契問題、人治問題等等，都是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中需要去直面的問題。

　　其實，任何制度沒有一個明確的分界，歐美的制度為何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保持著良好運作？因為它吸收了許多優秀的制度設計，包括社會主義制度，比如在勞資關係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上，甚至以前他們總在抨擊的計劃經濟問題，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的政府干預越來越多，這恰恰是社會主義的方法。所以，我們的制度是很好的，但是為了達到理想狀態，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是千萬不能把人家不要的東西又搬來我們這裡。

　　林鷹：在這次佔領華爾街的運動中，有一個標語是“我們要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尚勇：其實美國那些年輕人對社會主義也不了解，他們只是從實用主義出發，認為社會主義是“大鍋飯”，不會有失業，不會餓肚子。但是在西方，金融寡頭控制國家的現象確實很嚴重。美國的這輪抗議勢必將導致美國政府在制度上有很大的改變。他們的制度慣性很大，但是不像中東、北非那麼脆弱。所以我們在進行制度改革時需要格外注意，應在如何穩固基本制度的基礎之上進行改革。

　　陳劍：現在歐盟也在政治上做文章。歐盟拉出了“三駕馬車”來解救歐洲債務危機：第一是加大歐洲央行的力量，第二是加大歐洲穩定基金的力度，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呼籲成立歐洲統一的財政部。歐洲有統一的金融政策但是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致使各國財政政策混亂，赤字遠遠超過警戒線。

　　尚勇：表面上看，這些解救措施是經濟層面的措施，實際上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良。首先，原來傳統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政府不干預企業和市場，但是現在必須加強計劃；第二，原來是局部調整，現在必須從整體上系統地進行改革；第三，以前的政策都是短期的，但是現在生産力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持續性很強，不進行這樣的調整是根本不行的。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兩黨制，輪流執政是受利益集團的利益驅動。

　　陳劍：不久前我去希臘的時候，那邊危機正鬧得兇，但是我看到遊艇一大片，最便宜的十萬歐元，最貴的要上億歐元，老百姓是很富有的，但是政府窮得叮噹響。老百姓的福利又好，因為政府一屆一屆為了選票做出承諾，導致福利水平只能上升不能下跌，等到真正出現危機的時候，政府就無能為力了。

　　尚勇：所以《中國信念》要傳遞的信號是，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強國，涉及的要素很多，不能只看經濟一個指標，還要看能否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包括解決西方解決不了的貧富差距問題。我們的社會要有抗擊風險的能力，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中國能否應對這個挑戰。

　　文化傳播需要包容與技巧

　　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融化在華夏民族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範之中，且內化為國人的一種文化心理和性格，並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特別是精神生活的諸多領域，從而成為制約世人思想行為和日常生活的強大力量。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品質，在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改善社會道德風尚，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並且對世界文明産生積極影響。羅素説：“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若能夠被全世界採納，地球上肯定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

　　——摘自《中國信念》第三章“中華文化的魅力”

　　林鷹：您在書中提到，我們必須形成我們自己的CNN和BBC這樣具有國際品牌影響力的互聯網和電視媒體。

　　尚勇：現在我們的外交影響力比較大，但是在輿論和經濟影響力上比較弱。我在美國的時候發現，我們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受眾仍相當有限。別説是美國的一般民眾，就是美國的議員有70%以上都對中國不了解。哈佛大學有80%的教授沒有來過中國，並且對中國的誤解很深。我們現在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這是一個好的趨勢，我們需要考慮怎樣從經濟上帶動文化的擴展。老外一買“中國製造”就知道這是中國貨，這是好事。我們也應致力於像“中國製造”那樣，將中國的文化有效傳播出去。

　　陳劍：這裡涉及到內容和傳播手段的問題。美國實際上是把文化作為産業來運營的，比如影視、圖書、新聞；傳播又通過多種手段：如影院、多媒體等。

　　尚勇：在這種“寓教于樂”的傳播手段和方式上，美國人研究得還是很深的。我在美國時和美國人討論道：“你們的核心價值觀就是人權和自由、普世價值，其實我們中國的價值觀也包含這些啊，中國共産黨正是從追求民主、爭取自由而建立起來的。但是我們與你們有一點非常不同，那就是我們追求的是共同致富。”現在我們在中國文化傳播上所面臨的一個困境是國內的人不想聽，因為“假大空”的説教太多，而國外的人又聽不懂。

　　彭曉光：對於話語權這個問題，我們也經常和國外交流，感覺難度比較大。美國在1890年超過英國的時候，當時的話語權還是很小的，而歐洲的話語權依然非常強大。無論是在美國人自己的心態中，還是從歐洲人的視角來看，美國就是一個暴發戶，當時美國的資本家都熱衷於把女兒嫁給歐洲的落魄貴族，以換取身份和地位。這一歷史現象表明，雖然話語權是伴隨著硬實力的消長而消長的，但是慢于硬實力。一戰的時候，美國在世界上仍沒有話語權，直到二戰期間才逐漸有了話語權，而那時的美國經濟、軍事已經非常強大，遙遙領先了。目前放眼全球的傳媒體系，不單是我們中國的軟實力不強，法語、日語、德語體系的也不行，惟一強大的就是英語傳媒。

　　尚勇：這是一個理念問題。日本曾經是一個典型的暴發戶，把洛克菲勒中心都買下來了。當時一些美國學者説日本幾個財團就可以把整個美國都買下來，但是我們看到，對此美國人整體還是比較坦然的、包容性很大。

　　所以文化是一個技巧性很強的問題。無論是什麼價值觀，總是要找出一些能與人産生共鳴共振的東西。美國在傳播其價值觀的時候，不是搞説教，而是寓教于樂、潛移默化。其實中國文化的內涵很適合當前世界人民的思想需求，但是我們還缺乏有效的挖掘和傳播手段，媒體載體也不夠強大。

　　西方民主並非普世價值

　　1945年6月，毛澤東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提出的中國共産黨能否跳出歷代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時稱：“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路就是民主。”新中國的成立，建立了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使中國實現了從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政治、近代以來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敗嘗試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偉大跨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實施，使中國人民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憲法依據。但新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在探索中也走過彎路，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1989年的“政治風波”，都是我們永遠應該汲取的濫用民主的悲慘教訓。這種“大民主”的背後，往往是一批極端主義者、投機主義者跳出來，欺騙迷惑公眾而擾亂秩序、動亂社會。

　　——摘自《中國信念》第六章“中國民主的特色”

　　彭曉光：要承認我們的文化要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世界中成為主流的難度還是很大的。

　　尚勇：我對此很有信心。因為就像前面談到的，從工業文明開始，西方的理論基礎是還原論，即把事物分解成局部，用定量、定性的假設條件來研究問題。我們則是整體的研究。整體研究的短板在於因為太模糊了，沒有量化和數據化，人家就很難産生信任。

　　如何把短板加強？比如説中庸之道，我在美國聽有關領導力的課時，他們認為領導力就是在0和1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不要以為美國人個人主義太強，一個個性太強的人照樣沒威信。為什麼格林斯潘(美聯儲前主席)能站得住腳？因為在各個方面他都能把握住那個度。而中庸之道的核心就是一個“度”。為什麼美國在出事了以後也不斷調整戰略？因為美國的對外戰略太極端，誰都不喜歡極端，大家必須把握這個度，明白這個度是怎麼來的。

　　陳劍：美國對外戰略開始講究從軟實力到巧實力，這説明他們也在尋找這個度。

　　尚勇：所以説政治制度要有一定的文化根基，經濟和社會現象只是一個表面形式。在一個要素組合上，要做一個強國，但是如果不是一個文化強國，在世界上是無法立足的。一個真正的強國是有影響力和競爭力的。中國文化崛起的標誌是中國文化大復興，中國文化可以把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粹吸收進來，但是不改變其本體，即張之洞所論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世界其他民族任何優秀的東西出來以後，我們不是單純的“拿來”，而是引進後變成“中國特色”，成為自己的東西，就像佛教文化，在發源地印度衰滅了，但在中國現在仍很普遍、且仍在不停地發展；就像中國所踐行的馬克思主義，與原初的馬克思主義之間也有很大的差別，這就是中國特色。中國人的學習能力很強。比如對於互聯網、手機等，中國就産生了有趣的“短信文化”現象，而在美國，短信只是一個通訊方式，哪來什麼文化？

　　文化對制度的反作用力是很強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內涵、品質，決定了中國文化是一個很先進的文化。中國文化體制實際上是一個價值道德體系，即仁義禮智信。美國宣揚的價值觀很簡單，就是三個詞：自由、民主、人權。而我們在闡述我們的價值觀時，不能太複雜，否則會削弱其社會和國際影響力。作為全國人民的共同行為準則，核心價值體系還應該簡便易懂，易於入腦入心。如道德價值觀具體內容可以提煉為：忠，即忠誠于黨和國家，忠誠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精神。仁，即為民愛民，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愛，尊老愛幼。法，即遵紀守法，依法行事，自覺維護社會秩序、遵守社會公德。禮，即禮貌謙讓，以禮待人，恪守禮節。和，即和諧和睦，包容忍讓，團結合作。信，即誠信為本，正直坦誠，言而有信。

　　此外有些官員自己就不堅定，甚至有人認為我們不適合實行民主，這是錯誤的。中國的民主制度由來已久。中國不是從秦始皇統一開始的，而是從黃帝就開始了。中國現在的制度是很好的，是系統性的民主，我們的系統民主是符合中國文化的。美國是單一式的民主，表現為投票式的民主。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很適合美國，但是別的國家學不了，她是從1620年的《五月花公約》發展而來的。所以，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源於其文化制度的。

　　彭曉光：西方的民主表現形式是一人一票，這個太直觀了，具有很強的蠱惑力，雖然我們都知道美國真正的最高權力是未經任何選舉的華爾街。我們的系統性民主雖然具有很大的優勢，但在傳播時卻有難度，這與剛才説的文化核心價值觀一樣，是因為闡述起來太複雜，所以不容易傳播。我們這些捍衛中國模式的人在與對方討論時，就面臨這個問題。

　　尚勇：民主的實質是體現大多數人的意願，意願需要在決策裏體現。在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大家的利益訴求都很單一，誰能代表我的利益我就擁護誰。所以談美國的民主問題，我就從“五月花號”開始講起。民主需要有社會基礎，就是其公民的民主意識，民主的發展和工業化的進程是同步進行的。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可以跨越，但是在公民素質上很難跨越，因此産生的一個問題就是，在公民素質與工業化進程脫節的情況下，我們擁有了最先進的載體——網絡，其結果必然是網絡亂象，這個現在大家都看到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首先建立在公民的獨立人格上，中國也可以和而不同，但是我們的公民大多不具備獨立人格。公民素質的基本前提是誠信社會，誠信社會都沒建立起來，形式民主能進行得起來嗎？所以搞民主，不能跨越，不能引進。美國的民主引進到很多國家以後産生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在東亞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國家。

　　之所以中國系統性民主在傳播中處於劣勢，原因之一在於説與做之間還存在很大差距，無法體現利益均衡。首先一些官員沒有做好，第二社會基礎沒有打好。要破解這個問題，必須公開透明，這樣老百姓才有知情權。沒有知情權的情況下，參選者沒誠信，投票者也沒誠信，如何體現公正呢？所以，中國在民主進程上應該系統地推出理論，然後逐步完善，漸進推進。要讓民眾認識到：我們雖然還存在一些弊端，但這條民主之路是對的，是符合中國的文化、社會體系的。而美國的單一式民主是不符合中國社會文化體系的。

　　(實習記者鄒玄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