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 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

　　1989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長期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歐盟中歐研究中心和比利時老魯汶大學應用經濟係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和區域經濟，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研究》、《“十五”計劃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研究》、《知識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等。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99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發表題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題演講。他表示，之所以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階段轉換中的系統性風險。因此，在面臨諸多特有挑戰和潛在增長水平趨於下降的情況下，我國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徑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轉型。

　　大部分國家長期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團牽制，沒有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從而導致社會分化非常快。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

　　王一鳴首先從概念談起。他説，2006年，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其基本涵義是指，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

　　王一鳴認為，之所以出現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

　　從二戰後世界經濟發展來看，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國家則一直沒能邁過這個門檻，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按當年價算，日本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沒有實現這種成功的跨越。其中，阿根廷是拉美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在1964年時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就超過了1000美元，到上世紀90年代末達到8000多美元，但2002年由於經濟危機下降到2000多美元，現在又逐步恢復到接近10000美元。而東南亞地區比較典型的是馬來西亞，人均G D P一直領先，但幾經反復，一直沒有邁過這個門檻。

　　王一鳴選取韓國、馬來西亞和阿根廷作為樣本比較指出，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增長、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著顯著差異。

　　第一，經濟增長穩定性差別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增長往往出現較大的起伏，即便有幾年增長率很高，也會迅速縮水，阿根廷就是典型例子。在1963年到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有16年人均國內生産總值負增長，馬來西亞有5年負增長，而韓國僅有2年負增長。

　　第二，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存在明顯差異。從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來看，韓國2003年達到2 .64%，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只有0 .69%和0 .41%，可見研發投入差距較大。再從研發人才來看，2006年，韓國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達到4.8人，而馬來西亞和阿根廷則分別只有0.42和1.1人。

　　第三，社會發展指標上有明顯差別。就人的預期壽命而言，韓國1960年僅為50.2歲，比阿根廷低15歲，但它提高很快，到2008年已達到79 .8歲，明顯高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而在教育方面，韓國的受教育年限由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領先於馬來西亞和阿根廷。

　　第四，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異較大。從基尼系數來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達到了0.45，到90年代末曾一度接近0 .5，2007年阿根廷更是達到0.51。而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基尼系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為0.31。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韓國也遠低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可以説，東亞國家中日本和韓國在轉型過程中收入差距都控制得比較好。

　　接下來，王一鳴進一步對兩類國家出現不同發展命運的背後原因進行了探討。根據他的分析，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是錯失發展模式轉型的時機。拉美一直實行進口替代戰略，沒有與全球化的浪潮很好契合，也沒有很有效地轉向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

　　第二是沒有解決技術創新的問題。韓國開始是模倣，之後慢慢形成了一些有自主技術的企業，比較成功地邁過了技術創新的問題。但拉美和東南亞卻沒有有效解決技術創新的問題，以東南亞為例，整個經濟是加工貿易型，缺乏自主技術。

　　第三是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團牽制，沒有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從而導致社會分化非常快。

　　第四是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早期管制比較嚴，後來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自由化的影響，政府作用被削弱，完全缺乏調控能力。

　　第五是體制變革嚴重滯後。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

　　日本和韓國能夠成功，一方面是因為經濟模式得以成功轉換，特別是在研發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上有跨越性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比較好地控制了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

　　中等收入階段中國需突破八大挑戰

　　○從行業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前10個行業與最低的後10個行業之間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擴大到2009年的4.1倍。從不同的收入群體來看，2005年城鎮高收入群體是低收入群體的2.1倍，2009年擴大到5.7倍，農村高低收入的差距由6.5倍擴大到7.5倍。

　　王一鳴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人均收入從200美元上升到4300美元，已實現低收入階段向中等收入階段的跨越。而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支撐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條件和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中國將面臨諸多特有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儲蓄率正在發生調整。高儲蓄率和由此帶來的高投資率是支撐過去30年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重要因素。高儲蓄率與人口年齡結構有很大關係，這主要是因為人口撫養比和儲蓄率成反向變化關係。上世紀80年代以前，兒童人口比重很大，所以人口撫養比很高，儲蓄率則相對較低。80年代之後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撫養比迅速下降，儲蓄率則隨之上升。但近些年，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儲蓄率因為勞動力供給的下降而有所下降。

　　第二個挑戰是勞動力供需形勢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低成本勞動力的充分供給是過去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國勞動力的供需結構形式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正在發生變化，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現在已經進入退休年齡，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的人群接近退休年齡，農村青少年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也正在接近完成。

　　第三個挑戰是全要素生産率貢獻的變化。資本投入、勞動投入減少以後，就要靠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但是，國內學者對我國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測算結果表明，較之上世紀90年代，本世紀生産要素生産率的貢獻呈現出下降的態勢。

　　第四個挑戰是工業規模擴張難以持續。王一鳴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很重要的原因是工業的大規模擴張，但這種擴張似乎已接近極限。2008年，中 國 工 業 增 加 值 佔 國 內 生 産 比 重 為42.9%，而在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中，工業增加值佔比均未達到40%，如德國工業增加值佔比峰值為39.1%。可見，中國工業佔比已達到且遠遠超過主要國家的歷史高點，難以再出現大幅度提升。

　　同時，中國工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過去，中國産能擴張主要依靠佔領國際市場，但金融危機以後，美國等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數據顯示其製造業擴張速度加快。雖然中國勞動力成本要低於美國，但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較高。這意味著，中國工業規模擴張將受到國際市場的制約。

　　第五個挑戰是外部需求增速放緩。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相當程度上靠外需的拉動，2001年到2007年，外貿平均增長率為21.6%，經濟增長中外部需求的貢獻佔到2.5%。但是，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外部需求明顯收縮。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一再強調外需市場的再平衡，這一調整也影響到中國外部市場的擴張。而且新興的保護主義特別是低碳低能重新抬頭，低碳成為限制中國外貿出口的另一個門檻。

　　第六個挑戰是資源環境的約束持續強化。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跟資源大規模高強度投入是分不開的，“這種高強度的投入，現在似乎已經到了一個極限”，王一鳴稱。以能源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長期規劃綱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30億噸標煤左右，但事實上2010年就提前超額完成任務，達到了32.5億噸標煤。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費量大約為1億噸標煤，如果今後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費量仍維持在1億噸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將超過50億噸標煤，與此相對的是中國煤炭供應緊張，這樣大規模的能源消耗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第七個挑戰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從城鄉來看，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3倍。從區域來看，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區是最低的地區2 .4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地區差距是4 .2倍。從行業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前10個行業與最低的後10個行業之間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擴大到2009年的4.1倍。從不同的收入群體來看，2005年城鎮高收入群體是低收入群體的2 .1倍，2009年擴大到5.7倍，農村高低收入的差距由6.5倍擴大到7.5倍。

　　第八個挑戰是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王一鳴指出，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社會結構會發生很大變化，如家庭小型化、住房自由化、就業市場化等等，這使得社會主體更加多樣化，其獨立性和選擇性大大加強，社會利益格局也更加複雜多樣，而協調利益多樣性的機制又沒有建立起來，所以社會矛盾就會明顯增多，而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當的話就可能使潛在的矛盾顯性化，並有可能引起群體性事件和系統性風險。

　　改革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

　　○要解決所有問題，關鍵還是改革，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當然未來改革不僅局限在經濟層面，還有社會、政治層面的改革協同推進，這樣才能形成有利於經濟社會轉型的體制環境。

　　“十二五”期間潛在增長率較過去會有下降，到“十三五”期間可能會有明顯的下降。王一鳴判斷中國經濟已開始進入到一個減速的階段。

　　但在王一鳴看來，增速減緩並不是壞事。從日本和韓國的發展歷程來看，它們都經歷過一個從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變的過程，日本在經歷1973年的石油危機，韓國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高速增長過程基本終結。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經濟增速明顯放緩，而且生産、支出、收入等經濟結構也發生明顯變化。可見，只有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之後，結構調整才能實現。

　　所以，他認為，今後一個時期應該是一個時間窗口，中國要做的就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是最大程度化解風險，創造新的增長空間，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徑。那麼，如何推進這種轉型，王一鳴進一步提出了八個方面的應對：

　　第一，堅持擴大內需。他強調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是提升消費。過去這些年特別是本世紀依以來，中國消費率一直是緩慢回落，2010年零售額只有15.4億萬元人民幣，按匯率來算相當於美國的40%，但這同時意味著中國有一個巨大的沒有充分開發的內需市場。所以，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市場的擴展，消費規模的擴張，中國經濟會有新的增長動力。據瑞士信貸銀行計算，2015年中國的消費會佔全球的14.1%。

　　他還提出，外需轉向內需，不能理解為簡單降低進出口的規模，或者簡單去壓縮投資規模，而是應進行系統性的調整。

　　第二，推進産業轉型升級。中國産業的基本特徵是過度依賴加工製造環節，集中在價值鏈的低端。所以要推進産業轉型升級，結構調整的思路要改變，不是單純調整産業鏈比重關係，而是要突破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品牌、技術服務的各個環節，把中國服務做大，提升製造業附加值，實現從價格競爭走向質量、技術、品牌、服務競爭為主的轉變。

　　轉型的另一層意思就是低效益高排放向高效益低排放的轉型，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重工業，同時，發展戰略新興産業，實現新興技術和新興産業的深度融合，創造更多新的商業模式。

　　第三，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很多國家沒能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就在於科技創新的問題。過去這些年，中國研發投入增長非常快，但企業的研發能力和研發平臺建設比較薄弱。因此，要增長科技創新能力，首先就要解決科技資源向企業流動的問題。其次，要創造新的人口紅利，即單位勞動力人力資本産量的提高，這是增強可持續增長能力的關鍵。過去中國人力資本投入雖然有大幅提升，但相對於物質資本投入來説速率要慢很多，這意味著中國人力資本投入的空間還很大。

　　第四，積極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從歷史經驗來看，工業化上升時期，正好是排放增加的時期，中國目前的形勢就很嚴峻。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能源消費總量必須得到控制。同時，要建設以低碳為特徵的工業建築和交通體系，加強對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産業投入。

　　第五，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9.7%，每年差不多提高一個百分點，今後一個時期，我國仍將處於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王一鳴認為，推進城鎮化最重要的是把現有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這樣各種資源都會被充分利用，而且消費需求也會釋放出很多。

　　第六，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高速公路帶來中國區域格局的明顯變化“原來説中國存在區域差異大的問題，但在現在看來這又是一個延續中國高增長期的獨特條件”，王一鳴稱。根據驗證模型，産業失去比較優勢就會向其它國家轉移，而中國現在沿海失去了優勢，可以向內陸地區轉移。金融危機以後，最稀缺的不是生産能力而是市場。在産業生命週期拉長的同時，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也會隨之拉長。

　　第七，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首先就調整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分配關係，最主要是提高國有企業的上繳紅利。其次就是調整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分配關係，主要體現在居民個人所得稅上。還有企業和居民的關係，需要通過制度再造來提高工資率。再從二次分配來看，我國公共支出佔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偏低，所以要擴大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服務的覆蓋面。

　　第八，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王一鳴強調，要解決以上所有問題，關鍵還是改革，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當然未來改革不僅局限在經濟層面，還有社會、政治層面的改革協同推進，這樣才能形成有利於經濟社會轉型的體制環境。

　　問與答

　　提問：請解釋中國之前是出於什麼原因沒有實現轉型？

　　王一鳴：原來傳統的轉型概念是所謂的粗放型向節約型的轉變，這個概念來自於蘇聯，因為蘇聯以前的發展方式是資源的大規模粗放投入型，直到蘇聯解體的時候都沒有完成轉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在於體制。它的體制缺乏市場配置，缺乏競爭，單靠政府計劃配置，這種轉型很難實現。

　　我國現在的轉型內涵要比以前豐富的多。十三大報告中提出轉型，一是需求結構的調整，二是産業層面的調整，三是要素層面的調整，就是提高科技進步和勞動素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十二五”規劃將轉型內涵進一步豐富，包括了很多外部的問題，如民生改善，生態環境的改善等。而轉型能不能成功，關鍵還是體制的調整能不能跟上。轉型過程中需要戰略層面的設計，但最根本還是要進行制度改革。

　　提問：中國三大銀行資源佔到全球的40%，很多行業投資過度，一些中小企業卻得不到投資，請分析下金融行業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

　　王一鳴：現在金融業分為銀行業務和非銀行業務兩大板塊，銀行業務裏第一層面是四大國有銀行，第二層面是浦發、招商、光大、中信等十幾個股份制商業銀行，第三個層面就是小銀行，但是我國的小銀行還很缺乏，這主要是因為金融業的不開放造成的，很多民營企業進入不了金融業。

　　另外，談到信貸資源的問題，四萬億計劃實施以後，隨著通脹的出現，央行開始緊縮，提高準備金率，控制信貸規模，基本的策略是保留原有的貸款項目，不貸款給新項目，這樣銀行間的資金差異利率就非常高，再加之民間資金率很高，對於中小企業來説，融資成本就大大提高。而國有商業銀行原本盤子大，在決定信貸額度的時候必然佔有的資源就多。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在於銀行業的開放，讓大量的民間資本進去，發展中小銀行，競爭充分以後，銀行的效益就會大大提升。現在人大正在制定儲蓄保險法，儲蓄的保險問題如果得到解決，中小銀行的風險就會小很多。

　　提問：您剛才説，人口結構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原因，是不是可以考慮允許放開二胎？請您再詳細解釋一下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關係。

　　王一鳴：現在社會上有輿論稱，勞動力供需形勢變了，應該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但我認為這需要仔細研究。第一，勞動力到峰值以後減緩的曲線是很緩慢的，儘管勞動力供需形勢有變化，但放開人口政策的這個點還沒到。第二，中國就業壓力依然很大。所以，目前決策層面的説法是完善計劃生育政策，在我的理解中完善大概是要分三步走，現在第一步已經在做，就是兩個獨生子女就可以生兩個孩子。第二步是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兩個孩子。第三步就是不管是不是獨生子女都可以生兩個孩子。

　　關於消費率和投資率，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因為投資率過高，轉換成生産能力後內部消費不了，只能靠出口，出口之後就變成外匯，所以中國外匯儲備越來越多，已經超過三萬億，這意味著資源的閒置，而且各種各樣的投資實際上處於一個失衡的狀態。但居民福利水平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提高，所以必須矯正原有的發展模式，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有能力去消費，而這同時投資也就會下降。從國際經驗來説，消費貢獻較大的國家，一般經濟增速不會很快，而投資佔比高的國家，經濟增速會很快，但中國需要的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而不是靠投資拉動的短期的高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