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靠經濟轉型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99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發表題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題演講。他表示，之所以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階段轉換中的系統性風險。因此，在面臨諸多特有挑戰和潛在增長水平趨於下降的情況下，我國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徑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轉型。

　　大部分國家長期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團牽制，沒有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從而導致社會分化非常快。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

　　王一鳴首先從概念談起。他説，2006年，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其基本涵義是指，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

　　王一鳴認為，之所以出現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

　　從二戰後世界經濟發展來看，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國家則一直沒能邁過這個門檻，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按當年價算，日本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沒有實現這種成功的跨越。其中，阿根廷是拉美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在1964年時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就超過了1000美元，到上世紀90年代末達到8000多美元，但2002年由於經濟危機下降到2000多美元，現在又逐步恢復到接近10000美元。而東南亞地區比較典型的是馬來西亞，人均G D P一直領先，但幾經反復，一直沒有邁過這個門檻。

　　王一鳴選取韓國、馬來西亞和阿根廷作為樣本比較指出，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增長、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著顯著差異。

　　第一，經濟增長穩定性差別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增長往往出現較大的起伏，即便有幾年增長率很高，也會迅速縮水，阿根廷就是典型例子。在1963年到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有16年人均國內生産總值負增長，馬來西亞有5年負增長，而韓國僅有2年負增長。

　　第二，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存在明顯差異。從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來看，韓國2003年達到2 .64%，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只有0 .69%和0 .41%，可見研發投入差距較大。再從研發人才來看，2006年，韓國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達到4.8人，而馬來西亞和阿根廷則分別只有0.42和1.1人。

　　第三，社會發展指標上有明顯差別。就人的預期壽命而言，韓國1960年僅為50.2歲，比阿根廷低15歲，但它提高很快，到2008年已達到79 .8歲，明顯高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而在教育方面，韓國的受教育年限由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領先於馬來西亞和阿根廷。

　　第四，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異較大。從基尼系數來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達到了0.45，到90年代末曾一度接近0 .5，2007年阿根廷更是達到0.51。而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基尼系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為0.31。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韓國也遠低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可以説，東亞國家中日本和韓國在轉型過程中收入差距都控制得比較好。

　　接下來，王一鳴進一步對兩類國家出現不同發展命運的背後原因進行了探討。根據他的分析，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是錯失發展模式轉型的時機。拉美一直實行進口替代戰略，沒有與全球化的浪潮很好契合，也沒有很有效地轉向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

　　第二是沒有解決技術創新的問題。韓國開始是模倣，之後慢慢形成了一些有自主技術的企業，比較成功地邁過了技術創新的問題。但拉美和東南亞卻沒有有效解決技術創新的問題，以東南亞為例，整個經濟是加工貿易型，缺乏自主技術。

　　第三是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團牽制，沒有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從而導致社會分化非常快。

　　第四是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早期管制比較嚴，後來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自由化的影響，政府作用被削弱，完全缺乏調控能力。

　　第五是體制變革嚴重滯後。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

　　日本和韓國能夠成功，一方面是因為經濟模式得以成功轉換，特別是在研發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上有跨越性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比較好地控制了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