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28日，江西井岡山礱市鎮，朱德、陳毅率領歷經輾轉的南昌起義余部，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暴動保存下來的隊伍勝利會師。就在當地的這座龍江書院前，朱德、毛澤東這兩位紅軍領導人第一次見面，他們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此刻距離八一南昌起義，時間不到一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已經組織發動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武裝暴動，其中的廣州起義還率先打出了“工農紅軍”的新旗號。

    1928年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蘇維埃的區域之中，要切實實行土地革命，並且要努力建立紅軍”，第一次正式把各根據地的革命武裝定名為“紅軍”。因此，井岡山會師後的部隊新番號，也在同年6月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後來的“朱毛紅軍”由此得名。

    這是當時全國紅軍中最強大的一支武裝力量。因此，紅四軍的一舉一動，勢必引起中共中央和各地紅軍的關注。

    肖克

    朱毛會師之後，軍事影響大，國民黨要來井岡山，我們就在新城區和老城區，把國民黨三個團打垮，這在全國的紅軍裏面，當時最有戰鬥力的，影響最大的。

    朱毛兩軍會師後，全軍兵力擴展到近5000人，共編為四個團：第二十八團以南昌起義余部為骨幹，第二十九團為湘南起義農民軍，第三十一團為秋收暴動余部，第三十二團為井岡山的地方武裝。革命力量得到了發展壯大，但另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參加三灣改編的人數比例下降，不足全軍人數的六分之一。

    在紅四軍中是否還能保持和發揚三灣改編的建軍精神？還要不要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這個話題伴隨1929年春天紅四軍從井岡山轉向贛南、閩西開展遊擊戰爭，逐漸在紅四軍黨內、軍內開始傳播……

    1929年春天，國民黨內部的軍閥混戰停止了，南方各省的國民黨軍隊隨即轉入對各地紅軍發起進剿和圍剿，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作為當時全國紅軍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一支力量，自然成為敵人進攻的重點目標。1929年1月，井岡山根據地因敵眾我寡而失守，紅四軍主力開始向贛南、閩西轉移。

    此時的紅四軍，已經發展到近萬人馬，然而部隊人員的成分卻十分龐雜：大部分官兵來自舊軍隊，長期遊弋于農村區域、分散開展遊擊鬥爭，農民及各類武裝源源不絕的加入隊伍，使得紅四軍內部充斥著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

    褚銀 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由於個人人員構成和組織結構的複雜化，因此必然帶來思想上的複雜，農民和資産階級的傾向，舊軍隊封建制度的習慣逐漸升溫。

    1929年3月，紅四軍攻佔福建長汀，恢復了戰略主動，但是部隊卻瀰漫著一股失敗情緒，對紅軍能不能在農村中存在、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條道路，産生了懷疑和動搖。還有的紅軍指揮員，雖然身為黨員，但卻對黨領導軍隊這條建軍原則不習慣。

    曾志 原紅四軍前委工作人員 採訪時間：1997年3月

    槍指揮黨，還是黨指揮槍？就是説軍隊軍事長官對外，還是政治工作政治委員對外，不贊成黨的領導，發佈什麼命令、簽字，應該都是軍事長官來指揮。

    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些問題，在緊張的轉戰間隙，他曾做過調查歸納，各種錯誤思想共有十四種之多，比較突出的是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軍閥主義殘余、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盲動主義殘余等，嚴重妨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腐蝕著紅軍的肌體。

    當時，紅四軍肩負開闢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重任，黨務、政務、軍務、群眾工作同時展開，前敵委員會工作異常繁重。但是，身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對要不要“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這一建軍核心問題，採取了堅持原則、毫不退讓的態度。

    分歧和爭論從春天一直延續到夏天，直到紅四軍臨時軍委會作出了前委與軍委“分權”的決議：要求代表黨對軍隊實施領導的前敵委員會，只討論紅四軍的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情。至此，這場爭論已經淩駕於軍事行動之上，直接關係到紅四軍的命運和前途。

    褚銀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毛澤東強調絕不是簡單的分權問題，背離了三灣改編確定的政治核心，從而危及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堅決強調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實行民主集中制，深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

    1929年6月22日，利用遊擊戰爭中難得的幾天休整時間，在福建龍岩這所公民小學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開了一天，要解決的就是從井岡山下來一路上爭論的問題。焦點有兩個：一是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二是紅軍是建立農村根據地，還是走州過府、流動遊擊。

    參加紅四軍七大的毛澤東，原本想通過爭論，弄清原則，統一認識，然而他的觀點沒有被多數人認識和接受。

    羅海曦 國防大學 教授

    （紅四軍）七大批評了毛澤東搞家長制，説他一個人説了算，當時有一個錯誤的傾向，説一切通過黨的領導，甚至説一條槍也要管，馬弁沒有飯吃，就是勤務兵沒有飯吃，也要黨來管嗎？

    紅四軍七大最終作出的是一個折衷主義的決議，“朱毛兩同志都有同等的錯誤，但毛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爭論應負較大的責任，”對“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朱毛兩同志的走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派人來以前，可繼續工作，仍為前委委員”。

    大會未經中共中央許可，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被撤消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四軍，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

    臨行前，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的毛澤東做了最後陳述：“現在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實際鬥爭中的經驗，加強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他還決然表示，不取消七大的折衷主義決議，他決不再回紅四軍。

    此後，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又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這次會議雖然開了三天，但因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未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政治工作也沒有得到有效的加強，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有所氾濫，甚至有人提出“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紅四軍實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事無巨細都要交由群眾討論，只要民主，反對集中，使得很多問題都議而不決，陷入無休止的討論、爭執之中，凸現出當時紅四軍黨內、軍內極端民主化傾向已日趨嚴重。

    紅四軍廣大幹部戰士卻從實踐中認識到，離開了黨的正確領導，離開了毛澤東和他所堅持的原則，紅軍就象迷失了方向，於是紛紛要求毛澤東重回紅四軍主持工作。

    而此時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中共中央也正在起草一份後來被稱為“九月來信”的重要文件。負責這一工作的，正是繼毛澤東之後當選的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

    早在8月初，陳毅作為紅四軍代表前往上海參加黨的全國軍事會議。這期間，他向中共中央和主持軍委工作的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客觀彙報了紅四軍的歷史、現狀和認識上的不一致等諸多問題。

    羅海曦 國防大學 教授

    當陳毅到上海向我們黨中央周恩來彙報的時候，周恩來説（毛澤東）這是一個好書記，好書記才把大家不同意見綜合成建議，這是出色的書記，你們應該請他回來。

    周恩來聽了陳毅的彙報後，聯絡整個紅軍建設的實際情況，針對紅四軍存在的問題，作了詳細的指示，並委託陳毅根據談話的內容和中央軍事會議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就是著名的《九月來信》。

    在信中，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建設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思想和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主張，要求紅四軍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信中還特別指出，毛澤東“仍應為前委書記”。

    1929年10月，陳毅帶著《九月來信》從上海輾轉回到閩西，原原本本地向紅四軍前委傳達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當即提議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陳毅則代表紅四軍前委和朱德，親自來到身患瘧疾尚未痊癒的毛澤東住處，請他重新回到紅四軍的領導崗位。

    曾志 原紅四軍前委工作人員 拍攝于1997年3月

    毛澤東原來去的時候是抬著去的，回來的時候就跟我們一起走回來了。他就很高興，他就一路走一路開玩笑，他喜歡開玩笑，他走路的步子就很長，他走一步我們就小跑一步，就跟著一起走，他就講，我現在身體真好了，真輕鬆了！

    在閩西汀州臨江樓前的這棵大榕樹下，朱德與毛澤東的手再一次緊緊握在了一起。朱德還意味深長地説：“朱不離毛，毛不離朱，朱離開毛過不了冬。”也許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朱毛紅軍”才真正成為紅四軍的代名詞。

    生性耿直、一生坦蕩的陳毅，後來回憶起這段歷史曾這樣説道：“我們都是遊擊隊長誰聽誰的？實踐證明，毛澤東比我們強，所以我就放棄了過去的看法，我很心服口服，心悅誠服支持毛澤東”。

    再次擔負紅四軍前委領導責任的毛澤東堅持要開一個黨代表大會，搞出一個把無産階級建軍原則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制度上進一步系統化的決議，這就是被後人稱為“古田會議決議”的《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1929年的12月下旬，在福建古田鎮上這座叫做“北廓清風”的宗祠裏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不僅為一場紅軍內部的爭論畫上了句號，而且也給後人留下了更多的警示和思考：新型人民軍隊與舊軍隊的根本區別到底在哪？什麼才是一支新型人民軍隊賴以生存、無往不勝的軍魂？

    當年，出席會議的有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人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紅四軍各級黨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黨組織的代表，婦女代表共120多人。

    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代表們討論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總結了經驗教訓。大會氣氛熱烈，和諧團結，與會者敞開心扉，暢所欲言，大膽尖銳地揭露黨內、軍內的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及其表現，思想逐漸統一到“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這樣一個全新的認識上來。

    會議選舉産生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這個決議案，是毛澤東在主會場左側的一間廂房裏主持起草的。為了寫好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毛澤東帶著秘書譚政進行了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翔實的第一手材料。

    褚銀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毛）主席從那時候就堅持深入調查研究，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開了不下十幾次的座談會。不同層面的開，戰士開，班長、排長、機關，戰鬥連隊，包括有的炊事員都找他聊兩句，所以説他寫了以後讓官兵一看很對，存在的問題找到點上了。

    決議案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紅軍誕生以來的建軍經驗，從紅軍建設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回答了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軍隊中如何保持黨的無産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回答了在農村遊擊戰爭環境中如何建設一支無産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

    決議案首先規定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和領導制度。

    在肯定黨對軍隊領導的基礎上，全面規定了黨委在紅軍中的地位和對紅軍實施領導的內容，指出黨委是部隊領導的中樞，不僅要領導黨的建設和政治工作，而且還要領導軍事工作，黨委例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堅持集體領導，黨委一旦形成決議，部隊便須堅決執行。

    決議案重申了三灣改編所提出的“支部建在連上”的重要原則，第一次以黨的決議的形式，確定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從三灣改編中的初步提出到古田會議決議的最終形成，黨的政治建軍思想終於較為完整地確立起來。

    羅海曦 國防大學 教授

    如果把三灣改編的政治建軍用最簡單通俗的話來概括，那就是“支部建在連上”、“民主進入基層”，這是黨的政治建軍思想第一次付諸於實踐。而經過兩年多的革命鬥爭磨礪，古田會議對三灣改編確立的兩項基本制度做了進一步的明確和發展，系統闡述了政治建軍思想的實質，就是“建立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和“怎樣建設這樣一支軍隊”的問題，對黨的政治建軍理論探討更加深入和系統，從根本解決了以農民為主體的紅軍如何實現無産階級化這一歷史性課題。

    不久，中共中央把古田會議決議轉發到各個革命根據地，它對各地紅軍的發展壯大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這些印刷于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據地的不同版本的《古田會議決議》，共同證明了古田會議是一座光輝的里程碑，她不僅是人民軍隊鑄造軍魂的歷史性標誌，也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重要開端。

    1930年夏天，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紅軍主力部隊已發展到10多個軍7萬人、地方紅軍3萬人，創建了贛西南、閩西、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贛東北、左右江等十幾塊範圍較大的革命根據地。在全國紅軍代表大會之後，各地紅軍進行了建軍史上“第一次歷史性”的整編，分別組建了正規的紅軍軍團。這次整編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紅軍部隊都健全了黨的組織系統，連隊建立了黨支部，營團設立了黨委，班排有了黨小組，從根本上劃清了人民軍隊與舊軍隊的界限，有效地保證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

    （今天的英雄團隊、駐港部隊等陣前宣誓的畫面）

    “我宣誓：服從命令、聽從指揮、敢當尖兵、敢打頭陣、不怕吃苦、不怕犧牲、嚴守紀律、再創輝煌。以上誓詞，我堅決履行，絕不違背！”

    直到今天，人民解放軍每個建制單位在訓練、演習、執行戰鬥任務之前，你都會看到這樣熱血沸騰的向黨宣誓的場面。它不僅證實著在這支人民軍隊今天的戰鬥序列中還保留了許多紅軍連隊，“支部建在連上”使得一名黨員就是一個標桿、一個黨支部就是一座戰鬥堡壘；而且證明了“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在八十多年的時空中注入了一代代後來人的血脈，成為這支人民軍隊不可失落、永不改變的軍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