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夏天，北伐革命的烽火從珠江流域一路北上向長江流域推進。歷史的目光，開始注視長江中段這個最炎熱的城市——武漢。

    當時的武漢，還分別稱為武昌、漢陽和漢口。這裡是中國近代軍火工業的聚集地，同時也是北洋政府的政治、軍事重鎮。

    在武昌的南部，便是素有“荊楚南大門”之稱的小城咸寧。咸寧地處從湖南、江西兩省北進武昌的交通要道，特別是城外一南一北的兩座石橋，地勢險要，易守難攻。

    褚銀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北伐軍要奪取武昌，必須首先奪取汀泗橋和賀勝橋，汀泗橋位於湖北的咸寧境內，是武昌鐵路上的軍事要隘，它三面環水，東面高山矗立，只有西南角一個鐵路通行，地勢險要，易守難攻。

    1926年的8月，汀泗橋和賀勝橋就這樣出現在北伐軍與北洋軍閥進行決戰的戰役沙盤上，成為兵法所説的“我必攻，敵必守”的戰略要地。

    守橋一方的統兵者，是直系軍閥名將吳佩孚。

    吳佩孚號稱“常勝將軍”， 在軍閥混戰中曾連敗皖系、奉系軍閥，被西方評論家視為“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統一中國”的“中國最強者”。1924年9月出版的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上，還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

    首戰汀泗橋，吳佩孚儘管佔有地形上的優勢，但是他依然小心謹慎，派駐了兩萬重兵進行把守。在那個熱得讓人煩躁的季節，吳佩孚將迎來一個怎樣的對手呢？

    褚銀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汀泗橋之戰吳佩孚糾集了兩萬主力，憑著汀泗橋的自然天險想喘息待援，但是咱們北伐軍的先頭部隊葉挺獨立團趁著晨霧翻山越嶺，從側後向敵人發起了攻擊。

    北伐軍的葉挺獨立團攀越山間小道，突然從側後發起的攻擊，令吳佩孚領導的守軍腹背受敵，猝不及防，陣腳大亂。橋南的北伐軍乘機發起總攻，一舉取得了“汀泗橋大捷”。

    再戰賀勝橋，吳佩孚加固了陣地，增兵五萬，連他本人也親臨前線督戰。

    褚銀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打賀勝橋是8月30日，北伐軍發起了賀勝橋戰役。葉挺獨立團擔負從正面沿路的主攻任務，他們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插入敵人縱深，和敵人展開了肉搏，打敗了人數上超兩倍的北洋軍閥，佔領了賀勝橋，打開了通往武漢的門戶。這個北洋軍抵擋不住北伐軍的進攻，倉皇撤退，向武昌潰逃。經過這兩次戰鬥，吳佩孚的精銳部隊損失減半，敗走信陽，從此一蹶不振。

    汀泗橋、賀勝橋成了北洋名將吳佩孚的“滑鐵盧”，作為保定軍官學校的高才生和久經沙場的老軍人，吳佩孚百思不得其解：無論是名氣、資歷還是戰場經驗，他絕不輸于北伐軍的任何將領；若論兵力和武器裝備，北洋軍遠強于北伐軍；再説執行戰場紀律，北洋軍的督戰隊執法嚴酷，大刀砍下的逃兵頭顱比比皆是！此外，北洋軍是據險固守，還佔有地形之利……然而怎麼就一敗再敗呢？

    褚銀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北伐革命）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北伐軍不光是在這兩戰，得到了人民的熱烈支持和全力配合，好多老百姓都參戰了。包括葉挺獨立團還是當地的一個老百姓説我知道這個路，我領你們從背後側後插進來，打他個措手不及。第二點就是有我們共産黨的合作和配合，尤其重點指出的就是我們黨領導的軍隊葉挺獨立團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6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紀念日這一天，葉挺獨立團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繼汀泗橋、賀勝橋大捷之後，又率先登上武昌城頭，被武漢廣大民眾稱頌為“鐵軍”。而在葉挺獨立團這一天的陣亡報告表上，整整排列著191名勇士的姓名，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共産黨員、共青團員。

    “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作為北伐先鋒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是北伐軍中受共産黨影響最大的一支部隊；而作為北伐先鋒的先鋒，葉挺獨立團則是中國共産黨直接領導的一支武裝，它從班長到團長的各級指揮員，絕大多數都是由共産黨員和共青團員擔任的。

    這是中國共産黨創建軍隊最初的實踐，這一年，中國共産黨僅僅只有五歲。

    中國共産黨從她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經表現出掌握武裝實現目標的初步認識。

    1921年7月，在中國共産黨“一大”通過的第一個綱領中，就開明宗義地宣稱：要“以無産階級的軍隊推翻資産階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産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

    這一綱領雖然沒有對如何締造一支無産階級軍隊做出清晰的描述，但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産黨還是為此做了一些必要的幹部準備和輿論準備。

    1921年冬，中共旅俄支部從東方大學選派肖勁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四人進入紅軍軍事學校，接受軍官訓練，這是中國共産黨派出的第一批軍事留學生。

    此後不久，周恩來、阮嘯仙、蔡和森等黨內重要骨幹對建軍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

    周恩來在1922年發表的《評胡適的“努力”》一文中提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同年3月，阮嘯仙在《青年週刊》上發表了《社會主義與軍人》，提出要“組織社會主義的軍隊——赤衛軍”。蔡和森也于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上呼籲：民主革命仍要靠人民的武裝鬥爭，並提出倣照蘇俄紅軍建立軍隊。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四屆二中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事部。這是中共中央專門為領導軍事工作而建立的核心機構，首任委員為張國燾、任弼時、王一飛三人。此後，共産黨部分省區也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或設軍事特派員，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軍事工作系統。

    歷史也為中國共産黨早期的軍事工作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1924年春，共産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合作。此時，孫中山已經強烈意識到沒有自己的軍隊，便無法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於是在蘇聯的幫助和支持下，國共兩黨合作創辦軍官學校，培養軍事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黃埔軍校。

    在這個如火如荼、史稱“大革命時期”的崢嶸歲月中，中國共産黨人以極高的熱情投入了黃埔軍校的初建工作，開始為後來漫長的武裝鬥爭道路培養軍事人才。

    照片上這些身著軍裝的人們，都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領導和重要骨幹，他們在1924年秋冬季節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先後來到黃埔軍校工作。周恩來、熊雄、魯易、聶榮臻等人先後擔任政治部的領導工作，肖楚女、惲代英、高語罕、張秋人等人分別擔任了政治教官。

    1924年初夏，黃埔軍校剛開始醞釀招生，中共中央就立即向各地黨組織發出了“中國共産黨通告第六十二號”，號召黨內優秀青年“自備川資和旅費，前往廣州投考”。當時，全國的黨員人數不過500余人，但報考黃埔第一期的共産黨員、共青團員就達56人，佔總數的1/10。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黃埔軍校及武漢分校共招收了六期學員，各地黨組織先後選送的共産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青年就達500人之多，他們後來都成為黨領導武裝鬥爭的傑出將領和得力骨幹。

    當時擔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正在廣州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東，也積極參與了黃埔軍校的建設。他曾擔任黃埔軍校湖南考區的主考官，為黃埔軍校選送了一批湖南籍黨團員考生；後來又同劉少奇、蘇兆徵等一批黨的工農運動領袖來到黃埔軍校講授形勢、任務和政策。毛澤東後來説：我們在直接準備和組織軍隊的問題上，“從1924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已進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

    這是革命的黃埔。

    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

    預備作奮鬥的先鋒。

    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眾，

    攜著手，向前進，路不遠，莫要驚，

    親愛精誠，繼續永守。

    發揚吾校精神！發揚吾校精神！

    這首著名的《黃埔軍校校歌》，就創作于那個年代。歌詞作者是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共青團員陳祖康。這首校歌試圖用形象化的語言，來道出國民革命軍同以往舊軍隊的本質不同。

    黃埔軍校參照蘇俄紅軍的經驗，建立了國民黨特別支部、黨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毛澤東評論説：“這種制度全中國歷史上沒有，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改其面目”。而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在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主持下也是生氣勃勃，有聲有色。“革命軍隊要與被壓迫民眾攜手共進”、“在大革命中爭當奮鬥先鋒”，這樣的革命道理成了黃埔同學的政治必修課。當年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學員隊長、後來的開國元帥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寫道：“武漢軍校時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轉捩點，是從民主主義思想向共産主義思想轉變的關頭。”

    在這裡産生轉變的，絕不止徐向前一人。在這所蔣介石親任校長的校園裏，陳賡、羅瑞卿、許光達、張宗遜、楊至成、周士第、郭天民等一大批優秀學員，後來都成為中國工農紅軍中赫赫有名的將領，他們在綿延22年的革命戰爭中，把昔日的校長打得聞風喪膽，敗走台灣。

    與南方高漲的革命形勢相呼應，在中國北方也創辦了有中國共産黨參與的兩所軍官學校。

    這是1927年2月在西安創辦的中山軍事學校，當時被稱為“西北黃埔”，專門培養軍事、政治幹部。與廣州的黃埔軍校有所不同，這是由共産黨人完全領導的一所軍校，它由史可軒任校長，李林任副校長兼教務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許權中任總隊長。軍校的主要領導都是清一色的共産黨員。

    另一所軍校是在楊虎城的部隊中，由共産黨員魏野疇、呂佑乾、劉含初、趙葆華等協助創辦的三民軍官學校，它以軍事為主，兼顧政治課。

    從這兩所軍官學校畢業的學員，大多數成為1927年清澗起義、1928年渭華暴動和皖北劉集暴動的領導人和主要骨幹。

    在積極參與創辦軍校、培養軍事人才的同時，中國共産黨也在嘗試建立自己直接指揮的革命武裝。

    1924年12月，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和軍委書記周恩來利用國共合作的有利條件，在廣州大沙頭創建了“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這支武裝由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共産黨員周士第、徐成章、趙自選擔任正副隊長和軍事教官，中共廣東區委成員廖乾吾、曹汝謙擔任黨代表和政治教官，由工農青年中挑選的100多名積極分子所組成。

    中國共産黨直接掌控的鐵甲車隊一經成立，就在支援工農運動、打擊舊軍閥的鬥爭中大顯身手。鐵甲車隊先後在第一次東征中擔任開路先鋒，在援助省港罷工中和工人糾察隊一起封鎖香港，在平定滇系軍閥楊希閔、桂系軍閥劉震寰的叛亂中，堅守革命後方。

    一年之後，以鐵甲車隊和從黃埔軍校抽調的部分學員為骨幹，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三十四團，這就是後來在北伐中奪取汀泗橋、賀勝橋一戰揚名的葉挺獨立團。

    翟清華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國民革命軍在北伐初期有八個軍，葉挺獨立團是中國共産黨直接領導的，這是他獨樹一幟的地方，他的幹部任命、人員補充都是由黨來做決定的。獨立團還建立了黨的領導機關幹事會，也就是黨支部，還有基層組織，黨小組。在大革命時期，我們黨還掌握其他一些部隊，像盧德銘的警衛團、第四軍教導團、西北的徐權中旅和謝子長等部，這些革命武裝後來成為黨發動武裝起義的重要力量。

    其實，當時的中國共産黨人有掌握更多革命武裝的可能。然而，由於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只重宣傳，不重武裝，對黨獨立領導軍隊、開展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還缺乏必要的認識，這導致了黨對革命武裝的重視程度不夠。

    這位從黨的一大到五大一直主持中央工作的總書記陳獨秀，精通詩文，熟讀馬列，尤善宣傳鼓動，口誅筆伐，但卻絕少提及“工農武裝”、“軍事鬥爭”。1922年他在蘇聯莫斯科得知肖勁光沒在東方大學讀書而是去了軍校學習，馬上對肖勁光等人發了一通脾氣説：“你們想幹什麼？想當軍閥嗎！”從這裡能夠深刻感受到：在陳獨秀眼中，革命的當務之急還是用筆桿子和傳單來宣傳黨的政治主張。 早期中國共産黨的總書記偏好筆桿子，而國民黨的蔣校長卻極端重視槍桿子。幾乎從黃埔建校伊始，蔣介石就特別注意掌握軍校的人事權、學生的分配權和武器管理權。黃埔一期學員剛畢業，他就利用這些人當骨幹建立了兩個教導團，一年後擴充為國民革命軍中實力最強的第一軍。

    蔣介石不僅大抓兵權，而且十分警惕兵權旁落他人，尤其是落入共産黨之手。

    1997年1月19日，中華一代名艦“中山艦”在沉沒長江半個多世紀後，于湖北武昌的金口江域打撈出水。

    這艘1910年從國外定購、1925年被廣州革命政府命名為“中山艦”的中型巡洋艦，不僅寄託著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重建“強大之海軍”的強軍夢，在它蒼桑的背影裏，還潛藏著蔣介石當年蓄意謀劃的一個險惡陰謀……

    1926年3月18日晚，時任國民黨海軍局代理局長的共産黨員李之龍，突然接到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傳來的蔣校長命令，速派中山艦到黃埔候用。然而，第二天當中山艦抵達黃埔時，蔣介石卻故作驚詫，否認曾發出調艦命令，隨即便散佈謠言稱中山艦開進黃埔是“共産黨要暴動”，並以此為藉口，派兵逮捕李之龍，同時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武裝，還拘留了第一軍第二師的黨代表和政工人員，宣佈廣州戒嚴。

    翟清華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第一個信號，目的是什麼呢？目的是打擊以共産黨為代表的革命勢力，擴充自己勢力，爭奪革命領導權，實現獨攬軍權、政權、黨權的野心。

    然而，由於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採取退讓政策，致使第一軍黨代表周恩來以及兩百多名共産黨員被迫退出軍隊，蔣介石奪取第一軍軍權的陰謀終於得逞。

    中山艦事件之後，第一軍成為了“蔣家軍”。在後來的北伐中，第一軍戰績平平卻一路招兵買馬，當蔣介石到達長江下游時，第一軍已經擴充為幾十萬人的第一集團軍，並以此基礎發展成蔣家王朝的嫡系——中央軍。

    翟清華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國民黨新軍閥在排斥共産黨人掌控軍隊這個問題上，態度是一致的。舉個例子，北伐戰爭中北伐軍攻佔武昌後，第四軍擴編，戴吉、黃吉祥幾個團長都升了師長，那麼葉挺的葉挺獨立團也擴編為25師，但是他只當了一個副師長。陳賡在東征當中就是連長，蔣介石説此人是共産黨人，不能重用，所以就升不上去了。總之這些國民黨新軍閥對共産黨人是很忌諱的、很排斥的。

    歷史曾經給了中國共産黨創建軍隊的機遇，但處在幼年的黨卻失之交臂，周恩來作為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後來反思這段歷史，曾感慨地説：如果中央當時重視軍隊，在北伐時黨至少可以建立10個師的武裝。

    反思既往是為了向前探索，然而，歷史不會給人更多的時間思考。一場腥風血雨正在向共産黨人壓來，這些工農運動的領袖們還沒來得及學會操槍射擊，就已經站到了領導武裝暴動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