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光能夠倒流，當年那個在上海採訪的俄羅斯攝影師，就無法拍到這段國民黨屠殺共産黨的影像，而蔣介石也不會是這樣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

    1927年的春寒，似乎沒有影響蔣介石同共産黨合作的熱情，因為他率北伐東路軍出擊江浙、攻佔上海，本來就是在共産黨領導發動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配合下取得的。不過，這副笑臉沒有保持多久就突然變了，蔣介石開始對工人運動和共産黨痛下殺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四一二”反革命事變。

    六天后的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資産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史稱“寧漢分裂”。

    一時間，國民黨新軍閥們紛紛仿傚，反共事變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4月15日廣州粵系、桂系軍閥發動了反共屠殺，5月下旬長沙發生了“馬日事變”……殺戒大開，血流成河，中國共産黨和工農革命面臨危急關頭。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國共産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總書記陳獨秀作了洋洋三萬言的報告，但對東下討蔣、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這三項最重要的議題，卻只字未提。毛澤東曾向中央和大會提出“迅速開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裝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提案，也被陳獨秀否決。

    毛澤東仰天長嘆：亡黨在即！憤然退出會場。中共湖北省委領導人董必武則大聲疾呼：如果我們沒有武備，人家就會用刀槍對付書生的空談，這個時刻當不會太遠！

    1927年7月15日，這一時刻降臨了。以國民黨左派領袖自翊、幾天前還稱共産黨為親兄弟的汪精衛、悍然發出反共屠殺令，武漢國民政府宣佈與共産黨決裂，僅在武漢，八千共産黨人三個月內只剩下區區六百！

    翟清華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帝國主義、軍閥、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聯合力量，比革命力量要強大得多，革命陣營當中的資産階級的右翼掌握了相當大的領導權、特別是軍權，這一部分人基本上都跑到了反革命陣營當中。

    “七一五”反革命事變，標誌著國民政府“寧漢合流”，國民黨左派右派聯手反共。從此，代表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資産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與代表工人、農民利益的共産黨之間，轉入了你死我活的血戰交鋒。

    “……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昔日的同志多已慘死，自己也要回湖南迎接新的鬥爭，此時的毛澤東心情蒼涼，他獨自漫步，登上武昌江邊的黃鶴樓，寫下了這首沉重的詩篇。

    面對國民黨刀槍以對的嚴峻局面，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等黨內有識之士，對共産黨開展武裝鬥爭和建設自己的武裝力量提出了他們的看法。

    毛澤東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産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産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此時此刻，能否抓住武裝、能否建成軍隊、進而能否用武裝的革命反擊武裝的反革命，關乎黨的生死存亡，關乎革命的生死存亡！

    值此生死存亡之際，中共接替原總書記陳獨秀、共同主持中央工作的“五人常委”痛下決心，立即發起武裝暴動，地點初步選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潯路上，暴動骨幹力量為葉挺領導的第24、25師和賀龍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為確保暴動成功，“五人常委”中有三位先後趕赴九江和南昌……

    這幢佔地1200平方米的建築，當年叫“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城裏最氣派也最堅固的建築。1927年7月下旬，它被包租下來，成為了南昌起義的指揮部。

    褚銀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7月27號，周恩來從武漢來到南昌，就在這個房子裏成立了領導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根據中央決定，周恩來擔任了前委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南昌起義原來定於早上四點鐘舉行，但是賀龍部隊的一個副營長突然叛變，周恩來當機立斷，把起義的時間提前了兩小時。

    1927年8月1日淩晨二時，兩萬多起義部隊按作戰計劃在南昌城展開進攻。起義官兵頸係紅領帶、臂纏白毛巾，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1933年6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把8月1日定為中國工農紅軍誕生紀念日；後來，人民解放軍也把這一天作為自己的建軍紀念日。

    南昌起義是人民軍隊誕生的象徵，但南昌起義部隊所走的道路，卻是一條充滿坎坷、命運多舛的探索之路。起義部隊在南昌城只停留幾天，便啟程南下，奔赴廣東，準備積蓄力量再度北伐。然而，僅兩個月後，起義部隊就在廣東潮汕遭到失敗……

    1927年11月，起義部隊參謀長劉伯承受中央委派，來到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寫下了這篇《南昌暴動始末記》。50年後的1977年，有關部門在整理共産國際移交中國的檔案中發現了它，黨史專家們認為，這是眾多研究南昌起義的論文專著中，最權威、最有説服力的重要文獻之一。

    “南昌暴動，是中國無産階級奪取領導權在歷史上的第一頁……在這當中犧牲了若干同志，換得來的是什麼？……我是參加南昌暴動負軍事責任的一人，報告此次軍事上之經過，為的是供我們的黨在失敗中研求教訓之材料，以作為今後革命進行之取鑒。”

    就在南昌起義策劃、發起過程中，中共中央同時還在醞釀著一次地域更為廣闊的暴動——秋收暴動。

    1927年8月7日這天，素有火爐之稱的武漢酷暑難耐。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此時，緊張的會議氣氛使與會者們忽略了窗外的酷熱。一個星期前，南昌起義像流星劃過夜空，此時部隊正在南下途中，吉兇未卜；接下來的秋收暴動如何進行，成為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

    會上，毛澤東總結過去的教訓説：“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所以，他特別強調：“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句話後來成為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槍桿子裏邊出政權”。

    “八七會議”確定了“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是黨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議結束後，在湖南已被國民黨重點通緝的毛澤東自告奮勇，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從武漢返回長沙，部署秋收暴動。

    而就在這時，南昌起義部隊在南下途中遭受了嚴重挫折。

    翟清華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就是由於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的薄弱，再由於天氣炎熱，逃兵非常多；蔡廷鍇率領10師在江西吉縣地區，脫離了革命隊伍，部隊士氣是雪上加霜。

    關於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劉伯承在《南昌暴動始末記》中這樣反思：“暴動時因要戴著國民黨的帽子，未把我們土地革命的口號徹底地拿出來，農民之未能充分起來一起奮鬥……”這位“革命暴動專家”的見解，與領導秋收起義的毛澤東不謀而合。

    秋收暴動究竟打什麼旗幟？是像南昌起義那樣繼續打國民革命軍的旗號，還是亮出共産黨自己的旗號？在這份1927年8月20日湖南省委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毛澤東明確提出，應該“立刻堅決的樹起紅旗”。

    對這一重要提議，中共中央很快批復“暴動成功之後……所有工農自衛軍可改為工農革命軍”，這就意味著同意秋收暴動亮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

    這就是工農革命軍的旗幟：代表農民階級的鐮刀和代表工人階級的斧頭，疊加在代表武裝力量的五角星上，明確表明這是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武裝。

    8月30日，湖南省委最後確定在湘贛邊界發動秋收暴動，並派前委書記毛澤東組織領導這次暴動。

    這一決定無論對人民軍隊的建設還是毛澤東本人，意義都十分重大。毛澤東在青年時期曾有過半年的從軍經歷，這一次是他軍事指揮生涯的開端，也是他直接締造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開端。

    欣然受命的毛澤東，換上舊青布工裝，星夜從長沙向湘贛邊界進發。

    翟清華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起義部隊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盧德銘任總指揮，余灑度是師長，下轄三個團。第一團為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大部；第二團安源工人和 # # 農軍；第三團警衛團一部和瀏陽農軍組成；還有餘灑度收編的黔軍殘部、已經是土匪的邱國軒部為第四團。

    王新生 中央文獻辦公室

    但是，這個部隊遲早肯定要走向反動的一面，他不是黨掌握的部隊，所以，這個隱患就是在後來秋收起義的時候，他就是倒戈，給警衛團造成重大損失。

    頗具意味的是，暴動部隊駐紮的修水、安源、銅鼓均分佈在湘贛邊界的江西一側，按常規應由中共江西省委指揮，但這三支紅色武裝卻由毛澤東為首的湖南省委直接領導，這不能不説歷史對毛澤東的垂青，同時也是中國革命之大幸。抵達安源，毛澤東對秋收暴動做了具體部署；即修水、銅鼓、安源三路人馬會師瀏陽，然後在城內工農暴動的策應下，攻取長沙。鋻於三路人馬銅鼓居中，是整個軍事行動的中樞，毛澤東又星夜兼程從安源趕往銅鼓，以便坐鎮指揮。

    銅鼓是閩西的一座山城，暴動指揮部就設在城內的蕭家祠堂。毛澤東到達的當天恰逢中秋佳節，激情滿懷的毛澤東揮毫寫就了《西江月•秋收暴動》：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修銅一帶不停留，要向平瀏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然而，秋收暴動的工農革命軍卻出師不利，從一開始便遭遇了挫折和失敗……就在暴動萬事俱備的關頭，新收編的土匪邱國軒部卻突然陣前叛變，再加上通訊聯絡不暢，會攻瀏陽的三路人馬作戰先後失利。坐鎮指揮的毛澤東當機立斷，毅然叫停“會師瀏陽、直取長沙”的暴動計劃，命令剩餘部隊轉向文家市集結，並在裏仁學校的一間教室裏召開了前委會議。

    毛澤東指著從學校臨時找出的一幅舊地圖，劃出了工農革命軍的前進方向：沿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南下，尋機向湘南發展。

    劉波 國防大學副教授

    秋收起義以後到底去哪？前委還是有爭論的，以師長余灑度為代表還是堅持城市中心論，還是想去攻打長沙、瀏陽，打城市；但是盧德銘這些委員，他們就支持毛委員的觀點，要到羅霄山脈的中段去，到農村去開展革命根據地。

    第二天部隊出發前，毛澤東在裏仁學校的操場上做了政治動員。他形象地比喻道：我們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們這塊小石頭總有一天可以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的。

    劉波 國防大學副教授

    為了鼓舞大家的士氣，毛澤東還告訴大家，過去我們吃了虧，是因為我們沒有掌握武裝，現在有了自己的部隊，事情就好辦多了。雖然現在我們失敗了，但是暫時的失敗並不可怕，失敗是成功之母，最重要的是總結經驗教訓。

    然而，從文家市沿羅霄山脈南下途中，工農革命軍又頻頻遭到國民黨軍和地主武裝的襲擊，不斷出現傷亡；特別是在萍鄉以東的盧溪與國民黨軍一個正規團發生遭遇戰，部隊損失近三分之一，總指揮盧德銘也壯烈犧牲，部隊開始瀰漫起悲觀失敗情緒。

    褚銀 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

    因為傷亡比較嚴重，另外再加上瘧疾流行，官兵情緒低落，有不少人經受不住惡劣環境的考驗，離隊出走，也就是開小差，部隊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這幾乎同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出現的情況一模一樣，劉伯承在《南昌暴動始末記》中寫道：究其原因是，“黨的紀律亦甚鬆懈，統係不明，權力不聚，責任不專，已失掉了領導暴動的重心。”所以，“我們的黨，無論何時都要有精密的組織，威嚴的權力，才能確實領導一切，而于暴動時尤然”。

    面對秋收暴動部隊瀕臨潰散的嚴峻局面，毛澤東一路上都在思索著怎樣化解危機，解決軍隊建設問題。失敗連著失敗，挫折接著挫折，工農革命軍何時才能出現真正的轉機？

    羅海曦 國防大學教授

    秋收起義部隊南下之所以遇到大量減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黨組織在部隊沒有切實掌握士兵，所以再不進行改編，這個隊伍就很難生存下來，更不要説承擔今後更艱巨的革命任務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下決心改編部隊。

    9月29日，秋收暴動整整二十天后，經歷了太多失敗和變故的工農革命軍，拖著疲憊的身軀，到達了江西永新縣三灣村。

    這裡是井岡山下一個偏僻的小村莊，當地人説，三灣是個“雞叫聽兩省”的地方，村裏的公雞打鳴，毗鄰的湘贛兩省都能聽到。部隊到達三灣村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在村裏的協盛和雜貨舖，召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

    “部隊不能再跑了，如果再亂跑，剩下來這些人也要全部垮掉，這樣還革什麼命?” 接著，毛澤東説出了他思謀已久的決定：工農革命軍必須改編。就在小山村的這個夜晚，秋收暴動前敵委員會通過的改編方案，成為了建設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開端。

    羅海曦 國防大學教授

    三灣改編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就是整編部隊，對不純分子作了清理，將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使部隊更加純潔、精幹，戰鬥力是大為提高。第二個就是健全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連排建立黨小組，營團建立黨委，並在連、營、團設置黨代表。這樣就在部隊中形成了完整的黨的組織系統，廢除了以將領為軍隊核心的傳統慣例。第三個方面就是廢除了軍閥作風，在部隊中建立了民主制度。規定連以上各級建立士兵委員會，官兵平等，官長不許打罵士兵，廢除肉刑等等，確立了新型的官兵關係。

    支部建在連上、班排建立黨小組、營團建立黨委……形成了完整的黨的組織系統，從組織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毛澤東後來在領導井岡山根據地建設時説：“經驗證明，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三灣改編後，秋收起義部隊安然走進井岡山的懷抱。第二年春天，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也來到這裡。等到1929年春暖花開的時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發展到了寧岡、永新、蓮花等好幾個縣的面積。

    而此時，劉伯承再也無意欣賞莫斯科河的春色了，國內傳來的有關湘贛邊界鬥爭的消息，使他對羅霄山脈心馳神往，他對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同學們説：“我很想現在就回國去，上井岡山，和朱德毛澤東一起去戰鬥。”

    然而，就在劉伯承準備動身回國之時，正在贛南、閩西轉戰的朱毛紅軍，卻發生了一場關係到紅軍命運和前途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