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犯罪的主要群體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經濟困難是導致農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當農民工無法按時獲得報酬時，往往會實施犯罪……這是今天由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聯合發佈的《農民工刑事案件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主要內容。

　　近日，發生在河南鄭州的“保姆偷僱主價值6萬多元的手機”一案，因被告人張蕓(化名)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而引起廣泛關注。因僱主44天沒有給她工資，不識字的張蕓偷了僱主的手機。儘管此案目前已經被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撤銷原判，發回重審”，但因一審判決引起的爭議仍未平息。

　　在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看來，張蕓的這一犯罪行為屬於農民工“自救性犯罪”，在該中心調查的案件中並不少見。農民工“自救性犯罪”的共性是：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其實施犯罪之前受到了侵害，比如沒能及時拿到勞動報酬、得不到工傷賠償，通過正當法律渠道無法及時、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於是對僱主或他人産生了報復心理。

　　農民工孫某在春節臨近時，回家心切，老闆拖欠他工資4200元，在多次索要被老闆拒絕後，孫某趁老闆熟睡之機盜竊現金4500元；在北京某歌廳當服務生的裴某，老闆一直沒有發工資，身上沒有錢了，便夥同其他四人，先後兩次對路人實施搶劫。

　　這些“自救式犯罪”案件的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被調查的農民工盜竊、搶劫案件中，經濟極度困難是農民工普遍面臨的現實問題：有一名農民工從新疆到太原打工，一直沒有找到工作，帶的錢花完了，尾隨行人盜竊手機；肖某因母親生病住院，急需用錢，情急之下將公司倉庫中的財物盜竊後出售。

　　此外，接受調查的犯罪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文化水平居多。報告顯示，在接受調查的103名32歲以下的犯罪農民工中，真正接受完整九年義務教育的人數不到三成。

　　沒有文化、缺少基本法律常識直接導致農民工實施犯罪行為具有一定的盲從性。有的農民工知道他的工作內容屬於犯罪，卻仍然聽從僱主安排；有的農民工不知道工作內容屬於犯罪，只是盲目聽從僱主安排。在農民工張某協助組織賣淫一案中，張某是俱樂部的服務生，知道俱樂部裏有賣淫行為，他聽從主管安排，負責打掃俱樂部走廊衛生，在電梯口和客人打招呼，遞送安全套。

　　報告統計的191個案例來自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等15家法律援助機構和律師事務所。這些案件發生在2006年至2011年，被調查者有123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中國青年報北京7月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