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首次公開對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三非”外籍人員進行清查的“百日行動”,一經開展便立刻引起輿論關注。

　　今天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的多位警界人士、公安專家表示,大規模的清查行動不是我國獨有,屬於國際慣例,通過修法對“三非”外籍人員進行嚴厲處罰也是國際趨勢。

　　“三非”引發系列社會問題

　　中國世代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禹晉永近日在其微博上向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舉報稱,一家“黑仲介”自2002年起就違法引進菲傭數千人。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來華外籍人士近年持續較快增長。來自公安部的數據顯示,1980年外國人入境74萬人次,2011年已猛增到2711萬人次。近10年來,外國人入境人數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遞增。

　　“隨著外國人的增多,‘三非'問題也在增加。除了帶來管理上的難題外,還會埋下諸多刑事犯罪隱患。”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涉外警務係教授向黨説。

　　北京市公安局調查發現,違法犯罪外國人中“三非”問題比較突出,此類外國人大多無生活來源、無穩定住所、無正當職業,更有甚者專門來華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王琳介紹,2011年,成都公安共處理“三非”外國人案件320件,其中非法居留319件,非法入境1件。

　　“‘三非'外國人的存在,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王琳説,許多非法入境的外國人與當地人非婚生子,孩子無法上戶口,將來存在上學、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一些非法居留人員,沒有經濟來源,又舉目無親,很容易走上盜竊等違法犯罪道路；非法就業則擾亂了我國正常的就業市場和秩序。

　　查處存在“三難”困擾警方

　　公安部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各地警方查處“三非”外國人兩萬餘人次,在1995年這個數字首次突破1萬人次。

　　分析成都查處的319件非法居留案可以發現,有的存主觀故意,一些外國人以旅遊簽證入境後,明知簽證到期而繼續滯留；也有一些續簽材料沒有及時準備好,等準備好時簽證已經過期；還有客觀原因造成的,有些外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法律政策,不知道入境後要辦理居留許可；有些申請新護照時因為要通過使館到國外辦理延誤了時間；有些請別人代為辦理被騙沒有及時辦理；還有不少華裔將孩子送到中國由其父母照顧,認為孩子雖然是外籍,但仍是中國人,不存在簽證過期問題。

　　據了解,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外國人移民潮中“三非”問題在各國都頗為棘手。

　　王琳介紹,查處“三非”外國人工作存在發現難、界定難、取證難等問題,成都每年都開展集中清查活動,但效果並不理想。

　　成都發現“三非”外國人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種為外國人主動到出入境管理部門辦理簽證時發現其簽證已經過期；另一種為社區民警、計劃生育人員等在走訪時發現問題,或周邊群眾舉報後查實為“三非”外國人。

　　“目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哪些情況下屬於外國人非法就業,實踐中我們遇到過諸如外國人在西安有就業許可,後到成都工作是否為非法就業等案例；由於外國人非法就業,雇傭雙方都要受到處罰,因此雙方往往不簽訂勞動合同,而是口頭協定,像在培訓機構、娛樂場所工作,都是上一天班結一次賬,且達成攻守同盟,公安機關發現、取證都非常困難。”王琳説。

　　修法重點是加大懲處力度

　　專家指出,解決“三非”外國人問題,重要的是提高外籍人員進入中國的門檻和條件。

　　童話作家鄭淵潔近日在其微博上發起一項投票——是否應該提高外國人入境中國簽證門檻。截至5月21日下午,共有2638人參加,94%的人選擇了“嚴查入境中國之外國人的存款、房産、有無工作”選項。

　　向黨指出,我國現行的出入境管理法制定於1985年,已難以適應當今新形勢的發展。

　　去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這部法律草案將原有分別規範中國公民和外國人入出境的兩部法律合二為一,對中國公民與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規範進行整合。

　　今年4月,王琳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列席了該草案的審議。她認為,草案規範了外國人在華就業、明確了對非法就業的界定、規定了核查、遣返“三非”人員的措施,對治理“三非”問題將有積極作用。

　　向黨透露,目前修法已進入二審階段,修改的一個重點就是加大對“三非”外國人的處罰。

　　一個細節是,在草案初稿中,對“三非”外國人的處罰標準比現行法律嚴厲一倍,後來又將處罰標準翻了兩倍。

　　“嚴厲處罰是國際趨勢,歐美、日韓等國家甚至將其入刑化、入罪化,對非法移民採取監禁手段嚴懲,而我國只是按照行政違法處以警告、罰款、拘留、拘留審查、遣送等。”向黨説。

　　針對此次北京警方將採取重點社區清查、重點部位定期整治、嚴格審查簽證申請等措施,加大整治“三非”等外國人違法犯罪工作力度,同時向社會徵集“三非”外國人線索這一舉措,向黨表示:“整治‘三非'等外國人違法犯罪工作,絕非我國獨有,集中清查式的方式也普遍存在於別國。”

　　向黨建議,解決“三非”問題,首先要從立法上查漏補缺,彌補法律上的缺位,需要法律更加明確公安機關的查處職能和方式；其次公安機關要將清查行動常態化,融入派出所等日常的勤務中；另外,公安機關要加大宣傳力度,讓雇傭者、協助者(非法仲介)知道行為的違法性,進一步規範雇傭市場和仲介市場。本報記者李恩樹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