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姜明安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王錫鋅

　　《法制日報》記者　　　　　　　　　　　　　　　　杜　曉

　　《法制日報》實習生　　　　　　　　　　　　　　　嚴寒梅

　　對話動機

　　近年來,城管執法引發的社會衝突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為改變這種狀況,各地就改進城管工作進行了不少嘗試,許多城市的城管部門已經開始換位思考,紛紛推出“城管新政”。這些“新政”能否成功實現城管執法的轉身?未來的城管執法又該如何“變管理為服務”?《法制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與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展開對話。

　　□對話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地方的城管部門推出了各種“柔性執法”的舉措,甚至有的地方還搞過“眼神執法”,情形大致是這樣的:執法隊員圍站成一圈,沉默地注視著商販,直到對方受不了離開為止。

　　姜明安:像“眼神執法”這種執法方式肯定比強制沒收攤販的東西要文明得多,當然這也是城管部門被逼無奈的表現。但是,在執法過程中,利用行政指導、採取強制措施的方式也不能忽視,否則城管行政執法的尊嚴就會受到影響。

　　我個人不太贊同像“眼神執法”這樣的方式。即便提倡“柔性執法”,城管執法還是應該以行政指導為主,在勸説不成的情況下,可以請求公安機關協助強制執行,其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條: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500元以下罰款。

　　具體來説,“柔性執法”應該是注重運用多種手段來引導行政相對人行為的正確方向,給相對人一定的靈活度,促使其選擇最小成本的行為方式。“柔性執法”在某種程度上能克服強制性方法的單一性、僵化性和機械性,符合每個人希望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實現需要的心理特點,更多地代表了民主、協商與溝通的法治價值,體現了現代法治的平等、獨立、民主、責任、寬容、尊重、信任和合作的人文主義精神。

　　但是,在改進城管執法模式的過程中,最怕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城管不是“野孩子”,該用行政強制措施時還是要用,這是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力。遇到“賴皮”攤販佔道影響交通,在其不聽勸説的情況下,就應給予行政處罰,維護法律的尊嚴。

　　王錫鋅:我們看到,有的時候城管隊員在執法時訴諸暴力,有的時候是城管隊員在執法時遭遇暴力,要跳出這樣一種暴力怪圈的循環還有很多技術層面上的因素需要考慮。比如説提倡文明執法、“柔性執法”,還有一些更具體的做法,比如有的地方推出女子城管執法隊,但這樣的女子執法隊會不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溫柔執法”,效果還有待觀察。

　　記者:説到女子執法隊,近日,廣東省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女子特勤隊的亮相引起不少議論,或是質疑,或是讚譽。年輕靚麗、高素質的女子特勤隊在街頭執法巡查時,贏來頗高的回頭率,成為廣州市一大亮點。具體來説,城管在探索“柔性執法”時還應該尊崇哪些法律原則?

　　姜明安:構建法治社會、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其必然邏輯應該是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依法執法。就依法執法而言,首先應是執法範圍法定、執法職權法定,不能將執法隊伍作為執行特定任務、特定政策目標和清除實現特定任務、特定政策目標障礙的工具,更不能將執法隊伍作為執行當地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導特定指示、完成其政績工程的工具,或作為清除實現相應領導指示、完成其政績工程障礙的工具。其次應是執法方式法定、執法手段法定,執法方式、手段是為實現執法目標服務的,但這並不意味著能保證或促成特定執法目標實現的一切方式、手段都是正當的和可行的,無論是罰款、沒收、搜查、驅趕等,都必須有法律根據,至於辱罵、毆打,更是法之不允,理之不容。再次應是執法手續法定、執法程序法定,執法者縱然是行使法定職權,採用法定手段,其行為也不一定是合法的、正當的,如果在執法時沒有向相對人表明身份、沒有向相對人説明理由,沒有聽取相對人申辯,這種執法行為就構成違法和違反正義。

　　因此,在探索“柔性執法”時,應該在上述法律框架內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