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9時30分，備受關注的“留學生刺母案”在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汪某犯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

刺母只因索要生活費遭拒

　　今年3月31日，赴日留學5年的汪某乘坐飛機從日本東京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在東京登機前，汪某曾致電母親急需生活費，但遭到母親拒絕。在浦東機場航站樓，汪某與前來接機的母親發生爭執，拿出尖刀對母親頭部、手臂、腹部、背部多處進行砍、刺，毫無防備的汪母受傷後最終倒地。汪某隨即被趕來的機場民警抓獲。到案後，汪某在描述自己襲擊母親的情形時表示，當時腦子一片空白。

　　2011年6月，經司法鑒定，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但具有受審能力。8月1日，公安機關以汪某涉嫌故意傷害罪向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9月14日，檢察機關正式向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10月19日，該案在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時，公訴機關指出，汪某應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依法應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鋻於被告人汪某作案時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依法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汪某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作為受害人的汪母則表示自己做母親的“不稱職”，沒有及時帶兒子治療精神疾病。據稱，在今年日本地震時，兒子曾經告訴她“耳朵裏有異響”，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也已發現兒子的行為有些異常。

　　當法官詢問“為什麼會帶兩把刀”時，汪某表示，兩把尖刀是為了“防身”。汪某還説，其在日本留學後期曾多次搬家，總覺得“住到哪，就像人家跟著我、整我”。汪某的辯護律師在庭審中為汪某進行了“無罪辯護”，律師認為，根據檢方提供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談及汪某“自知力無”，這證明事發當時他已經完全喪失了辨認自己行為的能力，既然作案時屬於發病期，主觀意識已經喪失，汪某應當不負刑事責任。

故意傷害還是“自知力無”

　　今天，在被兒子刺傷整整7個月後，身形瘦小的汪母第二次在法庭上與兒子“遙遙”相見，只是這一次，她和兒子一起等待的將是法院的一審判決。

　　9時35分，本案審判長、浦東法院刑庭庭長馬超傑宣讀了判決書。

　　法院認為，被告人汪某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一人重傷，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至於辯護人提出根據鑒定報告汪某案發時“自知力無”，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不構成犯罪的意見，法院認為，司法鑒定意見書上所稱的“自知力無”是指被告人汪某在談及日本經歷時，對自身患有精神疾病的病情沒有主觀認識，缺乏“自知力”，而不是指汪某案發時自身行為喪失了辨認和控制能力，因此以“自知力無”來否定被告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是片面的，更是對“自知力無”的誤讀，法院對於辯護人的相關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綜合考慮案件的起因、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犯罪手段與危害後果，法院遂作出上述判決，

審判長詳解為何輕判

　　今天宣判結束後，記者在第一時間採訪了審判長馬超傑。

　　馬超傑表示，雖然司法鑒定書明確表示汪某作案時“處於發病期”，汪某辯護人也在庭審中反復強調這點，但是對於司法鑒定意見，應當全面、客觀地理解，“鑒定書的分析意見非常明確，被告人汪某案發時雖然處於精神分裂症發病期間，但他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

　　馬超傑具體解釋道，鑒定書中這樣説：“本次傷害母親行為源於因為要錢與母親發生爭執，而並非受幻聽、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狀的直接影響，但作案時處於發病期，細膩情感方面存在明顯障礙，對作案行為的控制能力削弱。”也就是説，此時的汪某並沒有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只是這種控制能力有所“削弱”，因此根據刑法第18條第3款的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馬超傑指出，刑法第18條根據精神病不同情況及對刑事責任能力的影響，將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能力分為三種：第一種即第一款，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第二種即第二款，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負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第三種即該條第三款，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負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在發病期間，並非一概不負刑事責任，而應根據病情輕重緩急、辨認控制能力是否全部或部分喪失，通過鑒定來確定其屬於無刑事責任能力還是限制責任能力。”

　　馬超傑表示，法院在量刑中主要考慮了以下幾點：首先，被告人汪某持刀連續捅刺被害人，直接導致其母重傷，且受傷的9處傷口中有3處是重傷，案發地點又是在國際機場這一特殊場所，法院在量刑時酌情予以了考慮；其次，汪某案發時僅具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到案後又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依法可以從輕處罰；第三，考慮到該案是由家庭糾紛引起，被害人對被告人已經表示諒解，酌情可以從輕處罰。最後，法院綜合考慮了各種因素，對被告人汪某作出了以上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