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國獨控印度洋的時期也是英國擴張達到高峰繼而轉向衰落的時期，儘管其衰落的速度——因為有印度殖民地資源的支撐——要比今天的美國慢得多。進入新世紀的美國在中亞失敗後，轉入衰落的現象再次説明：建立在“心臟地帶”之上的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是有缺陷的，具體表現是它存在理論上的合理性與實踐上的不可行性的悖論。這種悖論本文稱之為“麥金德悖論”。産生這種“悖論”的原因是沒有一個沿著這條路線擴張的國家有足夠的國力達到目的。英國之後，麥金德理論的這種悖論——可能是歷史沒有提供足夠多的教訓——不僅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相反，它在包括美國、蘇聯在內的後發強國中還得到激賞並被大規模地推向實踐，其結果也無一例外地深陷其中並由此轉向衰落。“麥金德悖論”反映了霸權國家自身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有相當的經驗教訓值得汲取。

　　[關鍵詞]麥金德；地緣政治；悖論

　　全文目錄

　　一、世界擴張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麥金德悖論”

　　二、“麥金德悖論”及其産生原因的歷史分析

　　三、“麥金德悖論”反映了霸權國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四、經驗與教訓

　　五、基於中國視角的經驗總結

　　19世紀末，哈爾福德 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地緣政治學説在英國流行。1887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1904年又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前一篇論文在當時的英國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一篇經典文獻”，後一篇論文則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潘恩的《常識》等15種書並列，被稱為改變世紀的“巨著” 。英國牛津大學還為麥金德專設為期5年、薪水豐厚的講師席位並於1899年設立地理系，聘麥金德擔任系主任。麥金德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説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但這種理論不僅沒有挽救大英帝國，它還在隨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推向極端並加速大英帝國的衰亡。這個現象值得關注。

　　一、世界擴張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麥金德悖論”

　　1919年，麥金德將其地緣政治學説的基礎部分即“樞紐地區”的內容提煉為更富有衝擊力的“心臟地帶”的概念，並以簡潔的短句做出如下概括：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

　　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

　　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

　　麥金德這一經典表述，可以説是其地緣政治理論的經典的概括。

　　“英國的海上霸業是在拿破侖戰爭時期全部完成的。” 而英國實現海洋霸權的關鍵是對其“心臟地帶”即印度洋的控制。19世紀初，英國乘拿破侖在歐洲大陸征戰的時機，在印度洋大舉擴張且大獲其利：1798年，英國攻佔錫蘭（斯裏蘭卡），1806年佔領荷蘭人在好望角的據點，1814年從法國人手中奪回毛裏求斯，1826年從荷蘭那裏獲得馬六甲。1824年，英國人佔領新加坡，這“可説是替英國在印度洋上的霸業安下了一塊基石” 。印度駐新中國首任大使卡瓦拉姆 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評價説：“英國，維也納條約以來印度洋上唯一的強國，現在牢牢掌握了印度洋各處的戰略要衝；得此海上憑藉，它在印度的江山是坐穩了。從此英國就這樣統治了整個印度洋。” 此後的印度洋，潘尼迦認為：“這就比別處更像是英國的一個內湖了。偌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歐洲國家一點好處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復如此。”

　　拿破侖 波拿巴（Napol岢on Bonaparte）在聖赫勒拿島流放期間，看到英國利用歐洲戰爭在印度洋的收穫，對當年放棄征服埃及追悔莫及。他認為他應該留在東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為東方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他説：“如果我佔領了阿克爾，我就可以進攻印度。誰統治埃及，誰就能夠統治印度。”關於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他説，如果他帶著一小隊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國人趕跑。

　　印度洋處於麥金德學説中“心臟地帶”，英國前首相丘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把印度稱為“英王皇冠上的那顆真正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 根據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退出印度洋的經驗，英國人明白，如果沒有對印度次大陸的全面佔領，英國已擁有的對印度洋的制海權是得不到持久鞏固的。1757年，英國人發動普拉西戰役，印度戰敗，英國佔領孟加拉。拿破侖戰爭後，英國清除所有印度洋上的對手之後，便將目光瞄向整個印度次大陸。1857年，英國鎮壓了印度民族大起義並由此形成對印度的絕對統治。1858年英國取消東印度公司，改由英女王直接統治印度。

　　潘尼迦認為：“自從1805年法國艦隊在特臘法耳加 被殲之後，在整個19世紀，英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制海權的國家，這是英國當之無愧稱得起威鎮四海的世紀。” 如果不算1757年普拉西戰役後英國在印度洋上形成相對優勢的時間，我們僅從拿破侖失敗後的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算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英國開始退出世界霸主地位，英國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的時間大約有一個半世紀之久，此間英國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成了英國世界海權從而建立世界霸權的關鍵支柱，它是如此堅固以至英國在這一百多年間能夠相繼挫敗俄國人、德國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發起的全面進攻。而這樣的“戰績”，美國至今也難以企及。

　　近代歷史表明，只有一流國家才能獲得對印度洋的制海權，而只有最終佔領印度大陸的國家才能獲得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從這個意義上説，印度洋是實現世界海權的“心臟地帶”。比較此前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以及後來的美國等霸權國家，可以説英國是控制印度洋時間最長的帝國，其巔峰時期，印度洋儼然成為“英國的內湖”。理查德 米爾豪斯 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看得明白，他説：“英國不僅控制了海灣，而且還控制了從印度洋各個地區來到海灣的通道。印度洋各個地區包括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印度、錫蘭、亞丁、蘇伊士、肯尼亞、南非、澳大利亞、迪戈加西亞和印度洋的其他島嶼，這些地方在以前某個時候全是英國屬地。波斯灣和波斯灣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國的內湖'”

　　英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英國對印度的百年佔領；換言之，正是英國對印度的百年佔領，才得以擁有其在印度洋上建立絕對制海權所需要的巨量的物資支持；同理，不能在印度洋內就地獲得這巨量的物質資源支持，也是今天美國這樣的海洋強國不能對印度洋形成“英國式”控制的原因。

　　但是，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對印度洋的佔領使大英帝國的擴張和隨之而來的繁榮達到頂峰，接踵而至的就是英國轉入——儘管速度很慢——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國的世界霸權受到重創，此後印度出現民族獨立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先經德、意、日法西斯在世界範圍的合擊，後又遭美、蘇合謀及印度本土的民族獨立運動的多重打擊，最終被逐出印度洋。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是英國向印度洋的最後告別。 似乎是歷史的諷刺，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總結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他卻看到了帝國的黃昏。好在眼不見為凈：1947年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

　　可能是歷史沒有在較短的時間內提供足夠多的教訓，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與英國實踐上存在的上述悖論現象不僅沒有引起後人的警覺，相反，它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後發強勢國家中還得到激賞並被大規模地推向實踐。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希特勒聯手蘇聯擊敗歐洲，又回頭與蘇聯衝突以爭奪東歐和小亞細亞的政策、 二戰後美國喬治 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遏制理論 以及以“艾森豪威爾主義” 命名的與蘇聯搶佔中東的政策、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在對“心臟地帶”的兩翼戰略佈局完成後向阿富汗實行最後一擊的政策，特別是21世紀初小布什上臺後直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顯的麥氏“心臟地帶”的烙印，這些政策的結果也無一例外地使實施它們的國家的國力因此透支並走向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列強之間多為市場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列強轉入對資源的爭奪。這時世界地緣政治發生的重大變化是資源政治與地緣政治在時間和空間上合二為一併以前者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這新的地緣政治視野中，麥金德“心臟地帶”理論被注入資源政治的內容，而作為世界現代工業動力基礎的礦物資源分佈相對比較集中的印度洋沿岸地帶與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又恰巧重合。這樣，印度洋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關鍵意義在戰後進一步得到大國政治家的高度重視。曾在20世紀70年代初任美國總統的理查德 米爾豪斯 尼克松，更將麥金德“心臟地帶”的理論注入資源政治的內容並使前者服從於後者。蘇聯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出版《真正的戰爭》，其中對阿富汗地緣政治位勢的分析可視做美國中東中亞政策最到位的注腳。他寫道：“波斯灣的戰略重要意義今天集中于兩個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現在都有賴於石油。這個基本事實在20世紀最後這幾十年裏使波斯灣成了全球風暴的風眼。” 1988年，尼克松出版《1999：不戰而勝》，再次強調美國必須在“心臟地帶”遏制俄國人的極端重要性。他説：“我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戰爭》一書中把波斯灣稱為西方的‘石油咽喉’。我曾寫道，如果有朝一日蘇聯控制了波斯灣地區的石油資源，克裏姆林宮就可以通過威脅扼殺以石油為動力的西方經濟，來對西方進行訛詐。今天的情況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紀剩餘的年月裏，這種情況仍然將繼續下去。”

　　尼克松可能是羅斯福之後美國人中對麥金德地緣政治學理解最為深刻，同時也是在其誤區中陷得最深的政治家：他認識並創造性地發展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説，並使美元與黃金脫鉤後迅速與石油挂鉤，成為“石油美元”，他要求美國政府從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心臟地帶”的主導權。可能是由於此時的美國繼承大英帝國遺産不久，還沒有更多的世界治理的經驗，這使得尼克松——如果再往前説還有凱南的“遏制理論”——在將地緣政治理論推向深入的同時，也反使美國更深地陷進“麥金德悖論”的泥淖之中。尼克松呼籲美國政府：

　　今天，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灣保護西方利益的國家。親西方的波斯灣國家都不夠強大，無法承擔這項工作。我們的歐洲盟國也都無力或沒有決心來完成這項任務。因此，我們必須站起來解決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未這樣做。

　　在外交戰線上，我們一定不能夠允許莫斯科在談判桌上贏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阿富汗不是一個像文化交流計劃那樣的小問題，不應該在首腦會晤中為了緩和氣氛而把它放棄掉。它是一場重要衝突，將決定誰在美蘇爭奪中獲勝。

　　但是，理論上的推進並沒有給美國帶來外交實踐上的進步。美國對印度洋的控制遠沒有達到當年英國那樣的水平，但為了控制印度洋透支國力的速度卻遠超過當年的英國。

　　不錯，與19世紀的英國一樣，美國曾在中亞地區成功地阻止了蘇聯對阿富汗的佔領，但美國沒有由此形成當年英國那樣對印度洋的有效和持久的控制。如果説，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蘇聯利用當時美國的頹勢實現19世紀英俄衝突中沒有實現的向印度洋衝刺的戰略目標，那麼，1991年和2001年布什父子倆 也是利用當時蘇聯的頹勢及其解體後出現的機遇，試圖在“心臟地帶”實現“英國式”（即陸地佔領）推進。美國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拿下印度洋西側的巴爾幹半島——這與當年蘇聯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東側的中南半島而後進軍阿富汗的路徑相似——並以此為小布什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實現對中亞的軍事佔領做了鋪墊。老布什通過幫助科威特收複國土實現了軍事力量在海灣地區的“英國式”部署，這為小布什在任期內大規模揮師中亞做了前沿鋪墊。但不出意料的結果是，美國在伊拉克被搞得灰頭土臉，隨之而來的便是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和從伊拉克的撤軍。

　　二、“麥金德悖論”及其産生原因的歷史分析

　　英國和美國當然還有俄國在中亞的多次失敗的教訓説明：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是有缺陷的，其集中表現是其理論上的合理性與實踐上的不可行性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悖論。我們不妨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麥金德悖論”。

　　造成這種悖論的原因，從實踐上分析是由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力，尤其是海權國家的國力可以支持其從本土擴張至麥金德“心臟地帶”的戰略目標，在理論上分析更是在國家戰略能力和目標之間缺乏資源和運用資源經驗的維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古訓，在不成熟的理論家或政治家那裏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他們缺乏的並不是理論邏輯訓練而是運用國家資源的經驗積累，因此他們設計的目標往往超出資源許可範圍，其結果無一不是陷在理論目標的合理性與其實踐的不可行的悖論中不能自拔並最終走向失敗。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導出的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前一種矛盾決定了國家間的鬥爭貫穿人類發展進程的始終，不管這種鬥爭採取什麼形式，它是人類文明進步基本動力；後一種矛盾使國家在抗力接近的條件下有了強弱轉化的空間。國際關係好比小孩子手中玩耍的橡皮圈，不管他翻出多少花樣，它的伸展總有其資源允許的底線和極限。超越了極限，國家就會由強轉衰；過了底線，國家主權就會受到傷害。如果橡皮筋的某一邊被拉斷，則意味著沿此擴張的國家因力量不支而失敗，這輕則導致國際體系的局部重組，重則則會導致“橡皮圈”即整個國際體系的崩盤。

　　國家為獲利而擴張，也為過度擴張並由此透支財力而衰亡。造成這種規律性現象的原因是擴張規模如此之大已至需要更多的財力來鞏固已有的擴張利益。保羅 肯尼迪説：

　　財富永遠是加強軍事力量的基礎，而獲利並保護財富又往往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過多的資源用於軍事目的而不用於創造財富，那麼，從長遠看，就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或發動耗資巨大的戰爭——那麼它就會冒這樣的危險：為此耗費的鉅資可能超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潛在利益。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大國體系中各領先國家——即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和當今的美國等——的勃興而後又衰落的歷史説明，從長遠看，生産能力獲取收入的能力同軍事力量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相互關係。

　　這從擴張中獲利到失利之間的關節點，對世界霸權國家來説，就是麥金德所説的“心臟地帶”。20世紀60年代，美國曾將其戰線拉得太長，透支了國力並使國家出現衰跡，這才有了尼克松的調整及其後的中興。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將戰線拉向全世界，到戈爾巴喬夫時期來不及調整反導致蘇聯解體。國家擴張的原則是不能將國力“拉斷”，這是極限；國力收縮的原則是不能縮得受到入侵，這是底線。只要找出這兩點之間合理的比例關係，建立其上的理論和實踐之間才能避免上述悖論。而要做到這一點，在相當的情況下，僅憑書本上的邏輯知識是不夠的，它還需要實施政策的經驗。但從歷史所呈現給我們後人的經驗看，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大國的擴張能越過麥金德的“心臟地帶”；也就是説，每當世界霸權國家的擴張“皮筋”拉到這一地區，其擴張就開始出現逆轉並陷入“悖論”怪圈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説，戰略哲學就是在戰略力量使用上拿捏分寸的學問。關於此，早在250年前的盧梭就有經典的論述，他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説：“征服一個國家要比治理一個國家容易得多。有一根足夠長的杠桿，人們只消用一個手指頭便能夠搖動全世界，可是要擔負起全世界來，卻非得有赫居裏士 的肩膀不可了。” 據説拿破侖是盧梭的信徒，但拿破侖沒把握好盧梭哲學的精髓，在其事業巔峰時入侵俄羅斯，要擔負只有赫居裏士才能擔負的重擔，結果失敗了。二戰前羅斯福明白盧梭哲學的要義，他與斯大林合作，保證了美國在二戰後步入世界舞台中心。此後的大多數美國領導人的戰略認識日益遠離哲學境界，步拿破侖的後塵，要接過赫居裏士肩上的重任，到處透支國家力量，最終導致它今天的衰落。與英國相比，美國，尤其是二戰以後成為世界霸權的美國，是外交理論最缺經驗維度，因而最容易陷入“麥金德悖論”並更快衰落的國家。

　　美國接手英國世界霸權後不僅沒有英國那樣的物質條件，而且還沒有當時英國所處的歷史條件。由於有印度殖民地巨量資源的支撐，英國佔領印度洋後出現的衰落的速度要比今天的美國慢得多。況且英國獨控印度洋時，印度、埃及和中國的國運均處頹勢，其國家內部也是動蕩不止（比如印度民族衝突、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等），外部衝突加劇（比如中國和英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印度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大起義、埃及和奧斯曼帝國的埃土戰爭等），而英國正處鼎盛時期。1856年在克裏米亞成功阻擋俄國南下爭奪地中海後，英國即就揮師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同期的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東方最大的國家同時開戰並取得勝利。由此形成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羅斯福總統為了打倒歐洲的世界霸權，釋放出民族自決運動的浪潮。這場運動衝垮了歐洲殖民勢力並建立起一系列獨立的主權國家。但令美國人意料不到的是，經驗老辣的英國人在被迫向美國移交霸權時，不動聲色地大幅提升了美國掌控這個“心臟地帶”的難度：英國借力打力，在印度洋地區釋放出南亞最大的主權國家印度；在印度的東西兩翼即亞洲和非洲還暗助中國 和埃及消耗美國。這樣，美國獨控“心臟地帶”目標反成了消耗美國從而導致美國衰落的原因。

　　美國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投入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是美國試圖通過陸戰實現對這兩個國家“英國式”佔領的初試。雖然其擴張還沒到“心臟地帶”，而且美國還出動了遠比19世紀英國更多的兵力，但結果卻敗得讓美國人至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話，20世紀下半葉，美國從英國手中接收過來的世界已失去了海洋國家贏得大陸戰爭的有利條件；而印度、巴基斯坦、朝鮮等國家擁有核打擊能力後，情形就更是如此。

　　二戰後民族國家紛紛獨立，這時的美國已無力對這些國家發動任何一場能實現“英國式”佔領的陸地戰爭，而沒有陸地的佔領，就不可能有19世紀英國那樣的對關鍵海域的絕對制海權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權；而沒有“英國式”的絕對制海權，美國就不會獲得穩定的海外資源回流及由此帶來的國內政治的穩定。二戰結束之初的美國人明白這樣的邏輯關係，它缺乏的只是在現實中聯接起這些邏輯環節的能力和經驗。

　　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絕對的制陸權來自絕對的制海權，而絕對的制海權同樣也來自絕對的制陸權；而沒有陸戰的勝利，海戰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從近三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佔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 潘尼迦的話可謂英國控制印度洋的經驗之談，而這樣的經驗似乎對後來的美國人，甚至對美國之後的可能的世界霸權國家來説，都成了天邊那漸行漸遠的彩雲。

　　潘尼迦説的這些道理，美國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願去做，而是做不到。朝鮮戰爭後，美國人換了思路，試圖通過地區集體結盟的形式替代“英國式”的直接佔領：1950年10月17日，美國同泰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1951年8月30日，美國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9月1日，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9月4日至8日，美國、英國、法國等48個國家在沒有中國、蘇聯等戰勝國參加的情況下單方面與日本簽署了《對日和約》（即《舊金山和約》），與此同時，美日也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1953年8月8日，美國與韓國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後，美國對中國的封鎖鏈條從單邊擴大到廣泛的多邊集體條約，從中國東部延伸到中國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國聯合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1954年12月2日，美國與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 2月，美國拼湊起所謂“巴格達條約組織”。當這些所謂“集體安全”鏈條建立起來後，令美國感到尷尬的是，面對一個個嗷嗷待哺的盟國，美國用於“維修”這一串串防務鏈條的代價不比直接佔領更少，其效果對美國外交來説——比如1955年的萬隆會議——更是添亂。這又迫使美國重新回到“英國式”直接佔領的思路，為此美國挑起越南戰爭並再次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尼克松上臺後大幅收縮戰線、暫時放棄了遏制中國的目標、壓縮了美國為這些盟國承擔的義務，這才使美國渡過了戰爭失敗帶來的國家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