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的十八大就要召開了。

    “中共十八大不僅是中國十年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國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做出如此判斷的，不是國內新聞機構，而是國際知名媒體。從遼闊的非洲大陸，到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和美國，從聯合國大會的發言，到總統競選的電視辯論，世界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矚目中國，關注未來中國的走向。

    怎麼能不關注呢？過去十年，社會主義中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從歐盟和美國的進口額雙雙增長4倍以上，僅近12個月以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外國車就達120萬輛。深陷經濟危機泥淖的西方慨嘆：“幸好還有中國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國已是一個分量越來越重的砝碼。

    十年之前，“中國崩潰論”風行西方：“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並開始崩潰”，“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十年之後，西方歷史學家卻已開始討論這樣的問題：我們正在經歷500年西方統治的最後階段。穿越華爾街的風暴，跨過歐債危機捲起的遍地沉疴，中國再次以自己搶眼的表現告訴那些始終將其視作“異數”的傳道者們：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

    （二）這是一條在危機和憂患中開闢與發展出來的道路，也是一條在質疑和挑戰中不斷突圍與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開放將這條道路送入世界的視野，人們就從未停止過對它的打量。國際傳媒巨頭默多克曾經慨嘆，“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當“關注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共識，“解讀中國”，則像龐大的中國本身一樣複雜多元。

    這種複雜，不僅因為它開創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另一條路徑，改變了以歐美為主導的單向演進的現代化歷程，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型社會制度的發展模式，也因為在這個佔據世界1/5人口的大國，這種“創造”、“改變”與“提供”的背後，所必然帶來的深刻的變革、劇烈的轉型、前所未有的挑戰。

    就像一條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間結束了停滯歲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薄氣象，也翻騰起泥沙俱下的殘渣積垢；呈現了波瀾壯闊的前景，也潛伏著暗流涌動的危機。對它的認知，站在不同的視角，秉持不同的觀照，截取不同的斷面，自然會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評價、不同的結論。

    即使對過去的十年，又何嘗不是如此？

    進入新世紀以來，聚焦中國的發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有人卻斷言中國發展不外乎是“市場列寧主義”、“國家重商主義”；有人認為中國處於千年以來最為輝煌的位置，有人則認為這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柯立芝繁榮”……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價值，但中國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顛覆著一些人的預言，修正著教科書上的論斷，革新著固有的觀念。60多年前，篤信中國共産黨“經濟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談論最多的是中國的經濟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國改革的人，今天卻把走出危機的希望寄託于這個最有活力的經濟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的説法。

    任何快速發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必然積累一些深層次問題。相比于望遠鏡式的眺望、顯微鏡式的挑剔、放大鏡式的打量，究竟從何處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為定見所縛，使我們對過去十年的判斷把握，經得起邏輯的推敲和實踐的檢驗？

    （三）馬克思説過，評價任何一段歷史，都無法脫離當時的歷史階段。從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從2002到2012，在歷史的大視野中，中國面臨怎樣的圖景？

    當這一個10年開始的時候，于1978年駛入起飛跑道的中國，仍然不減經濟的增勢，在為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的同時，站在了一個關鍵路口。

    從發展方位看，這是一個“戰略關鍵期”。這十年，中國正處於本世紀頭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時段，是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十年。走好這十年，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舉足輕重。

    從發展階段看，這是一個“轉型碰撞期”。進入新世紀，發展快車道上的中國迎來了全新的挑戰。工業化進入中後期，城鎮化進入加速期，經濟社會轉型進入攻堅期，人民群眾政治參與進入活躍期，思想文化進入碰撞期，國際地位進入上升期。這些階段性特徵，給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大國，帶來巨大挑戰。

    從發展環境看，這是一個“特殊敏感期”。隨著中國的崛起，大國實力的起伏消長，深刻地重塑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世界歷史500年未見的轉型”，引發了守成國家疑懼重重的複雜心態。對“另一種制度”的強烈擔憂，讓社會主義中國遭遇了冷戰以來最為露骨的防範，既有“木秀于林”的驕傲，更有“風必摧之”的煩惱。

    從發展動力看，這是一個“尋找驅動期”。原有的人口紅利、開放紅利、國企改革紅利漸漸消減，制度紅利還未完全釋放。傳統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正在現代化進程中艱難爬坡的“中國號”列車，不進則退。

    從發展風險看，這是一個“危險高發期”。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如何避免“東亞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門檻，能否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經歷著傳統價值解構的社會轉型，怎樣重塑時代的核心價值？遭遇了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如何鞏固執政的信任基礎？

    這是過去十年我們黨所要面對的多重考驗。進入21世紀，中國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完成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與此同時，經濟結構面臨深層次矛盾；經濟發展受到資源環境的嚴重制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均衡；貧富差距擴大，利益糾紛和社會矛盾集中多發……中國的發展也呈現日益突出的矛盾和問題。

    時代場景的轉換，意味著歷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説上一個十年，面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空前低谷之際，在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因不適應形勢變化紛紛下臺之時，中國共産黨及其引領的中國道路以嶄新的面貌進入了新世紀，有力地肩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那麼這一個十年，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繁重復雜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社會主義中國能否從挑戰中艱難突圍，決定了這條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説服力。

    （四）法國年鑒學派領袖布羅代爾曾把歷史比作海洋，把歷史的短時段與長時段分別比作大海的表面與深處，並將二者描述為現象與本質的關係。依此邏輯，如果我們想透過這十年發展的“表象”，探尋中國道路的“實質”，就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在國際國內的既定格局中，我們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中國已經邁入小康社會門檻，但這一小康卻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一方面，經濟增長翻了近兩番，另一方面，我們每創造1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物質生活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也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當此之際，經濟社會發展把握得好，中國就能為全面小康奠定決定性基礎，把百年現代化進程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歷史三峽”，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出現停滯甚至倒退。

    中國已經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國強國之路上，內部環境與外部局勢的風險與矛盾，正日益疊加、互相激蕩。國際貿易、消費方式、通訊工具的變革，市場放寬與資本流動，兩極世界的終結以及新興國家的經濟政治崛起，讓世界變得更為複雜。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實際上是首位將中國當作全球化體系一部分來管理的領導人”。當中國工人登上美國《時代》週刊封面，當廣東烏坎事件吸引來大批境外記者，當國際油價的漲跌影響著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已經在更深層次、更廣範圍與世界相連。在全球化時代“治理中國”，中國航船如何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