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歸來：在百度上一打朱先生的名字，會出來您的個人履歷，我看了一下非常有意思，您從大學老師然後到新聞出版總署，然後又到了媒體擔任高管，能在節目一開始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在不同時期的心態感受的變化是什麼樣的？

朱學東：從80年代到90年代，整個高校整個氛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那個時候，社會上流行做教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時候，我們那年開始趕上國家公務員第一年考試，我們是第一屆，也考了新聞出版總署，算是考進去的。當時到新聞出版總署去兩類人，一類經常受表揚，黨報、黨刊做得非常好，改革開放剛開始黨報、黨刊非常有影響力；另外一類市場有影響的媒體，經常受批評，那個時候受批評因為對市場認識有很多欠缺，經常看來，他們實際上是我們媒體市場化的先驅者。所以他們的很多經驗給我留下很多印象，以至於我後來出來做媒體的時候，我前不久跟我的朋友講，很多東西來自於他們，來自他們當年對我的言傳身教，當年我虛心的學習。

記者歸來：首先解釋一下第一點，為什麼封面報道要有個案，而不是宏觀大方向呢？

朱學東：我們以前寫文章習慣宏大敘事，習慣高屋建瓴來寫，很多宏大敘事、高屋建瓴非常空曠、空洞的東西，被大家所接受的時候很難，閱讀障礙非常大。個體命運通過故事敘述，把每個人、每個村莊、每個城市、每座學校、每個企業他們的命運反映出來，以講故事方式講出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通過個體反映價值追求，特別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説法，我在《中國週刊》不遺餘力倡導，通過個案來呈現中國社會的變化，因為我自己也理解，一個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社會由個體組成，社會要進步一定是個體進步，個體沒有進步，社會不能進步，個體成長才有組織成長，才有國家進步。

記者歸來：《中國週刊》一定做出自己的特點，怎麼區別於其他週刊，讓公眾辨識度，站在報刊亭就看《中國週刊》，這個差異化？

朱學東：《中國週刊》剛剛改版，我們提出一點，不會像《南方週末》，其它報紙雜誌寫的大量批評性報道，因為已經有太多人在做，我不會去做相同的東西。而且我們一開始就做了，我希望《中國週刊》用很好的文本呈現故事，當時我們開始就來探討這個問題，到今天實踐中也是這樣堅守，也就是這樣堅守，才漸漸地跟我們很多同類媒體拉開了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