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

　　□朱學東

　　不撤出戰場，

　　不招致毀亡，

　　不放棄理想。

　　——徐一龍（《中國週刊》總編助理）

　　中國週刊是我讀懂中國的另一個故事。

　　一

　　到今年5月，《中國週刊》一路蹣跚，踽踽而行，也已走過兩年。

　　名為週刊，實為月刊，其間難以言説的隱痛，時時針錐我心。

　　我一向堅持，社會由個體組成，個體的命運，是讀懂中國社會的鑰匙。

　　《中國週刊》兩年來的命運，是我讀懂中國的另一個故事。

　　荒誕不經，卻有著中國式的合理性。

　　即便這樣，一群人，依然意氣風發，不撤出戰場，不招致毀亡，不放棄理想，在被允許的空間內，努力向社會奉獻了一本有情懷的刊物。

　　有人批評説，你們空擔了“中國”的名頭。

　　也許。

　　毋須任何辯白。

　　如今，27本雜誌摞在一起，我們可以毫無愧色面對自己，面對讀者。

　　“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舊約》的這幾句箴言，比較形象地呈現了《中國週刊》這兩年來的歷程，和我個人的心路。

　　“我們生活在一個表面上看很難改變的時代，人們會很容易屈服於異議和自己的弱點，然後選擇一條更加簡單的道路，從而也就逃避了應該向他人承擔的責任。曼德拉也經歷過這樣的日子。但是對於他來説，哪怕是一丁點兒的陽光照進羅本島的監獄，他就會期待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一個值得他犧牲的未來。”

　　這是奧巴馬給曼德拉《與自己對話》一書所寫序言中的內容。

　　我也更願意相信，哪怕是一丁點兒的陽光，一丁點兒的進步，也能讓《中國週刊》，讓我們每個人，對未來更有期待。

　　二

　　我在江南水鄉長大。

　　整天在河塘邊廝混，自詡熟諳水性。

　　後來坐船從天津去大連，方知汪洋中一條船的真意。

　　從此，我再也不説自己熟諳水性了。

　　我換的工作也算頗多，大學教師、公務員、媒體、媒體研究，

　　從中樞到地方，從專業到大眾，從主流到邊緣，南來北往，

　　自以為沒有趟不過的河，翻不過的山，

　　但自從到了中國週刊，我再也不敢説自己見多識廣了。

　　《中國週刊》，只是汪洋中的一條船。

　　生活是最好的編劇，永遠超越我們的想象力。

　　這條船的命運如此多舛，其遭遇的風浪激流，如此莫測，足以讓經驗最豐富的海員都為之心悸，棄船落荒而跑。

　　我也曾誇下海口，希望用三年時間，把《中國週刊》打造成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雜誌。

　　雖然，我們知道環境複雜，市場多變，但並非沒有機會。

　　只是後來，形格勢禁，《中國週刊》變成了月刊，機會漸漸失去了。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和其他難以言説的隱痛，許多人忍受不了夢想越來越遙遠，主動或被迫選擇了離開。

　　這真是一個艱難的時刻。

　　最艱難的時候，也是即將解脫的時候，我也有了末路狂奔向陌路的念頭。

　　讀《迷惘》時，卡奈蒂告訴我：“任何笨蛋都能摧毀最複雜的精神，無論何時，只要他願意”。

　　確實如此。

　　不過，後來我想明白了，其實如今已沒有笨蛋，只有利益。

　　雖然，在剝開即其利益的遮蔽，依然還是笨蛋。

　　但，誰又會在乎歷史？

　　我常常反思自己過去在體制內的工作經歷，終於體會到，每一個人，包括我自己，都可能成為築墻者，都不過是大海中翻不起浪的一滴水。

　　人人都是築墻者，人人都可能摧毀最高貴的精神。

　　不作惡。像谷歌的價值觀一樣。

　　我在乎，我敬畏。雖然我只是個小人物。

　　經年之後，當能夠安靜下來的，看看過去印成鉛字的文字，做過的雜誌，無論面對自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朋友，還是自己的讀者，能夠坦然心安，這，就夠了。

　　三

　　機緣巧合，我最終沒有奔向陌路，而是沉潛下來，繼續帶著《中國週刊》掙扎前行。

　　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但他應該知道自己該如何贏得尊嚴贏得勝利。

　　變革的力量源於自我改變。

　　“命運只是我們行為的半個主宰，剩下的一半或者將近一半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馬基雅弗利告訴我們。

　　在允許的空間內，把《中國週刊》做成一本有情懷能盈利的刊物，需要根據環境做出相應的調整。

　　因時而變，一切才有可能。

　　首先是內容定位的調整。

　　最初《中國週刊》希望走硬新聞路子，顯然，這條路被堵死了。

　　在探索過程中，編輯部提出了泛財經話題與文史題材混搭的路子，以適應我們被允許表達的空間和方式。

　　到2011年初。我和《中國週刊》副總編蔣晨明幾番探討，越來越感覺到，在現實條件下，也許只有一條路，可以讓我們衝出重圍，別開生面。

　　那就是回到個體命運的解讀上，把個體置於時代和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講述個體掙扎奮鬥的故事。

　　唯有個體成長，才會帶來社會成長和進步。

　　當然，個體的選擇，不是憑空而來，不是知音體的。

　　《中國週刊》要講述的個體命運，所指向的，一定與現實政治經濟社會緊密關聯。

　　在這樣一個思路引領下，無論是講述大人物大企業命運的《郭廣昌的商業帝國》、《陌生人張朝陽》，還是《陳佩斯：少爺的磨難》，不管是《清華與國運》、《穩一代》，還是《今天我們怎樣做父親》，核心都是通過個體命運，呈現我們對於中國社會的思考。

　　這也是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

　　我後來在《中國週刊檢討之為什麼要寫小人物的命運》一文中這樣總結：

　　“在情感和人性方面，無論善惡美好與醜陋，都一樣擁有。這與階層無關，無論他處在金字塔尖，還是被犧牲壓抑在塔底。所以，這樣的呈現，無關地位高下，身份懸殊，而只與人性情懷相關。”

　　這就與我們每個人相關了。

　　他人的命運就是我們的鏡鑒我們的命運。

　　這才是個體命運解讀的本質。

　　這也是《中國週刊》在月刊出版階段，在被允許表達的空間下的定海神針。也是汪洋中的掙扎駛向彼岸的《中國週刊》的指南針、發動機。

　　四

　　卡奈蒂認為，漢字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文字。

　　不過，在假大空餘毒之後，許多媒體的文本表達，依然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文本的價值是什麼？

　　既是價值觀傳播之需——如果別人看不懂，不看，你還傳播個屁——現在很多媒體有這個問題，同樣也是商業主義的考量。沒有好的文本，讀者讀不下去，怎麼凝聚讀者吸引讀者？沒有讀者，哪來的發行收入和廣告收入？

　　什麼雜誌賣得好？《知音》、《故事會》。只有可讀性故事性強，雜誌的發行量才會大，雜誌也才能把自己想要傳播的價值觀，悄無聲息地灌輸給龐大的讀者群。

　　這叫大音希聲。

　　月刊對於讀者而言，文本的重要性顯然更是不言而喻。

　　當然，《中國週刊》要的故事化表達，並不是胡編亂造，而是需要建立在詳盡的調查研究基礎上。

　　雖然，《中國週刊》在創刊之初，就明確了高度的文學化和故事化表達是寫作憲法，也專門找了特稿寫作的好手來給記者培訓，但這同樣是一條崎嶇之路，堅持下來，殊為不易。

　　我的老鄉、中國青年報的包麗敏也是一把寫特稿的好手。她總結的經驗是，文字還是需要耐讀和悅讀的，得挑逗讀者，讓他們心頭一蕩，或者心頭一緊，或者心頭一驚，或者心頭一暖，都行。悅讀的過程，基本就是跟讀者一步步調情的過程。

　　而《故宮》、《敦煌》這樣的紀錄片，史景遷的歷史寫作方法，同樣給了我和我的同事諸多啟迪。

　　感謝互聯網，感謝社交媒體，當它們把世界搞得支離破碎時，也創造了另一個慢閱讀深閱讀的時代和市場，這給《中國週刊》和它的采編人員，有了嘗試探索的機會。

　　這條路上，依然荊棘叢生，也不會有一蹴而就的捷徑。

　　五

　　《中國週刊》已經出版了一本圖書《中國財富圈》。

　　這本書是《中國週刊》一組封面報道《中國式商圈》的改寫本。

　　在我看來，質量一般，而且在它出版過程中，也遭遇了海盜般的劫掠，但據説賣得還不錯。

　　這也是《中國週刊》圖書計劃的嘗試。

　　目前，已有數家出版社瞄上了《中國週刊》的內容，這也算是對我們努力的另一種肯定吧。

　　今年以來，《中國週刊》的影像計劃也已經啟動，兩本《中國週刊.鏡》特刊，好評如潮。

　　如何將商業與我們的價值判斷結合，《鏡》特刊才剛剛起步。

　　而講堂計劃，已經走出了《中國週刊》編輯部的大門，開始走向了學校和社會。

　　移動和互聯計劃，也正在緊鑼密鼓籌備中。

　　與其怨恨世界，不如改變自己。

　　當我們放下怨懟之心，選擇希望，摒棄恐懼，不再沉陷於遭遇的種種不公，而努力向前看，把每一件能夠做好的事做好，把能寫的每一篇文章寫好時，一切似乎開始好轉，世界重新向我們張開了大門。

　　“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是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仁校友敢説一句‘幸告無罪'。”

　　1941年，梅貽琦這樣表達了對清華的責任。

　　對於我們這些有幸參與《中國週刊》奮鬥的人來説，也像在汪洋中駕馭著一條船，勉力駛向彼岸。

　　實事求是地説，如果一切都順風順水，這本雜誌也就不會叫《中國週刊》，也輪不到我們來操持駕馭它了。

　　在驚濤駭浪中，朋友讓我們溫暖，敵人使我們成長。

　　駑馬十駕，功在不捨。跬步不休，跛鱉千里。

　　找對了路，就不怕路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