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全球視野中的中國道路

30多年來，在世界歷史的風雨歷程中，中國以自己卓爾不群的個性和獨特的風貌，以舉世矚目的成就，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引起世界上不同視角聚焦中國，“北京共識”、“中國崛起”、“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奇跡”、“中國故事”等概念相繼提出。國外致力於“讀懂中國”的觀察家、評論家大量涌現。2011年5月，總部設在美國的“全球語言監測機構（GLM）”公佈的研究報告顯示，21世紀十大新聞中，“中國崛起”高居榜首。

英國《獨立報》發問：“巨龍醒來：中國，這是怎麼回事？” 美國學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説：“中國超出了每個人的期待，外國人開始用新的眼光關注中國。”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説：“重新審視中國的時候到了。”

一、“對蘇聯發展道路的突破與超越”

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國道路不同於冷戰結束前蘇聯的發展道路。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國家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曾創造過經濟奇跡，使蘇聯成為可與美國相抗衡的世界超級大國。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曾深刻洞察到：“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可以説與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很相似。兩大方案都是為應付令人痛苦的危機——美國胡佛時期的大蕭條和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停滯——而設計的”，但羅斯福“是幸運的”，他挽救了資本主義；戈爾巴喬夫則“是不幸的”，他造成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崩潰。關於戈爾巴喬夫反“危機”的功過是非，基辛格評論説，戈爾巴喬夫押賭自由化，必然失敗，他要求蘇聯進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推動了他代表的制度的滅亡。他的改革是共産主義自我毀滅的改革，他摧毀了共産黨，推動了把他送上權力寶座的那種制度的覆亡。

盡人皆知，建國後，中國一度沿襲過“蘇聯模式”，但中國在實踐中也清醒認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在蘇東劇變11年前，中國共産黨人果斷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1991年12月26日，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蘇聯解體，20天后，即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開始了他超乎尋常的“南巡”之旅。鄧小平在“南巡”中就世界及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發表了一系列振聾發聵的談話，這些談話是確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奠基之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確立，是石破天驚的偉大創舉。俄羅斯《紅星報》曾發表文章説，中共提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蘇聯由於沒有進行這樣的改革而解體。

二、“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道路”

中國道路又是一條不同於西方的全新的現代化道路。30多年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接近10%，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世界第一。4億中國人擺脫絕對貧窮，被稱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先例。中國用佔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實現了人民生活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2011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超過5000美元，達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在如此短的時間、在這樣大規模的國家推進現代化的先例，“中國奇跡”創造了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經濟實力提升最強的記錄，“譜寫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國家成就的篇章”。

這是一條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代化道路。它打破了“歐洲中心論”、“歐美模式主導論”，開闢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途徑。正如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所言，中國發展道路與西方有著根本不同，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新“現代化模式”的崛起，“那種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現代化，即西方現代化的觀點，是一種謬論”。葡萄牙駐華大使若澤塔德烏蘇亞雷斯説：“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絕無僅有的發展歷程。”

三、“在金融海嘯中彰顯制度優勢”

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人們在歷史與現實層面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在兩種制度主導下不同發展模式的思考。金融危機成為考驗各類政治制度、發展模式的試金石。金融危機肆虐全球之時，中國以其制度的優勢，快速、果斷地採取一整套措施，成功應對金融危機衝擊，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2008—2009年間，國際社會對中國道路的關注持續升溫，國際上圍繞中國模式的文章超過過去10年的總和。對於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國際社會一直在追問：中國為何有這麼快的反應能力？這種能力的來源是什麼？

英國《衛報》載文稱，“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發展，沒有什麼比中國與歐美間的對比更鮮明的了。中國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與以投資為主導的刺激措施相結合的方式，在金融危機的4年中，年均增長率超過9%。面對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如此巨大的生活條件的改善，合理的反應應該是對之進行大量研究，從其成功中找出我們所要學習的東西。”牛津大學教授阿什撰文説，美式自由市場經濟正被烏雲籠罩，與此同時，中國模式前途更為光明。美國共産黨經濟委員會委員瓦蒂哈拉比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不是一種偶然或無法解釋的現象，而是更多得益於其縝密的經濟和社會規劃，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澳大利亞原駐華大使芮捷銳曾撰文説：“中國共産黨應對金融危機，行動快速而堅定。這不僅有利於中國自身的復蘇，也有利於全世界經濟復蘇。我給中國打出很高的分數。”

四、“創造並豐富了人類文明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闢了人類文明新境界，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實現了鄧小平的預言：“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範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

世界有識之士高度評價中國道路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基辛格認為，“中國發展模式對世界具有重要意義。”埃塞俄比亞執政黨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評論説：“中國全面發展為世界經濟和人類文明發展模式多樣化作出了貢獻，使‘歷史終結論’和‘世界上只可能存在一種發展道路’等西方論調失去市場。”提出“北京共識”的雷默説：“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中國家效倣的榜樣。”巴基斯坦前總理吉拉尼説，“中國發展模式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騰飛樹立了榜樣，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騰飛的希望。”墨西哥知名經濟學家恩裏克彼得斯評論説，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偉大的成功”，“史無前例”，應“成為墨西哥和整個拉美學習的榜樣”。塞內加爾總統瓦德説：“不僅是非洲需要向中國學習，西方也有很多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認為，“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政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産生共鳴和影響力。”

五、“歸功於中國共産黨”

中國道路成功的秘訣是什麼？國外的許多中國觀察家將目光轉向中國共産黨，認為“中國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歸功於共産黨”。拉美許多國家的政黨表示，“中國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是因為堅持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黨政要對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表示敬佩，“這使得中國沒有像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落入西方‘民主陷阱’”。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沈大偉、牛津大學教授亞當羅伯茨等認為，為中國指引前進方向的是中國共産黨，中共不同於蘇共，中國的改革不同於蘇聯，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國外一些政治學家認為，與時俱進的“變革創新”是中共領導中國成功所在。印度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巴斯卡羅伊説，“中共每一項政策出臺都建立在實踐基礎上，僵化的意識形態理論在中國已經沒有市場了。”許多發展中國家政黨認為，“中共以理論突破指導改革，以切實可行的觀念為先導，以改變落後現狀的信念為動力，將改革引向深入，這是中共改革成功的力量源泉。”加拿大比較政治哲學專家貝淡寧説，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來自於其突出的執政成就和人民的擁護，“中共及其領導層一直把消除貧困、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視為第一要務，滿足了廣大民眾的核心訴求。中共的最高領導層獲得民眾的普遍尊重和認同，從而幫助中共提高了自身權威和合法性。”

六、“獨特的民主政治發展之路”

國際社會熱議中國道路，並非齊唱讚歌，而是摻雜著各種誤讀甚至偏見之音。有的認為，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與發展，沒有政治改革與進步；有的按照西方標準對中國道路作出簡單化誤讀，認為中國道路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這種發展基礎“不合理”；西方還有一些右翼政黨、政客把中國道路解讀為“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即所謂“國家資本主義”。

但是，國際上有眼光的政治家、學者對上述議論進行了極有説服力的反駁。他們反對“斷裂思維”，將眼光深入到“中國經濟奇跡”背後的政治制度層面，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是緊密相連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哈裏哈丁説，在發展目標上，中國道路強調經濟發展、穩定和人權平衡發展，但人權含義東西方不同。大量評論認為，中國道路的合法性不僅是建立在高速的經濟增長上，也是建立在長期有效的政治制度基礎上，中國模式是多元的、廣泛的。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中將中國式民主概括為“縱向民主”，他説，“中國共産黨執政的理念與方式在過去30年中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轉變為吸納民眾自下而上參與的執政黨”，“中國的縱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兩者的合力”促進了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後的“判斷權在人民手中”。德國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説，“中國發展的成功和失敗其實只有‘一線之隔’，走錯一步，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而這其中的關鍵一點就是‘保持穩定’”。美國學者愛德華弗裏德曼曾在《韓國時報》上撰文指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僅使其遊刃有餘地化解國際事務危機，而且，‘中國道路’甚至應當被認為高於西方民主制度。”

七、“包容開放之路”

中國道路是中華文明、中國國情、人類文明與時代精神相結合的産物，具有包容性、開放性。

國際社會積極評價中國對不同文明兼收並蓄，認為中國道路具有中國特色，但不排斥同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謀發展。美國一些學者把中國道路歸功於“一大A四小a”，大A是“能力”（Ability），“四小a”分別是“積累能力”（accumulation ability），“吸收能力”（assimilation ability），“包容能力”（accommodation ability）和“應變能力”（adapt ability）。法國前駐華大使、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康拉德賽茨和新加坡學者認為，中國自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能夠平安地與資本主義市場這只“狼”共舞，並創造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奇跡，使全球驚訝與羨慕。德國左翼黨認為，中國道路及其理論體系，“融和了人類不同文明的成果並吸納了不同的思想理論”。中國周邊一些國家的政黨政要認為，從中華文明中揭示出今天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善於從中國歷史經驗教訓中認識中國發展和社會進步規律，中共的政治理念和執政方式，也體現了東方國家政治文化的獨特性。

八、“和平發展之路”

中國道路能否與世界其他政治制度、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平相處？國際有識之士也做了肯定的回答。

埃塞俄比亞執政黨認為，“‘中國道路’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改變了世界。中國成為東半球經濟快速發展和文明的象徵，並在自身發展過程中鞏固和發展了世界和平與穩定。”美國前駐華大使芮孝儉認為，與歷史上其他大國不同的是，中國並沒有發展一套把擴張主義正當化的理論，反而在吸取其他大國崛起的歷史教訓後，在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繫上提出了“和平發展”的政策理念，使本區域國家和全球感到安心。英國公共問題研究所所長布朗德認為，中國發展壯大對世界不是一種威脅，相反，是過去兩個多世紀以來對世界民主化進程最大的貢獻。許多發展中國家政黨及智庫學者認為，中國模式之所以被稱為奇跡，是因為和歷史上其他國家崛起相比，中國沒有對外掠奪、殖民，沒有戰爭，打破了“國強必霸”的老路，中國與世界各國不是“零和”關係，而是互利共贏，“中國對世界不是威脅”。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理查德哈斯説，“中國向世界只輸出計算機，不輸出意識形態。”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曾説過，美國人已經認識到“中國不同於過去的蘇聯”，中國既不謀求傳播“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也不認為自己要跟資本主義進行“殊死搏鬥”，“最重要的是，中國並不認為它的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系的根本秩序”。

九、“中國道路在發展中”

在全球視野中回望、比較、透視中國道路，可得出以下基本結論：中國道路是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又堅持改革創新之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確立，是對蘇聯發展道路的突破與超越；中國道路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道路，不是西方或任何發展道路的照抄照搬，創造豐富了人類文明成果；中國道路經受住全球金融海嘯的洗禮與考驗，顯示出自己的制度優勢；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全中國人民立足國情，借鑒人類文明發展經驗教訓艱苦探索、英勇創造的復興之路、富強之路、幸福之路，這是這條道路能夠成功的秘訣；中國道路是全方位發展進步之路，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是一個相互聯絡相互促進的整體；中國道路是包容開放之路，它以海納百川的境界，吸取人類文明優秀成果，與時俱進地進行變革創新；中國道路是和平發展之路，它打破“國強必霸”的強國邏輯，倡導和諧世界、共同繁榮，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不替代任何發展模式，不威脅別的發展模式；中國道路成就輝煌，但並非完美無缺，不回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來自內外的多重挑戰，永遠在發展完善中。面向未來，中國道路將以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