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華偉繪

　　從上世紀80年代爭相報名投考的熱火，到如今高招時往往成為末選的冷門專業，大學中文系切身體驗了“盛世不再”的蒼涼。這其中固然有時代變遷的無情、社會選擇的冷酷，卻也有中文教育自身的迷失。浮躁的求學風氣、現實的功利主義、過度“論文化”的考評機制，都在隱隱腐蝕著中文教育的根基，讓充滿靈性與馳騁空間的文學教育被現實的無奈釘在了刻板的機械流程中。

　　中文教育，何去何從？

　　——編者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刺激了不少國人的神經，更引起了大學對中文教育的深思。在16日舉行的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座談會上，大學需要什麼樣的中文教育、中文教育遭遇了怎樣的難題，成為討論中的焦點。

　　冷落

　　專業冷門成考生兜底選擇，優秀學生借考研“大逃亡”

　　“如果説中文系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也許有些言之過甚，但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在青年中受寵的程度確實大不如前了。”原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徐葆耕感慨。

　　原因，就在於大學專業之間的競爭，以及當代社會價值傾向的趨同。徐葆耕曾撰文道，“近些年，在考文科的學生中，多數的選擇是：一經管、二法律、三新聞。中文系在考生的志願選擇中屈居於這三者之後，蓋有年矣。考研則是中文系優秀學生的一次‘大逃亡'，有機會進前三個專業讀研的學生，大多會脫離中文系，改換門庭。北大中文系的日子好過一點，跟那三個專業或有一拼，但對照20年前‘文科狀元'的榮譽地位也已‘盛世不再'。”

　　中文系不僅被冷落，更加被“拒絕”。青年作家蔣方舟“想做文學”卻選擇了新聞與傳播學院，青年作家韓寒更是回絕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破格錄取。“韓寒放棄了大學，他沒有把自己放到監獄裏面去。”韓寒的選擇得到了畫家陳丹青的認同，在陳丹青眼裏，中文系“會害了”那些對文字有興趣的年輕人。

　　或許，陳丹青的言辭有一些偏激，但是中文系確不如從前那般寧靜、文氣。網友Rebecca倒了一灘的苦水：“身在中文系，很多人不熱愛自己的專業，大家的眼睛都望著外面的世界。象牙塔太苦，尤其是在學到一個不能立刻經世致用的專業之後，更覺得苦。別的人都發財了我還在研究所謂的文學，進行所謂的文學創作，有什麼意思？”

　　Rebecca的感觸，北師大文學院教授趙勇深有體會：“如今來文學院讀書的大學生，真心喜歡文學的並不是很多。現在許多人選擇專業往往很實際，他們關心的是，此專業將來是否好找工作，彼專業將來能否掙大錢。”他曾經在研究生的課上詢問誰讀過莫言的作品，結果，應者寥寥。

　　在趙勇看來，現在選擇文學院的學生往往是衝著錄取門檻低來的，“對文學無所謂喜歡或不喜歡卻選擇了文學專業，他們當然不會對文學生出太多癡情。”

　　窘境

　　長篇文學作品不如SCI論文有價值，文學被中文教學邊緣化

　　中文系遭遇的尷尬，在北師大文學院副教授梁振華看來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現今的學術評價體系和教學評價體系中，作為文學最核心的創作已經被迫完全脫離。

　　梁振華舉例説道：“以我個人為例，教師創作的文學作品無法計入對教師的考評體系當中。在考評體系中，老師們哪怕是花幾年的時間完成的一篇長篇文學作品也不如一篇SCI的文章更‘有價值'。長此以往，在高校中文系內，從事文學創作的老師就越來越少了。”

　　對老師如此，對學生更是如此。如今許多高校文學院、中文系提倡學生從事文化研究、理論研究，在這一方向的引領下，文學院漸漸失去了原來濃郁的文學氛圍。

　　美國學者米勒曾説：“文學行將消亡的最顯著的徵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學系的年輕教員，都在大批離開文學研究，轉向理論、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等。他們寫作、教學的方式常常接近於社會科學，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文學科。他們在寫作和教學中常常把文學邊緣化或者忽視文學。”

　　“我在每個學期的期中作業可以給學生佈置創作方面的作業，但是在期末考試就必須遵照要求，設置論述題、問答題等內容了。在學生的創作作業中，更多的是看到學生們還停留在小學階段的‘總—分—總'、‘形散神不散'的創作思維，這不能不説是個悲哀。”梁振華説道。

　　系統的正規教育，在一些專家看來更是扼殺創造力的“兇手”。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就撰文指出：“要通過莫言獲得文學獎，來證明中國教育的成功，是證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經歷更説明，作家獲得諾獎，與其接受的正規學校教育，關係並不大……莫言支離破碎的基礎教育，卻讓其走上創作之路，反過來倒值得對當前的教育深思：按照我國當前的教育方式，一名學生完整地接受了小學、初中、高中教育後，他們還有多大的創造力、想象力呢？”

　　嘗試

　　邀請駐校作家提升校園文氣，讓文學創作在教育中更“主流”

　　有關中文系是不是培養作家的地方，似乎多年前北京大學中文系就給出了答案：“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地方。”但這句話並不是意圖闡述中文系放棄創作人才的培養功能，而是強調作家的生成過程是“自然”的，而非刻意“培養”。

　　為了矯正中文系學生不讀著作、不讀經典、遠離純文學、文學創作素養有待加強的現狀，國內很多著名高校都做出了探索和努力。北師大就提出了“回歸原典”的教學思路，通過將經典編寫進教材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經典的名篇、原著。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些老師要求學生每人負責一本文學期刊，每次上課時從當期的期刊中選取一篇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作品，深入探討，與其他同學分享。

　　經典閱讀的缺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福民看來，並不只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美國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教科書中經典作品便‘下架'了。社會在變化、轉型，經典文學作品所反映出的時代價值尺度與標準也在變化。這就要求文學教育對這些變化進行有針對性的接受性研究，以使受教育者更好地接受經典的熏陶。”

　　這樣的探索是否有益？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蔣方舟的一段話與此有關並耐人尋味，她説：“清華大學的求學階段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個畫面是：一天，天氣很差，風雨如晦。古代文學的課堂，老師帶著同學們一遍一遍地閱讀《春江花月夜》，沒有理論、沒有評論，只是一遍一遍地讀。”

　　探索不止於此，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海洋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都開展了駐校作家、駐校詩人的探索。包括王蒙、余光中、遲子建、畢淑敏、余華等人都曾經走進校園，高校借此提升校內的文學創作氛圍。

　　與此同時，一些高校的步伐邁得還更大一些，力求讓文學創作變得更為“主流”，比如復旦大學就開設了“文學寫作專業”碩士點，第一批學生由作家王安憶擔任導師。上海大學也于不久前啟動了首屆文學與創意寫作碩士研究生的招生，並在本科生中開設《創意寫作課》，力圖通過創意寫作工坊的模式，培養創意寫作人才。

　　儘管這樣的探索被指稱“培養出來的寫手只不過是文化工人，容易成為跟著市場走的賺錢機器”，但是對寫作的重視、提供創作氛圍的努力，還是讓中文教育更顯“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