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作家莫言（左一）在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在山東高密接受媒體採訪。當日，瑞典文學院宣佈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新華社記者 趙小羽 攝

　　新華網山東頻道10月12日電（記者王海鷹、陳尚營、袁軍寶）“從歷史和社會的視角，莫言用現實和夢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的感觀世界。”這是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給莫言的評語。從山東的一個鄉村少年，在近耳順的年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莫言自身成長故事的精彩程度並不輸給他的小説。獲獎後的第二天，在故鄉山東高密，莫言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莫言一如既往的平靜，就像昨天在接受眾多媒體採訪時他所説的一樣，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獎項。對於名單公佈之前很多人對他獲獎的期待，莫言表示，自己其實沒有太多的期待，因為覺得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情。“全世界有這麼多優秀的作家，像中國也有很多優秀的作家，一年只頒一次獎，只頒一個人，我覺得好像排了一個漫長的隊伍一樣。”莫言説。

　　莫言還透露了一個小細節，在諾貝爾獎文學評選委員會向媒體公開獲獎名單前20分鐘，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給他打了個電話，告知他得獎的消息。

　　莫言自小對書就很癡迷，書籍成為那個文化生活匱乏的年代裏，年少的莫言最好的夥伴。關於讀書，莫言直到現在還記得一個很鮮活的例子，“我們家實際上都愛看書，我二哥也是個書迷。我們家原來有一條門檻，當時農村沒有電，只有一盞小煤油燈。每天晚上這個煤油燈的火苗真是像一個黃豆一樣那麼小，我母親在鍋灶上做飯，我們就利用這點機會，我就一腳踏在門檻上看書。踏了幾年之後，那個門檻竟然被我們弟兄兩個給踏的明顯得凹下去一塊。”

　　至於為什麼會如此癡迷于書本，莫言坦言，與那個時代有關，沒有文化生活，就覺得這個東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那時候書非常少，一個村子裏幾本書瞭如指掌，為了看書，也想盡了一切的辦法，提前拿著自己僅有的幾本書去跟人家交換，人家不感興趣就幫人家幹活，幫人家推磨、割麥子，換來閱讀人家家裏藏書的權利。後來，附近十幾個村莊的書都看完了，你不要以為十幾個村莊有多少書，沒幾本書，頂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書，我當時覺得我已經是世界上學問最大的了，把周圍一個東北鄉的書全看光了，它也就是十來本書，幾本經典著作。”莫言説。

　　關於讀書，在莫言的身上有很多故事，大家津津樂道的一個就是關於莫言能背新華字典，“後來實在沒書看了，就看新華字典，看新華字典也覺得蠻有意思的，以至於説倒背如流，那是太誇張了，那不可能。就是讀得很熟，有時候甚至把新華字典的錯誤都可以找出來。”莫言説。

　　莫言獲獎，很多人都在評論説，這印證了“最鄉土的才是最國際的”這一道理，而對於這樣的提法，在莫言看來，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他認為，最鄉土的就是最國際的，這個話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它當做一個絕對真理來理解，可能是不對的。文學藝術必須具有地區的特色，必須具有自己民族的風格，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符號和表徵方式，這些東西應該是鮮明的、特色的東西。但是僅有特色還不行，還要有共性。這個共性就是文學藝術所包含的所謂的這種普適價值。所謂的普適的價值，實際上就是人的共同性，人性當中的共同的部分。就是我們讀托爾斯泰的書，會被裏面人物的命運所牽動，會為裏面人物的命運所痛苦、所喜悅，中國和俄羅斯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民族，風俗、習慣、語言都不一樣，但是它毫無疑問，他們的情感我們是能理解的。

　　莫言説：“我想能夠把這樣一種被全人類都能夠理解的情感表達出來，這個作品就具有了這種所謂的普適價值、共同性。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這兩方面的結合，一方面既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另外又具有這非常強烈的普適價值、共同性。”

　　作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莫言獲獎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主流社會視野的一個重大文化事件，而莫言自己卻認為，獲獎有作用但不能高估。莫言説，我是一個中國作家，我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個人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我覺得我沒有權利代表中國文學，但是人們總是要把它跟中國當代文學聯絡起來，這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既然這樣的話，我們也必須承認，我獲得這個諾貝爾獎會在一段時間內讓世界的目光更多的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應該會發揮一些比較積極的作用。但這個作用也不可高估，因為文學在世界範圍之內也是一個相對落寞的這麼一個領域，不可能像電影像其他的媒體，能夠吸引那麼廣大的觀眾。

　　嚴肅文學的蕭條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莫言的獲獎會不會讓中國的嚴肅文學再次活躍起來，很多人對此都抱有期望。不過在莫言看來，嚴肅文學不可能是熱鬧的，“我記得20年前我讀過一篇前輩作家汪曾祺先生寫的文章，當時在30年代的時候，上個世紀30年代，好萊塢電影大舉引進中國來，人們的業餘時間幾乎都泡在電影院裏，這個時候汪先生就對這個現象發表了一些很悲觀的議論，就説這樣下去，將來小説會沒人讀了，大家都看電影了。”莫言説，現在我們就是這種感覺，跟汪先生當年面對著好萊塢電影對小説的壓迫是一樣的，現在更多了，又有網絡、又有電視，嚴肅的文學作品，它不可能是熱鬧的，如果它特別熱鬧，那麼它就不是特別正常。

　　我們現在經常舉80年代初期文學熱潮，那時候一首詩歌萬人傳誦，一部小説能夠引發整個的一種社會性的轟動，為什麼會那樣？那就是因為中國經過了十年文革這樣的文學的荒蕪時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學出來了，而且這個時候的文學，它附載了很多不屬於它的功能，文學變成了撥亂反正的一種政治工具、社會工具，所以這種轟動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也是非正常狀態。而像目前這樣的，是一種很正常的狀態。

　　對於記者關於“目前社會上閱讀的浮躁，寫作上的浮躁，都對文學構成了傷害，您如何評價？”這一問題，莫言做了一個很恰當的假設，“你像我們小時候，剛才我講我那種閱讀是如醉如狂、如癡如醉地閱讀，就是因為沒有別的。那會兒假如有一個電視機，我也不去讀小説，我天天也抱著電視機看。但是我相信當大家去玩了一圈之後回來，也許有一天會重新抱起一本書來讀，體驗一下這種古典讀書的樂趣，這樣一種樂趣可能是會讓大家感覺到一種特別溫馨的感受。”對於自己獲獎對文學閱讀的影響，莫言很清醒，“我估計有一個月就過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後一切又回歸正常。”莫言説。

　　人們最早熟悉莫言，應該是從電影《紅高粱》開始，對於電影和文學，莫言認為，它們是一對互相依賴的關係，好的小説、好的文學肯定是一切藝術的基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有名的電影也都是改編自小説作品，這也是必須承認的。但反過來，如果一部小説改編成電影改編得很成功，也會擴大這部小説的影響，也會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你像我的《紅高粱》當年被張藝謀改編，第一次獲得了國際上的A級電影節的大獎，反過來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也擴大了《紅高粱》這個小説的影響力。後來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這樣。”莫言説。而對於坊間關於張藝謀有意再和莫言合作的傳聞，莫言表示，張藝謀沒有和他談過這個事。

　　莫言獲獎後，關於諾貝爾文學獎獎金的話題就成了很多人茶余飯後的談資，對於如何使用獎金這樣“八卦”的問題，莫言笑著説：“我準備在北京買套房子，大房子，後來有人提醒我説也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多一平方米，750萬也就是120平方米。”

　　在訪談的最後，莫言對新華網網友説：“閱讀文學作品、創作文學作品，應該是人類文化生活當中的重要的活動，希望大家積極地體驗、嘗試，必定會從中得到很大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