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記者 賈肖明 高國輝

　　見習記者 丁雯

　　肇始於美國並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系統研究借鑒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處置方式和舉措，對正在深化金融改革的中國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前瞻價值。

　　今年8月至9月，廣東省副省長陳雲賢一行專程赴美國學習考察美國對金融危機的處置方式、監管辦法和系列舉措，並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未來的發展進行了深入思考。日前，圍繞對美國金融風險處置經驗借鑒、中國如何更好防範金融風險等問題，陳雲賢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專訪。

　　陳雲賢。資料圖片

　　●到美國學習進修的目的

　　這次中組部送我們一行四人到美國耶魯大學學習，為期6周，我主要是探討研究美國金融危機後的金融監管體系等領域。

　　我將調研題目確定在“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處置方式、美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演變與發展”上，以此鑒示中國金融風險防範與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提升與完善。

　　●借鑒美國處置金融風險的經驗

　　我認為，完善的法律法規是金融風險處置工作進行的基本前提，健全的組織形式和長效機制是做好金融風險處置工作的現實要求，市場化處置方式是降低金融風險處置成本、提高處置效率的可選路徑，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是妥善處置金融風險的核心所在。

　　最後，要加強金融風險監測、評估與預警，從而真正有效處置金融風險。

　　談

　　應對危機

　　多管齊下法律護航

　　美國經驗

　　南方日報：您曾數次到美國著名學府學習和進修，這次您在耶魯大學學習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同以往的進修相比有哪些特點？

　　陳雲賢：這次中組部送我們一行四人到美國耶魯大學學習，為期6周，我主要是探討研究美國金融危機後的金融監管體系等領域。這次學習的課程設置和內容安排很有針對性，可謂“量身定做”，效果很好。

　　根據我的分管領域和關注方向，我將調研題目確定在“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處置方式、美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演變與發展”上，以此鑒示中國金融風險防範與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提升與完善。

　　在美國期間，我閱讀了大量相關文獻材料，並帶著研究問題和學習體會，專門拜訪了制訂2010年《多德弗蘭克法案》的美國參議院法律事務負責人Senator Chris Dodd等12位資深金融學者和法律權威，深入探討了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和處理方式，以及美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演變。通過調研學習，一共形成了三份中英文研究探討的成果，收穫頗豐。同時，我也在不同場合向美國友人介紹了中國和廣東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社會進步的成果，反響熱烈。

　　南方日報：根據您在美國的學習考察體會，請您簡單介紹一下美國是如何應對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的？

　　陳雲賢：自2007年次貸泡沫破滅並引發美國住宅抵押投資公司和貝爾斯通公司等重量級金融機構相繼宣佈破産保護或陷入財務危機以來，美國政府採取了全方位、迅速的救市舉措，逐步穩定了局勢。

　　首先，參與金融危機處置者眾多，主導者包括美聯儲、聯邦政府財政部、美國存款保險公司（FDIC）、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美國國會。次要參與者有聯邦政府的職能部門，例如住房與城市發展部，以及聯邦政府的代理機構等。

　　危機之初美國政府先從貨幣政策著手處置危機，當美聯儲採取市場化運行的傳統貨幣政策無法滿足穩定金融體系的需要、在金融市場自行發展和自我調節因素失靈、金融危機日趨嚴重之際，布什政府及時採取政府干涉手段，以財政部為主導，出臺以政府直接投資和援助主要金融機構和部分大型企業的“不良資産救助計劃（TARP）”，穩定金融體系，振興經濟。

　　奧巴馬就職後，除了繼續執行布什政府的援助計劃外，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穩定金融和堅強監管，財政政策執行大幅快速減稅和擴大赤字化開支，刺激經濟增長。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立法形式，為處置金融危機、促進金融穩定和振興經濟，及時立法，提供完善法律環境。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協調美國國會分別簽署通過了《2008緊急經濟穩定法案》、《2008經濟振興法案》、《2009經濟振興法案》、《2009美國復蘇和再投資法案》，以及1929年大蕭條之後最重要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之一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及消費者保護法案》等多部法案。

　　次貸危機的應對過程折射出美國政策運用的靈活性：當市場自我發展和調節失靈、出現危機時，美國政府採取法律形式干涉並加強管制，促進金融市場穩定發展；待金融市場環境發生變化併為適應和滿足市場的需求時，政府會以法律形式再次對金融市場放鬆管制，促其發展更上一層樓；但同時美國政府也做好以新的法律形式，加強金融市場監管，防範和應對下次金融或經濟危機産生的可能。

　　談

　　完善法律法規是風險處置前提

　　經驗借鑒

　　南方日報：美國推出一系列處置金融風險方式的經驗中，哪些地方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

　　陳雲賢：我認為，完善的法律法規是金融風險處置工作進行的基本前提。它包括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的職能在行使貨幣政策、金融穩定和金融監管之間的關係融合與協調統一，允許中央銀行在緊急情況下，採取非傳統貨幣政策，提高流動性，同時賦予其更多監管權力，穩定金融市場；構建包括差別準備金、逆週期資本要求、前瞻性撥備要求等在內的逆週期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以及以聯邦立法形式，制定更加嚴格的包括對額外資本要求、流動性要求、大額風險暴露等的監管標準，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等等。

　　健全的組織形式和長效機制是做好金融風險處置工作的現實要求。除了美聯儲與財政部外，科學設計的存款保險制度已經成為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綜合處置平臺，維護了公眾信心，促使了金融體系總體保持穩定；著眼金融監管和風險防範的長遠目標，重新整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雙重金融監管體系，以立法形式，強化執行措施，明確各自監管分工和風險防範所承擔的責任。

　　市場化處置方式是降低金融風險處置成本、提高處置效率的可選路徑。它包括建立股東與債權人的風險共擔機制，損失首先是股東承擔，其次是債權人；高管層要承擔經營失敗責任；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減少對公共救助資金的依賴；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建立恢復和處置計劃；政府以市場公允價格出資援助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以股東或債權人身份在公司董事會和治理結構層面委派人員（而非全面接管和“國有化”），以市場價格在金融市場穩定後選擇退出，還權于市場，等等，從而建立和完善金融風險市場化有序處置的機制。

　　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是妥善處置金融風險的核心所在。它包括處理好促進行業發展與加強保護中小投資者之間的關係；建立專門的金融消費者保護部門，強化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加強對跨市場、跨行業金融産品的監管；從政府“隱性擔保”發展為顯性保障機制，達到真正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目的。

　　最後，要加強金融風險監測、評估與預警，從而真正有效處置金融風險。

　　談

　　建議成立中國儲蓄保險公司

　　金融改革

　　南方日報：有觀點認為，在本輪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中，混業經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是否應該繼續堅持分業經營的思路？

　　陳雲賢：在1929年股票崩盤和經濟大蕭條後，美國于1933年頒布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確定了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並成立了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此後美國金融相對穩定發展了幾十年。

　　1999年後，美國再度放開混業經營，而混業經營的金融機構，未能就次級抵押債在銀行（提供貸款）、證券（貸款債券化）和保險（購買債券或為債券提供保險）解決和規避好利益衝突也是導致本輪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中國來説，1995年《商業銀行法》頒布實施，確定了中國金融體系監管實施分業經營、分業管理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相繼成立，完成了銀行、證券、保險業分業監管的組織模式。

　　我認為，中國應該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繼續堅持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監管道路。從時間上來説，中國實現分業經營、分業管理體系還不到十年，尚待總結、提高與完善；從業務上來説，商業銀行有《巴塞爾協議》提出的資産負債比率以及資本充足率作為參照實施監管，而證券業、保險業及其衍生品種欠缺監管標準，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探討與形成。從防範金融風險的角度看，成長中的中國金融市場更需要金融“防火墻”。

　　南方日報：在堅持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背景下，為更好地防範金融業系統性風險，您認為目前“一行三會”的監管架構還有什麼完善的空間？

　　陳雲賢：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應該擴大、提升與完善其職能。不僅要履行貨幣供應、流動性調劑、外匯事務等專項職能，還應擴充其對銀行、證券、保險市場的一定調劑與監管職能，包括對中國金融機構海外業務的延伸調節與監管，並借此提升中國人民銀行在“一行三會”框架下的主導、核心地位。

　　中國應在現有“一行三會”的框架下，迅速建立相關輔助金融監管機構，以全面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比如成立中國儲蓄保險公司，像美國的FDIC（聯邦儲蓄保險公司）一樣保護投資者與消費者權益；比如成立中國人民銀行掌控的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有效調劑銀行、證券、保險投資市場的穩定發展。比如成立國務院直接隸屬的金融穩定監督理事會，除“一行三會”成員出席之外，可以擴大至一定的省份領導和專家參與，以形成國務院金融事務、金融決策與金融風險防範的領導機構，等等。

　　南方日報：結合這次考察經歷，您對進行中的中國金融體系改革還有哪些建議？

　　陳雲賢：中國應更加注重金融法制建設與組織完善，構建市場化的金融風險承擔和損失彌補機制。它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能在行使貨幣政策、金融穩定和金融監管之間的關係融合與協調統一；構建包括差別準備金、逆週期資本要求、前瞻性撥備要求等在內的逆週期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制定更加嚴格的包括對額外資本要求、流動性要求、大額風險暴露的監管標準，加強對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監管，等等。

　　另外，我認為市場化處置方式是降低金融風險處置成本、提高處置效率的可選途徑。同時要加強金融風險監測、評估和預警，從而真正有效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處置金融風險。

　　最後，我建議借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過程，中國應搶佔先機，&&組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以提高中國在亞洲經濟事務的話語權，促進中國經濟金融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