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之前，衛生部有包括辦公廳主任在內的4個發言人，但從來都不發言。2003年非典之後，我擔任衛生部的發言人，領導要求，這次我們不搞挂名的，要真發言。”衛生部前新聞發言人、中國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毛群安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新聞發言人不是人，而是一項制度。發言人發言得益於制度，靠制度去體現。”

　　儘管早在198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門(重點是涉外部門)就已經啟動新聞發佈機制，設立新聞發言人，但這項制度在全國得以全面推廣，是從2003年開始的。到2004年年底，國務院各部委和31個省區市的政府部門都有了自己的新聞發言人，在公眾較為關注的衛生、公安、教育、環保、應急等重要職能部門，基本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市縣一級的定期新聞發佈制度。

　　公安部原新聞發言人武和平曾經向記者講述過他上任前的一個故事。2005年的一天，他和部裏的一位領導坐在一起聊天。領導問：“發言人先生，你認為公安部的信息對外可以講幾分？”武和平幾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説二保八，該保密的內容打死也不能説。”

　　“要是這樣，看來這發言人還得另選高明！”這位領導打斷了他，“我告訴你，公安部包括全國公安機關，80%的事情都要向公眾公開。要你來當發言人，就是要解決警察不願説、不敢説、不會説的問題。我們整天喊著要走群眾路線，事到臨頭為啥縮回來？從明天起，你就大膽給我説，説錯了也不怕，我來給你當後臺！”按此精神，武和平當發言人時將每月的例行發佈會改為每週一次，大量向公眾提供社會安全信息。實踐證明，在社會安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發出聲音，會大大減少公眾的誤解，降低社會風險。

　　新聞發言人制度建立之初，國務院新聞辦採取了“以培訓帶建設”的方式來推進政府新聞發佈制度。2003年年底，國新辦在北京舉辦了兩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培養出中國第一代政府新聞發言人。媒體和公眾稱之為新聞發言人的“黃埔一期”。

　　隨後，這支“國家隊”到全國31個省區市開展培訓工作，學員參加完培訓後便以發言人身份亮相，帶動了政府新聞發佈制度短時間內在我國的全面推行。

　　新聞發佈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為中國政府推行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的突出成就之一。僅2010年，中央和省級政府部門召開的新聞發佈會就達到1700余場，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相當罕見的。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我國政府的新聞發佈工作秉承“真實、透明、迅速”的原則，逐漸成為我國政治生活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改變了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密室決策”、“暗箱操作”的刻板印象，同時也滿足了公眾日益增長的對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訴求。

　　從2010年下半年起，從中央到省市級的黨委職能部門又開始全面推進新聞發言人制度。

　　2011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首次把“文化軟實力建設”提升為核心議程，首次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相關文件根據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報社的講話精神，再次把“完善新聞發佈制度、增強輿論引導能力”列入黨和政府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中心工作之一。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史安斌教授認為，從本質上説，新聞發佈制度體現的是政府信息傳遞模式的變革——從傳統的宣傳模式向公共傳播模式的過渡。在全球、全民、全媒的微博時代，隨著信源和信道的多樣化，政府部門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我們需要根據不同的受眾需要，採用更符合新聞傳播規律、更為“人性化”的手段，以期獲得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記者注意到，目前，在公眾參與意識增強、網絡等新媒體興盛的時代，各種公共事件頻發，各級幹部日漸置身於“聚光燈和放大鏡”下，與社會、公眾的距離越來越近，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新聞發佈制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認為，新聞發佈制度建設進入第二個階段。關於這一步的特徵，他概括為，在法律法規充分保障的基礎上，在有足夠數量的新聞發言人的條件下，我們必須思考，發言人該如何在“微博時代”下發好言。目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大批發言人，有了新聞發佈制度作為保證，但問題的關鍵是，這批人如何能夠站出來，敢講話，會講話。

　　該如何解決發言人會説、敢説的問題？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曾指出，目前的各級發言人還存在不敢説、不願説、不會説的問題，有的甚至報喜不報憂或者回避問題。不掌握情況，讓發佈效果以及新聞發言人形象都受到一些影響。他説，在突發事件中，新聞發言人必須參與事件的一線處置，成為當中重要的成員。要把信息收集、新聞發佈作為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隔一層甚至隔兩層。

　　記者 桂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