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背景】 分配製度改革近年來呼聲強烈，特別是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問題，更引起全社會關注。中央高層近年來多次提出要“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全總也承諾從2011年起，用3年時間全面推進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這項工作實施起來難度不小。在此背景下，瀋陽企業職工工資收入新出現的“拐點”變化，值得關注。

　　可持續的“工資增長”，才是真正的民心工程

　　人民日報評論部：最近，來自瀋陽的一個數據引起了我們的關注。2011年，瀋陽一線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幅度達到14.1%，首次超過地區生産總值增幅。而此前一個全國性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看到瀋陽情況，腦子首先浮出的是好奇甚至疑問：瀋陽的職工收入真的增長了嗎？不是“被增長”抑或是“曇花一現”？

　　鞠秀禮：在勞動者工資收入普遍偏低的情況下，有這種擔心很正常。瀋陽的情況到底如何，有兩點可以説清楚。第一點，職工工資的增長是工資集體協商推動的。我們在工資集體協商中始終強調“提質擴面、重在質量”。所謂“質量”，簡單説就是在工資專項集體合同中，必須做到工資標準要明確，工資增幅要具體，真正讓勞動者在工資集體協商中受益。這是一項原則，也是一條底線。第二點，有關數據是引進第三方權威機構統計調查的，數據應該説是客觀、公正、可信的。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説，經過近6年的努力，去年一線職工收入出現了一個拐點，年均工資增長14.1%，首次超過了GDP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全市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已經達到96.5%，尤其是簽集體合同的職工比沒簽集體合同的職工工資高出32個百分點。這表明，絕大多數的職工工資增長不僅有了集體合同保障，也在朝著合理調整初次分配的方向變化，這是利潤重新分配的結果，並不是“被增長”，而是實實在在、可持續的“工資增長”。工資集體協商成為讓廣大勞動者真正受益的民心工程。

　　處理勞資關係，政府要找準角色定位

　　人民日報評論部：實現工資的“可持續增長”不容易。事實上，早在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中就確立了集體合同制度，《勞動合同法》等也都明確要求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但是，集體協商更多是流於形式，出現了“有原則難操作”，“有要求難監督”的“有名無實”現象。瀋陽難道沒有這方面苦惱嗎？

　　鞠秀禮：當然有。剛性的利益調整，遇到了柔性的集體協商，困難之大可以想象。過去我們也受制於此。現在這項工作有突破，關鍵是把過去的“可以協商”變成了“必須協商”。

　　這種變化，首先源於市委、市政府把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納入到全局工作當中，作為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加強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措施和做好新時期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途徑，予以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動。為此，按照上位法的原則，制定了多部可操作性更強的地方性法規規章，要求企業勞資雙方可以從實際出發進行協商，但絕不能不協商。

　　同時，我們還建立了工會組織預先審查和人社部門備案審查的“雙向審查”制度，強化了“人社把關、工商制約、外經配合、稅務支持”的工作聯動機制，讓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和企業投資經營者受到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制約，以致企業不能不協商，而是必須協商，必須建立職工工資協商共決機制，從而形成了合力推進、強力推進的局面。工資集體協商的開展和集體合同制度的落實，從根源上促進了廣大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實現。

　　人民日報評論部：但這可能會引發一個問題。市場經濟環境下，尤其是企業擁有包括工資分配權在內的自主權，政府在管理協調勞動關係、處理好企業勞資關係中，既不能缺位，恐怕也不能越位。這個“度”該如何把握？

　　鞠秀禮：首先要搞清一個問題，什麼叫企業？企業是創造利潤的地方，只有出資人，沒有勞動者，企業不會産生一分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説，企業是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所有者共有的。既然如此，職工工資就不能只由老闆單方面決定，必須共商共決，使企業真正成為利益和命運的共同體。

　　改革開放初期，《企業法》規定企業在分配上擁有自主權，政府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發號施令，要求企業自上而下漲工資了。後來的《勞動合同法》又規定，職工工資要通過集體協商決定。政府把企業分配自主權回歸了企業，並不是什麼事都不管了，而是要通過建立黨政主導的群眾權益維護機制，加強對初次分配的引導。以職工和企業雙贏為目標，通過法律法規進行指導和規範，推動企業工會與行政方通過協商解決問題。這不僅是一個“度”的問題，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遵守的一個遊戲規則。

　　促進社會公平，需要高度重視“初次分配”

　　人民日報評論部：措施的力度往往與重視的程度、認識的深度成正比。一方面是中央有明確要求“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另一方面，從瀋陽自身情況看，重視工資收入問題還有哪些特殊意義呢？

　　鞠秀禮：我覺得主要有兩點，一是對廣大産業工人進行歷史性補償；二是對企業自主創新形成一種倒逼機制。

　　還記得2004年時的一份調查，顯示全市信訪案件中的60%來自勞動關繫領域，比農村徵地和城市拆遷引發的矛盾還多。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歷史上“先生産後生活”，加上後來效率與公平難以有效兼顧，是一個歷史根源。瀋陽是國家在“一五”時期建立起來的老工業基地，一線職工對國家的建設貢獻巨大，他們的工資又一直偏低，有的甚至難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産。因此，在今天，我們完全有必要、有能力通過初次分配的合理調整，促進工資分配向一線職工傾斜。這既是維護職工權益和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對歷史欠賬的補償，更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具體體現。老工業基地振興中，一直需要抱有這樣一種感情，這樣一種政治態度。

　　瀋陽也是一個裝備製造業基地，技術創新的任務很重。而過去，職工的低工資，掩蓋了企業低技術、低利潤的結構性矛盾，弱化了企業自主創新的內在動力。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增加一線職工工資，不僅有利於提高職工工資，也有利於形成企業自主創新的倒逼機制，促進企業提高市場競爭能力。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人民日報評論部：解決分配不公，是當前各級政府都著力解決的民生關切與社會熱點。各地也都在積極改善和保障民生。但似乎，不少地方更重視二次分配時的公平公正。

　　鞠秀禮：民生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既應該包括二次分配，更應該包括初次分配。

　　實事求是地説，現在二次分配領域中的民生問題，好多是不合理的初次分配造成的，只著眼于二次分配，無論政府財政拿出多少錢，民生的根源性矛盾也難以解決，尤其是分配差距過大問題。如此看來，我們的黨政幹部一定要走出“改善民生只抓二次分配”的片面觀念。二次分配當然要調整，但如果忽視一次分配，容易使民生問題週而复始地出現，特別是由於收入差距、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對社會穩定影響將是非常嚴重的。只有在解決好了初次分配民生問題的前提下，再由政府在二次分配領域施展作為，這樣才能全面、有效、良性化地改善民生，促進社會持續和諧穩定。

　　人民日報記者　何勇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