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緊見義勇為的範圍，把眾多“義士”排除在政府獎勵和扶助之外，固然能為地方政府節省一些經費開支，但對於世道人心的負面影響恐將遠遠超過省出的那幾個子兒。

　　24歲的甘肅小夥劉文波近日在洛陽某浴場救助了兩位溺水女孩，自己卻不幸溺亡。劉文波的事跡感動了不少人，卻沒能感動河南省的一紙規程。依《河南省維護社會治安見義勇為人員保護辦法》，見義勇為的目的必須是維護社會治安，下水救人犧牲的劉文波就這樣被擋在了“見義勇為”的榮譽門外。

　　公眾對此的第一反應，自然是指責河南的相關立法，在界定見義勇為時範圍太過狹窄。若要揣摩立法原意，這應該不是疏忽或錯漏，而是有意為之。且在河南之外，多個省、市都採用了類似規定。比如《重慶市鼓勵公民見義勇為條例》，也將“與違法犯罪作鬥爭”列為認定見義勇為的前置條件。

　　收緊見義勇為的範圍，把眾多“義士”排除在政府獎勵和扶助之外，固然能為地方政府節省一些經費開支。但“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尷尬現實，對於世道人心的負面影響恐將遠遠超過省出的那幾個子兒。保護見義勇為人員，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還真不是哪個地方政府想省就能省的。

　　有消息稱，河南官方也認識到了上述問題，放風説將於近期擴大見義勇為認定範圍。這當然是好事。在此之上呼籲全國人大儘快啟動有關見義勇為的統一立法，更是終極解決之道。我亦支持這樣的提議。明晰界定見義勇為，有助於解決各省之間對待見義勇為人員的差異，彌補因地域不同帶來的社會不公。

　　但針對見義勇為的全國性立法，至少目前還沒有時間表。河南地方性立法的修訂，也僅僅停留在“放風”階段。對於劉文波及關心劉文波的社會公眾來説，如何評價劉的行為，是即時的、不容拖延的。其實認定劉文波捨己救人的行為性質，並非只有地方性立法一途。若將目光跳脫狹隘的“地方性事務論”，就不難發現支持認定劉文波下水救人係見義勇為的法律依據。

　　如最高法2004年底公佈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三種情形下的見義勇為者可向受益人請求補償，其情形之一就是“沒有侵權人，例如為搶救落水兒童而獻身”。這等於直接承認了搶救落水者也屬見義勇為。

　　再如，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民政部等七部門《關於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這份意見也指出，“國家對公民在法定職責、法定義務之外，為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産安全挺身而出的見義勇為行為,依法予以保護。”不難看出，見義勇為的範圍並非限于社會治安領域，也包括下水救人等較為常見的社會現象。

　　不管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釋，還是國務院轉發的部門規章，都是適用於全國的，當然也適用於河南。也就是説，期待全國性統一立法和當下解決某一個案，本可以並行不悖。

　　本報特約評論員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