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播室裏，一位被問責的局長曾經休息時一口氣喝完了380毫升的礦泉水，還有一位區長走出演播廳時感嘆“真是防不勝防”。

　　紀委書記評論説，官員冒汗、尷尬，實際上是“責任心喚醒的過程”。

　　觀眾喜歡看到官員被問住時的窘態——因為平時見不到領導幹部，現在你出醜了，終於有人“教訓”你了，但電視問政的核心不是這些。

　　走進湖北荊州電視臺的演播大廳時，葉青“有些緊張”。這位以敢言著稱的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並非第一次參加直播節目，但作為嘉賓，在電視上當面點評同級別官員的工作，對於他來説還是第一次。

　　8月14日早上，緊張坐在演播大廳裏的並非葉青一人。臺上，5位身著白色襯衣、扎著領帶的廳局級官員面色凝重，這些習慣了講話稿和預審採訪提綱的官員並不知道，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裏，等待他們的“問題”是什麼。

　　這場即將直播的節目，是由湖北省紀委主辦的三農問題“電視問政”。過去的兩個月，湖北省紀委曾在暗訪中發現了騙取退耕還林補助、投資百萬元的水利設施不達標等“三農領域”的問題，在一個半小時的電視直播中，現場的5位官員將對這些問題做出現場答覆。

　　如果答覆無法令人滿意，他們還會面對現場200位農民代表舉起的綠色“哭臉”表情牌。

　　過去一年，“電視問政”這一新的問責形式，已經出現在湖北、湖南、廣東、河南等多個省市。而作為2010年在湖北省內首個推行電視問政的城市，武漢市紀委宣教室副主任吳忠新認為，電視問政會讓政府官員意識到，自己是個被監督的對象，應該對老百姓負責。

　　“這對官員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都會有所改變。” 吳忠新説。

　　事實上，就在那臺三農問題的電視問政節目裏，改變已經顯而易見地發生了：有的官員被問得説不出話，有人面露尷尬，腦門上被汗水浸得發亮，還有人聲稱“第一次聽説這個問題”。而這一切，都通過電視、收音機以及電腦，傳遞給數百萬的普通民眾。

　　封閉的演播廳更像一個考場

　　湖北省林業廳副廳長王銘德是那場節目中遭遇問責的官員之一。當時，大屏幕上首先播放了一段由暗訪組攝錄的黑白視頻：某村村幹部騙取退耕還林的國家補貼長達9年，當地林業部門卻表示無法管理。

　　視頻播放完畢，演播室的燈重新亮起來時，王銘德臉上的表情已經不太自然了。他當場認錯。“這很明顯是工作人員不作為”，他抿抿嘴，停頓了一下，“我們將和地方政府一起，儘快解決這個問題。”

　　“什麼時候處理？”主持人追問。王銘德有些尷尬地微微一笑，“離開這個會場以後，儘快的。”

　　現場觀眾對這個回復舉起了黃色的笑臉，葉青在隨後的點評中提醒：“政府官員在工作中不能總是‘60分萬歲'。”

　　這並不是葉青第一次參與政府工作評議。在他的印象中，給政府工作打分這種事他至少參加過5次。但那些評議都相對簡單：幾個人一組，對口評議幾個單位，直到最後一天，分管常務工作的廳長才出來談談問題。

　　甚至，有些電視臺舉辦的廳局長訪談節目，也只是讓官員介紹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績，連直播過程中打進來的場外電話，聽起來也“好像是為這個部門歌功頌德一樣”。

　　但這一次，官員們可沒有這樣的好運氣。電視臺的節目組聲稱，5位廳局級領導並沒有看過這些暗訪錄像。不過，他們還是提前介紹了一下暗訪問題的領域，以便官員能夠在政策內容方面充分準備。

　　可對於官員們來説，架著攝像機、坐滿觀眾的演播廳，依舊是個令人緊張的考場。一位被問責的局長曾經休息時一口氣喝完了380毫升的礦泉水，一位區長走出演播廳時感嘆“真是防不勝防”，還有一位嘉賓無意中聽到官員們私下裏説，“我不想來，不敢來”。

　　事實上，也的確有官員在這裡遭遇“下不來臺”的窘境。8月初在河南洛陽舉辦的一場電視問政節目中，規劃局局長馬朝信，曾經面對主持人的質疑“臉色發紅”；而在今年7月初，在武漢市紀委舉辦的一場電視問政中，居民區附近的一個逃過整改的“三無”攪拌站，讓建委主任王立尷尬不已。

　　節目中，這位發言時總是文縐縐地説“工業設計”和“生命週期”的官員，先是被主持人打斷，後來又被要求“用一個字或者兩個字回答該不該搬”。

　　“如果沒有資質必須搬走。”王立説。他隨後解釋，建委已經下了停工通知，同時承認管理中也有責任。

　　當時，坐在台下的嘉賓是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學院教授趙振宇。他向臺上的官員直截了當地問道：“我要問王立主任，為什麼下了通知，它還敢辦？對此你作何解釋？”

　　坐在臺上的人沉默了。“王立主任？”趙振宇叫了一聲，有的觀眾開始鼓掌起鬨，王立尷尬地笑了一下，抬眼看了看天花板。

　　“如果這樣，你們再下文件，再説馬上就辦，誰還害怕呢。另外，如果王立主任就住在那個攪拌機旁邊，你有何感受。你能不能對受害的居民説幾句話？”趙振宇説。

　　王立握著話筒説：“作為一個公民，生活在那個區域肯定是不高興的。作為國家公務人員，我有履行職責的義務。我給周圍老百姓道歉，是我們工作不當，導致環境被破壞，這也同時激勵我們，時刻記著我們是為誰在幹。我們改進吧。”

　　當晚，攪拌站裏迎來了執法人員。兩天后，“武漢市全面排查三無攪拌站”的新聞印在了報紙上。

　　這裡不是官場，也不是會場

　　對於主動道歉的官員，場內觀眾有時還會寬容地舉起黃色笑臉。但場外的網友可不買賬，他們批評官員在問政中打太極、答非所問，“幾位大人是去武當進修了的吧”。

　　“這裡不是官場，也不是會場。少一點舞臺上的豪言壯語，更不能作報告。”趙振宇在現場點評時曾直言不諱地這樣説。

　　為讓官員的表達符合電視媒體的特點，武漢電視問政節目組首先拿這些領導幹部的自我介紹開刀。按規定，每位官員開場時的自我介紹應該在30秒鐘內完成，但去年電視問政時，很多官員都超時到兩分鐘。

　　今年，他們的面前多了一塊時間提示器，30秒鐘一到，演播廳裏會毫不留情面地響起“嘟——嘟——”的報警聲。有一期節目，當武漢市編辦一位戴眼鏡的負責人説到“使每一個問題都得到有效處理”時，被這個聲音打斷了，他很快以“謝謝”結束了自己的發言。

　　習慣作報告的官員們，大多不適應電視的節奏。候場間隙，有人向趙振宇抱怨：“很專業的問題不是一兩句話能説清楚的。不説清楚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説多了又説我們打太極，而且主持人經常打斷我的話。”

　　趙振宇告訴他：“在這種場合，必須符合新聞傳播的規律，要用大家都聽得明白的簡短語言、在規定時間裏表達自己的意見。”

　　今年7月底，作為連續兩年參加電視問政的專家，趙振宇還曾經應武漢市委宣傳部的邀請，給局級以上的幹部講“面對媒體時的語言表達”。這位曾任《長江日報》評論部主任、如今的新聞學者在講座中告訴這些官員，在電視上不僅要注意講話內容，也要注意自己的情感、語調、面部表情和形體動作。

　　他以自己在電視問政中看到的問題舉例：一位領導，普通話講得不錯，可是聲調總是很平，顯得沒精神，觀眾會覺得他態度不好；一位局長，因為管轄範圍內的問題被主持人質問，但他站起來主動道歉後，現場觀眾就舉起了黃色笑臉牌。

　　“接受媒體採訪和回答記者提問與自己檢查工作作報告不一樣。”趙振宇説。

　　不過，有時候，“對付”觀眾也沒那麼容易。在“馬上就辦”、“明天就改”這些字眼頻繁出現之後，一些官員開始遭到現場嘉賓和觀眾的反問：“那你電視問政之前幹嘛去了？”

　　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也曾經在一次節目現場評論：“今天我們的政府管理似乎陷入了怪圈。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向老百姓承諾？是為了完成考核任務，還是為了對老百姓負責？”

　　這位學者隨後説道：“如果是承諾，就應該主動和老百姓溝通，不要等到問政的時候，才‘我們明天就辦'、‘我們馬上就辦'。如果只是對上級有個交代而承諾，那承諾越多，執行越少，效果越差。應該反思我們對誰承諾，承諾以後應該怎麼辦。”

　　她説完話的時候，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攝影機特意把畫面切換給坐在臺上的副市長，鏡頭中，這位官員也在熱烈地鼓掌。

　　個別領導臉色難看，但是政府工作卻加分了

　　在節目創辦之初，誰都沒有想到，電視問政會在這麼長的時間、這麼大的範圍內産生影響。

　　2010年5月，武漢電視臺曾經舉辦過一期1個小時的特別節目，其中播出的7個與民生問題相關的新聞短片，讓現場5位局長和44個公開承諾過要整治的部門、行業負責人感到壓力。

　　“官員冒汗、尷尬，實際上是責任心喚醒的過程。”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當時評論説。

　　2011年，電視問政被納入武漢市治庸問責範圍內，連辦4場，成為檢查政府是否兌現承諾的一種監督方式。如今，同樣的節目內容已經出現在至少6個城市的電視屏幕上。

　　包括河南、海南在內的政府部門曾經派人來武漢“取經”。交流中一個最常被提及的問題是：電視問政到底是不是真的？

　　實際上，這正是外界最關心的問題，還有人曾質疑這種問政形式是不是表演。一個月前，在洛陽舉行的電視問政節目中，一位現場的評議代表向前來採訪的媒體保證，這是一場“實打實的閉卷考試”，自己要問的問題，“連別的評議代表都不告訴”。

　　也就是在這臺節目裏，一位老城區的負責人被不斷追問、反駁，最後尷尬得説不出話來。

　　不過，在趙振宇看來，觀眾們最感興趣的犀利，其實並非電視問政的題中之義。這位學者因為在節目裏評論犀利而被封為“麻辣教授”，可他本人卻並不喜歡“炮轟”這樣的字眼。

　　“觀眾喜歡看到官員被問住時的窘態——因為平時見不到領導幹部，現在你出醜了，終於有人‘教訓'你了。但如果電視問政的核心只是這些，並不利於節目的長期成長。”他説。

　　洛陽市紀委作風辦一位負責人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電視問政不是為了讓某個部門的領導感到難堪。”

　　“可能個別領導準備不充分、工作沒做到、群眾不滿意，讓他臉色難看，但這不是我們的目的。”他説，“我們希望為政府工作加分，最終推動整改工作。”

　　“電視問政”遭遇的質疑還包括其他方面。比如有人擔心，節目只是揭露街邊的小餐飲、水泥攪拌站，而不涉及當前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不是有些“避重就輕”。

　　對此葉青認為，很多問題確實就是群體所關心的，而且有幾場電視問政的內容涉及經濟適用房的質量問題，官員已經快“招架不住”了。另外，他還向湖北省紀委的工作人員建議：“下一次能不能談談教育、住房、醫療這‘三座大山'？”

　　不過，在那場“三農版”的電視問政結束後，葉青也不斷稱讚這種“短兵相接”的新型問政方式。

　　如今，“電視問政”已經不僅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媒體報道中，今年年初，它還成為北京高三學生試卷上的一道選擇題。那道題的正確選項是，電視問政“有利於提高政府的信譽意識和責任意識”。

　　甚至，在今年湖北省公務員的面試中，也有不少考生被問到了“如何評價電視問政”的問題。

　　其中一個參考答案稱讚了電視問政的進步意義，也提出了“缺乏長效機制”、“言論不當易激起民怨”的缺點；最後，它以這樣一段話作為結束語：“官員要走群眾路線，傾聽群眾的心聲、接受群眾的批評指正，還應該真正放下身段，深入基層，深入人民群眾中間。”本報記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