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軍店鎮部分村民向記者反映當地的低保問題。本報記者 丁先明攝

　　59歲的余富章家住湖北房縣軍店鎮軍店街社區，自認為生活困難，卻一直與低保無緣，於是不斷向鎮、縣政府反映情況，要求吃低保。

　　他沒想到，自己爭取低保的行為竟然引發一場“官場內訌”，進而獲取了一份民政系統內部人士提供的房縣低保名單，“裏面暴露的問題簡直讓我觸目驚心”。

　　在一份舉報材料中他寫道：房縣農村低保工作存在 “一人多地冒領”、“死人冒領”、“高報低發”、“只報不發”等問題，引發了當地民怨。

　　房縣低保工作是否存在上述問題？中國青年報記者日前趕赴當地進行調查。

　　民政幹部涉貪被抓，低保花名冊外流

　　雖然名字中帶有“富”字，身材乾瘦的余富章家境卻並不富裕。家裏4口人，他和老婆無地無業，兩個兒子在外打工。雖然蓋起了兩層毛坯樓房，但他認為自己依然符合低保標準。

　　“我周圍的一些人陸續都有了低保，當包工頭、開小車、有穩定收入的人都吃上低保了憑啥我就吃不上？”余富章説。

　　面對這種反差，“在外闖蕩多年、見過世面”的余富章不斷向鎮裏、縣裏反映自己的困難，要求吃低保。幾經努力，政府給過他400元的春節補助，卻一直沒將他納入低保名單。

　　余富章將這種結果歸因于李保華——主管民政工作的軍店鎮黨委副書記。

　　漸漸地，余富章從反映自己生活困難轉向舉報李保華不公正。2011年年底，他先後向房縣紀委、檢察院遞交舉報材料，要求查處軍店鎮低保工作的問題。

　　余富章沒有想到，自己的舉報沒有傷到李保華，而是讓李保華的下屬、軍店鎮民政專幹劉玉玲身陷囹圄，並由此引發了一場他眼中的“官場內訌”。

　　劉玉玲的丈夫、房縣工商局幹部楊旭東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余富章三番五次舉報，李保華認為劉玉玲是幕後指使。

　　“在之前的工作中，我老婆和李保華産生過一些矛盾，而且他覺得沒有內部人的幫助，余富章不可能了解低保的一些數據。”楊旭東説，他們之前知道余富章這個人，但從來沒有與他打過交道，更沒有參與他的舉報。

　　劉玉玲並不知道一場災禍正悄悄降臨。2012年2月，房縣人民檢察院開始調查她負責的民政優撫工作的賬目。

　　接受調查期間，劉玉玲和楊旭東就有一種不祥預感。楊旭東認為，為了預防對方的加害行為，他們必須準備好“手榴彈”——4月4日，利用劉玉玲民政幹部的身份，他們從湖北省社會救助信息系統下載了房縣的低保花名冊，以獲取低保混亂的證據，必要時牽制加害者。

　　這份只有民政系統內部人員才能看到的花名冊，記載了房縣全部低保對象的身份證號、銀行賬號、家庭信息、經濟能力及其享受的低保金額等詳細資料。同時，劉玉玲夫婦又準備了一份針對李保華以及房縣低保工作的舉報材料。

　　這份名單在楊旭東手上隱藏了一個多月，“一開始我不想公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在妻子接受調查期間，他還通過熟人找到檢察院和李保華，希望對方收手，不要再對劉玉玲採取行動，否則他就引爆“手榴彈”。

　　劉玉玲的自保行為未能讓對方妥協。

　　4月11日，劉玉玲因涉嫌貪污罪被房縣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26日，劉玉玲被逮捕。

　　劉玉玲在民政系統工作了18年，楊旭東承認劉玉玲存在部分經濟問題，但他認為，與李保華等人的問題相比，劉玉玲是“小巫見大巫”。“他們之所以迅速對我老婆採取行動，主要怕她向社會公佈低保的問題，‘先發制人'。”

　　楊旭東最終選擇公佈那份花名冊，4月11日，劉玉玲被拘留當晚，楊旭東緊急將之前準備好的舉報材料交到房縣人民檢察院。隨後，他找到余富章，與他一起合作上訪。其間，陸續有其他鄉鎮的群眾加入，這支反映房縣低保問題的上訪隊伍不斷擴大。

　　“之前余富章只知道他身邊的一些低保問題，反映的問題沒多大力度。我提供名單後，他才發現全縣低保的問題。”楊旭東説。

　　抽樣調查報告揭低保管理混亂

　　加入余富章的上訪隊伍，楊旭東不僅提供了這份低保花名冊，也拿出了此前準備的舉報信。

　　這份署名劉玉玲的舉報信寫道，農村低保本來是最能使老百姓感受黨中央恩澤的一件好事，可在湖北省房縣軍店鎮，農村低保幾年來卻存在暗箱操作、虛報、冒領的嚴重問題。

　　這封舉報信舉例説，軍店鎮雙柏村，村民龍宏亮已經去世兩年，卻依舊以兩個“龍宏亮”戶頭，享受農村低保到現在；“楊成林”在軍店鎮軍店街社區享受農村低保，同時又在雙柏村、郭莊村享受農村低保。

　　該舉報信最後説，通過查看湖北省社會救助信息管理系統得知：房縣作假、虛報、冒領情況十分嚴重……懇請上級領導派工作組嚴查。

　　為了查驗花名冊和舉報信中反映的問題，余富章等人用了16天時間，對房縣軍店鎮、野人谷鎮、龍鄉3個鄉鎮中3個村民小組628戶的1609人進行了實地走訪，並形成了一份抽樣調查報告。

　　報告羅列了房縣低保主要存在的5類問題：無中生有，一人多地冒領低保；亂編身份，一名多地冒領低保；“死人”吃低保；高報低發，剋扣當事人低保；只報不發，欺瞞當事人。

　　坐在家中破舊的沙發上，余富章多次強調“我們的調查只是冰山一角”。“花名冊中有4萬多人，我們不可能全部跑遍，單就我們走訪的情況看，低保管理漏洞百齣，簡直是一團亂麻。”

　　在楊旭東提供的軍店鎮低保花名冊中，記者檢索到3個“楊成林”，他們的身份證前16位均相同，只是最後兩位尾數不同。郭家莊村的男“楊成林”身份證尾號是16，保障1人每月60元；軍店街社區的女“楊成林”身份證尾數是26，保障3人，每月116元；雙柏村的男“楊成林”身份證尾數是36，保障1人，每月62元。

　　軍店鎮派出所出具的戶籍證明顯示，軍店鎮只有一個楊成林，係軍店鎮軍店街社區2組居民，男，身份證尾數是1536。

　　7月26日，記者在軍店街社區見到身材瘦高的楊成林。他告訴記者，前些天看到花名冊，他才知道自己被分成為“一女二男”，而且一人分居3地。“這不是胡整嗎？”楊成林一跺腳，3個腳趾頭從一雙有洞的白襪子裏露出來。

　　在這份2012年更新的花名冊裏，軍店鎮軍店街社區70歲的五保戶魯宏義享受的保障標準為每月672元。但魯宏義向記者證實，2011年，他每月的低保金平均為150元左右，“不知道672元是怎麼回事”。

　　花名冊顯示，軍店街社區居民張明星于2009年12月30日開始享受每月94元的低保，但該社區部分居民向記者證實，張明星已于2007年年底去世。

　　房縣低保花名冊與實際不符的情況，並非軍店鎮獨有。在化龍堰鎮西街村，村民邢敦國告訴記者，他沒有見過低保本，也沒有領過低保，名字卻出現在低保花名冊中——每月享受96元的低保金，起始發放日期為2007年7月30日。

　　西街村3組村民邢敦旭也在低保花名冊中。花名冊信息顯示，從2009年12月30日起，邢敦旭每月享受178元的低保金。邢敦旭的愛人在家中告訴記者，他們家只在2007年領過600多元的低保金，“以後政府就沒發過錢了”。

　　按照2007年發佈的湖北省政府關於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各地要嚴格按照個人申請、村民委員會審核、鄉鎮（街道）審查、縣級民政部門審批、鄉村兩榜公示的程序辦理。難道西街村低保名單沒有公示？面對記者的質疑，邢敦國認為記者的問題沒有水平，“肯定沒公佈啊，一公佈作弊就搞不成了！”

　　房縣民政局：不存在腐敗，信息混亂緣起臨時工

　　劉玉玲被逮捕後，針對房縣低保的種種亂象，楊旭東以劉玉玲的名義，將此前準備的舉報材料通過湖北網上信訪系統發到省長信箱。經層層批轉後，房縣民政局專門發出房民政函【2012】19號文件，對劉玉玲舉報的低保問題作出回復。

　　對於舉報中提及的花名冊與實際不符的諸多問題，房縣民政局回應稱，這是“信息系統更新不及時和鄉鎮低保工作人員電腦操作不規範等原因造成的”。該文件稱：“房縣部分鄉鎮的民政幹部老齡化嚴重，根本不會微機和低保系統的操作，救助信息錄入主要是臨時聘請工作人員，低保救助系統錯錄、漏錄、重復錄入和更新不及時現象時有發生。”

　　在承認低保信息系統管理混亂的同時，該文件強調，“低保金的發放以最後公示和審定的對象為準，救助對象憑身份證、救助證以及救助存摺從銀行領取救助金。一切由電腦軟體控制，不可能重復領取。”對於低保管理工作，“鄉鎮和村不可能作假，也沒必要作假”。

　　針對劉玉玲的舉報，軍店鎮黨委副書記李保華向記者回應説，救助系統裏的信息是混亂的、不準確，但低保金的實際發放以公示名單為準，不依據救助系統的信息。他告訴記者，劉玉玲涉嫌貪污優撫資金2.7萬元，楊旭東等人之所以四處舉報，目的在於給政府施壓，以減輕對劉玉玲的處理。

　　7月27日，對於房縣低保工作的種種舉報，房縣民政局黨委書記姜大鵬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不存在舉報中提及的貪污腐敗行為，主要是低保信息系統錄入混亂的問題。基層民政幹部不會操作電腦，有的錄錯了不知道怎麼刪除，還有的工作人員偷懶，信息錄入不進去就隨便改了一個。

　　針對記者關於“3個‘楊成林'身份證號只差一個數字，錯得是否很有規律”的提問，姜大鵬一再強調就是工作人員錄錯了。

　　針對“死人吃低保”的舉報，姜大鵬回應説，經查證，存在部分低保對象去世後未及時清退等問題，主要是低保家庭沒有及時報告死亡信息，村、鎮也錯誤地認為戶主死亡後，其他家庭成員還符合救助標準，圖省事，沒有更改信息。

　　他表示，戶主死亡或成員死亡並不是全部家庭成員的死亡，低保資金還是用在困難對象身上，只是低保管理不規範，不存在民政局、鄉鎮或村作假，截留低保資金。

　　在房縣民政局看來，目前低保管理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信息系統混亂。該局在回復劉玉玲舉報的文件中表示，6月底前完成全縣社會救助信息網絡清理清查工作，對錄入不完整、不規範的信息及時補充，對錯錄、重復錄入信息及時清理與變更。

　　然而，7月27日，記者在房縣社會救助信息系統查詢楊成林的信息時，卻發現他所屬村組為“雙柏村”，而非實際的“軍店街社區”。

　　房縣民政局的回復沒有令舉報者信服。楊旭東則對記者堅稱，劉玉玲下載的花名冊，就是房縣民政系統上報、發錢的名單。看到民政局的回復文件，舉報者余富章哈哈大笑，反問道：“怎麼一有問題，就把責任推到‘臨時工'身上？”

　　7月27日，記者在房縣人社局《黨政幹部行為“十不準”》公告牌看到如下規定：“不準違反規定隨意調人、借人及聘請臨時人員。”

　　據了解，房縣農村低保覆蓋人群穩定在4.7萬人、兩萬多戶。關於房縣農村低保金的發放總額，房縣民政局副局長兼低保局局長汪承武開始説，2011年發放總額在300萬元左右，後又改口稱，去年發放金額為3400多萬元。對於劉玉玲洩露低保名單的行為，汪承武認為，名單中有數萬人的身份證和存摺信息，劉玉玲這種行為很不合適。

　　湖北省某縣財政局負責低保金髮放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財政撥付低保金是根據民政部門審核的名單，面對數萬低保人群，財政部門一一核實甄別比較困難，部分農村地區的確存在人情低保、關係低保，低保變 “高保”。

　　本報湖北房縣7月2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