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增速進一步回落。對此既不能反應過度，也不能掉以輕心。只有立足我國發展階段來分析經濟增速、潛在經濟增長率和經濟增長動力等問題，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才能避免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保持經濟更長時間的平穩較快發展。

　　反對盲目追求和攀比GDP，也不可忽視GDP

　　經濟增速回落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從學術界的分析看，主要有以下原因：主動宏觀調控的結果；主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結果；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在發酵；國內消費動力不足、投資需求不旺；資源、環境、勞動力供給等約束強化，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企業經營困難，各種成本上升，資金緊張，市場需求疲軟；經濟增速回落有慣性。應當説，這些原因都存在，但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即一些地方在反對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過程中出現了忽視GDP、淡化GDP的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經濟工作。這是值得高度重視的。

　　為什麼不可忽視GDP？GDP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有常住單位參與生産和服務活動所形成的增加值。物質資料生産以及相關的生産性和生活性服務活動，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穩定發展的實體經濟基礎。當然，在現實經濟運行中，GDP增長速度不能太高。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曾幾次出現“大起大落”現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為經濟增長速度過高、過急、過快的“大起”，會很快産生“四高”問題，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脹，很快造成對經濟正常運行所需要的各種均衡關係的破壞，進而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對GDP崇拜、反對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是正確的。但也應明確，GDP增長速度也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其一，會給居民收入增長和人民生活帶來困難。因為GDP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蛋糕”做不大，就更難分好。其二，會使財政收入受到影響。如果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則需要財政支持的經濟結構調整、社會事業發展、社會保障建設都會受到影響。其三，影響企業經營環境。較低的GDP增長速度，從需求面反映市場需求疲軟，影響企業的生産和銷售，影響就業的擴大。總的看，經濟增速過高會惡化經濟結構，增速太低也會惡化經濟結構；經濟增速過高難以持續，增速太低也難以持續。因此，應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速。

　　在現階段提出“穩增長”，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速，不是簡單地放鬆宏觀調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長”，更不是回歸GDP崇拜，而是在新形勢下向各級政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這就是“穩增長”要與轉方式、調結構、控物價、抓改革、惠民生相結合，努力實現科學發展。

　　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應保持一個漸進的過程

　　經濟增長速度以多高為宜？這涉及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把握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以近兩位數增長，現在進入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的新階段。進入這個階段，有三個問題需要討論。

　　第一，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是一個突變過程，還是一個可以漸進的過程。

　　有學者提出，2013—2017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將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顯下一個大臺階。然而從國際經驗看，不同國家因地域大小、人口多少、資源稟賦、國內外環境條件等不同，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表現為不同的情況。有的國家表現為突變過程。如日本，GDP年均增長從1960—1973年的9.7%明顯下降到1974—1991年的4.1%，又顯著下降到1992—2011年的0.7%。有的國家表現為相對平穩的漸進過程。如韓國，GDP年均增長從1963—1979年的9.5%略下降到1980—1997年的8.2%。有的國家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後，在一定時期隨著科技發展等因素的推動，還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國，20世紀90年代，在以信息産業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推動下，潛在經濟增長率又有所上升。

　　每個時期潛在經濟增長率究竟是多少，難以給出精確的測算。在宏觀調控實踐中，這是一個經驗把握問題。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社會各方面（政府、企業、個人）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為了避免帶來經濟和社會的震蕩，宏觀調控應力求使經濟增長率的下移成為一個漸進的過程。比如，由高速（10%）先降到中高速（8%—10%），再降到中速（7%—9%），再降到中低速（6%—8%）和低速（5%以下）等，分階段地進行。當然，現實經濟生活不會完全按照人們的主觀意志運行，但人們可以盡可能地使經濟增長率下落得平緩。特別是對於我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説，國內需求的迴旋餘地較大，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有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有條件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平滑化。

　　第二，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對其上限、下限下移的把握可不可以不對稱。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我國的趨勢增長率大體處於8%—12%區間，即上限為12%，下限為8%。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時，並非上限、下限同時下移。最近一個時期，在宏觀調控的實際把握中可以首先將其上限下移2個百分點，即降為10%以內，而下限8%則可暫時不動。這是因為過去我們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增長往往容易衝出10%。而實踐表明，經濟增長率衝出10%，就會使經濟運行出現偏快或過熱的狀況而難以為繼。現在，從資源、能源、環境等約束不斷強化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應該把經濟增長率的上限降下來，把握在10%以內比較妥當。

　　多年來的實踐還表明，經濟增長率8%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底線。若低於8%，如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我國GDP增長率分別下降到7.6%和6.6%，就會給企業生産和城鄉就業帶來嚴重困難，使全國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降到8.1%，各方面也立即感到經濟下行的壓力，企業經營和國家財政收入再度緊張。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宏觀調控的實際操作中，當經濟增長率衝出10%時，就應實行適度的緊縮性政策；當經濟增長率低於8%時，就應實行適度的寬鬆性政策；當經濟增長率處於9%左右的區間時，經濟運行狀況良好，可實行中性政策。如果説我們過去在宏觀調控中經常要把握好經濟增長率的“峰位”，防止“大起”，那麼，今後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則要特別關注經濟增長率的“谷位”，防止“大落”。

　　第三，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經濟增速是不是一年比一年低。

　　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年度經濟增長率並不一定是直線下落的，也就是説並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間仍會有高低波動。比如，國內外許多經濟預測機構預測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比2011年低，但在預測2013年時，一般都認為會比2012年略高。為什麼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這需要簡單回顧一下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以來我國宏觀調控側重點由“保增長”到“穩物價”再到近期轉為“穩增長”的過程。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兩年半期間，為了迅速扭轉經濟增速明顯下滑趨勢，宏觀調控的側重點是“保增長”。2010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10.4%。隨著經濟回升和貨幣信貸超常增長，從2010年1月起，物價開始新一輪逐月攀升。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穩物價”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價漲幅攀升到6.5%的峰值後，逐月回落至2011年12月的4.1%。進入2012年，物價漲幅繼續回落，6月份回落至2.2%，這就為防止經濟增速過度下滑、宏觀調控實施適度寬鬆的微調留出了一定的空間。2012年5月，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時，又提出宏觀調控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關措施出臺，包括擴大內需、促進消費、鼓勵投資、推進“十二五”規劃項目的實施、結構性減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存貸款利率等。與2008年至2010年的“一攬子”刺激計劃相比，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麼大。這樣，如果國內外經濟環境沒有重大的意外衝擊，今年下半年經濟增速有望進入小幅回升通道，明年經濟增速有望略高於今年。

　　擴大內需應重視消費，但不可忽視投資

　　有學者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的，這種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可持續，必須改變。如果説“近10年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的，這種增長的動力結構需要改變，這是正確的。但如果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一直”是主要靠投資拉動的，則不符合實際情況。從我國消費、投資、凈出口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的統計數據看，1979—2001年的23年間，除了1993、1994、1995年，其他20年都是消費的貢獻率和拉動大於投資的貢獻率和拉動，只是從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10年間（2005年除外），投資的貢獻率和拉動才大於消費的貢獻率和拉動。

　　近10年來，投資的貢獻率和拉動連續大於消費的貢獻率和拉動，主要是城鎮化加快發展的結果。城鎮化加快發展，既會帶動消費上升，也會帶動投資上升，但相比之下，對投資的帶動更大。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總量中，投資所佔的比重即投資率不斷上升，而消費所佔的比重即消費率連續下降。所以，在近10年來的經濟增長中，投資的貢獻率和拉動連續大於消費的貢獻率和拉動，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但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是不可持續的。我國還處於城鎮化的中期，還要經歷一段較長時間的城鎮化過程。這是我國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特徵。城鎮化的發展特別是城鎮化質量的提高，需要適度的投資。同時，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也需要一定的投資。比如，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改造和設備更新、提升産品質量和經營效益，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加強節能減排、環境治理，發展現代農業，加強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設等，都需要一定的投資。

　　我國經濟發展應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據此，我們應重視消費，但不可忽視投資。適度的投資仍然是一定時期內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同時，應重視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擴大投資資金來源，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錢從哪來，用到哪去”，對我們做好經濟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