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是香港“個體戶”的黃丹紅。

　　在香港，很少有人自稱“個體戶”，但從深圳移居香港的黃丹紅告訴記者，她就是一個香港“個體戶”，是個不經商，只教書的“個體戶”，教港人和外國人説普通話。

　　“這一切，都是因為香港回歸了，中國內地經濟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商機都集中在內地，香港甚至全世界都掀起了學普通話熱潮。” 黃丹紅笑著對記者説。

　　1997年成立的香港語言中心負責人曾彩芬小姐告訴記者，香港回歸時，學普通話的人少得可憐，到2006年，香港共有91家公司請他們去給員工上普通話課；而到2012年，這樣的公司已增加到240間，其中有很多都是跨國大公司。她説，以前學普通話，都是學一些日常用語，但現在更多的是商業用語，因為香港回歸，內地經濟極大地吸引了在港的公司。

　　教普通話讓我融入香港

　　坐在美麗的香港維多利亞港灣畔，從深圳到香港當“個體戶”的黃丹紅給記者講起了她的故事——

　　時光荏苒，歲月穿梭，我嫁到香港已6年多，從事普通話老師這一行也將5年，這是我人生轉折的5年，使我逐步融入香港社會。

　　來港前，我在深圳一家金融機構工作，是一名會計師。辭職到港後，我成了新移民，沒有工作，沒有朋友，也不會説廣東話，一切都感到不適應，不習慣，也非常不開心。

　　正當我人生陷入低谷之際，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的命運發生轉機。

　　一位在工行亞洲的朋友對我説：“香港回歸後，香港掀起了學普通話熱潮。最近我們單位就聘請了老師專門教員工學普通話。你的普通話這麼好，為什麼不試一試？”

　　一語驚醒夢中人，我馬上行動。我報考了香港大學“教育專業普通話老師證書”課程，還參加了國家普通話測試以及香港語文老師合格證書的考試。

　　有了從事執教的資格，我便千方百計尋找生源。

　　很幸運，我一位同鄉介紹我在一家教育機構當老師，同時帶兩個班，一個是親子班(家長或保姆帶著二三歲的孩子一起上課)，一個是初小班(一二年級的學生)。

　　第一次當老師，難免緊張，感覺卻非常愉快。

　　後來，我有了自己私人的學生。記得第一個私人成人學生，是一位待業女孩子，她正準備找新工作，要求配合她找工作教她一些面試方面的普通話。教成年人比教孩子要難，因為糾正發音困難，他們的語音經常受到母語的干擾，語調、句調也不準，糾正他們很快又忘記了，而且他們在香港學普通話沒有語言環境。但這位女孩子學得很努力，也學得很好。

　　生源越來越多不乏外國學生

　　就這樣，通過我教授過的學生的口碑傳播，我有了越來越多的生源。他們中，有建築測量師、攝影師、設計師、銀行保險金融界的高級職員、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有家庭主婦。現在我還多了一些學生，那就是外國學生，包括澳大利亞人、巴西人、美國人、印度人、韓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及西班牙人等，他們多數都是剛到香港工作的成年人，以及他們的配偶與孩子。

　　在這些學生中，有兩兄妹從開始至今，已跟我學了3年。

　　記得我第一次到他們家時，媽媽將他們倆的考試卷給我看，哥哥只考了48分(滿分是100)。媽媽很著急，要求暑假給他們一星期上三次課。

　　經過半個學期的學習，有一次，哥哥高興地告訴我，他那個學期的普通話考試得了84分。現在，兄妹倆每次普通話考試都拿A，妹妹的普通話成績全級第一名。

　　做私人老師很辛苦，每天要奔波于不同的地方，有時飯都來不及吃，而且相比其他行業，薪水也不高，但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可以接觸到各行各業，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們的生活狀態，給我的思維有很大的啟發。

　　通過教授普通話還讓我結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和我有著相似的背景，都是來自內地的新移民。我們在一起相互討論交流教學心得、分享教材、互通信息也相互介紹學生。這也使我這個“個體戶”不覺得孤單，也增強了自己在香港生活的信心。(記者 劉秋偉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