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用風格總結我，那意味著創造力的枯竭和藝術生命的終結。”王澍説。

　　蘇州文正學院圖書館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新校區二期工程

　　寧波五散房

　　這樣的校園，在中國很特別；這樣的建築，在世界上很罕見。

　　像座迷宮，沒有大門，也找不到出口，初來乍到的人會迷惑。

　　騎山地車，沿著回廊，居然可以一直衝到樓頂觀光。

　　山行水轉，農田、樹林、溪流和魚塘在校園景觀之中很自如地起伏舒展。

　　從各地拆房現場收集來的700多萬塊不同年代的舊磚棄瓦，穿插在屋頂與墻面，一股滄桑的歷史感撲面而來。

　　這是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新校園，正是這所“特別”的建築，使它的設計者——王澍，奪得國際建築界的最高獎普利茲克獎，他是中國第一位獲得該獎的建築師。鼎鼎大名的華裔建築師貝聿銘1983年曾獲此殊榮。

　　有爭議的建築

　　“不可思議！”不少建築界人士聽到這個消息感到震驚。

　　普利茲克獎授獎辭稱：“王澍在為我們打開全新視野的同時，又引起了場景與回憶之間的共鳴。他的建築獨具匠心，能夠喚起往昔，卻又不直接使用歷史的元素。”

　　其實，王澍這個獲獎建築在國內並沒有拿到什麼獎項，而且頗受爭議。一期建成伊始，有專業建築師説，如果想看杭州最難看的建築，去美院象山校區吧。

　　有參觀者評價，這個校園像修道院。

　　王澍：“學生安靜地在大學裏學習，本來就是一種修行。”

　　剛入校的新生找不到教室的門。

　　王澍：“找不到門，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嗎？”

　　有員工抱怨：這麼一大片地，所有的建築都沿著圍墻建起來，中間的距離還那麼小。

　　王澍：“但是這樣可以讓中間那座象山和一大片農田都完整地保留下來。”

　　也有老師不喜歡王澍設計的教室，光線偏暗。

　　王澍：“為什麼不到走廊上上課呢？走廊我設計得很寬。”

　　“為什麼不到屋檐下上課，那裏有悠閒的椅子。”

　　“為什麼不到院子裏上課呢？那裏有一棵樹，樹下有一大片空地。”

　　“甚至還可以到屋頂上課啊，那裏陽光燦爛。”

　　王澍的建築語言是充滿詩意的，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去體悟。

　　王澍的作品並不多，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運用了中國傳統造園術的精髓。由山走到水，四個散落的小房子和主體建築相比，尺度懸殊，但在這裡，水中那座亭子般的房子，是圖書館的“詩歌與哲學”閱覽室。王澍想表達的是一個中國文人看待世界的“觀點”。

　　寧波博物館採用的是新鄉土主義風格，除了建築材料大量使用回收的舊磚瓦以外，還運用了毛竹等本土元素，體現了環保、節能的理念。

　　他唯一的商業作品，是杭州的“錢江時代”，抽屜式的格局，居民可以在陽臺上種一棵樹，這是王澍獨具匠心的設計。開發商花了兩年時間才下定決心：“我也理想主義一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王澍的建築是不合時宜的：非標準化、沒有速度、不追求效益。

　　面對當下中國城市大規模拆遷重建，王澍有意識地循環利用建築材料，有效地控製造價並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數百萬塊不同拆遷現場撿回來的磚塊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建築物，它最重要的意義是提示人們去思考“我們是不是拆得太快了，是不是只顧拆除而忘了它們是怎麼建造起來的”，“我們是不是要想一下怎麼合理利用這些工藝，發揮它在建築學上的價值。因此，爭議我不在乎。”

　　曾以巴黎盧浮宮玻璃金字塔而飽受爭議的貝聿銘曾説：“批評是需要歷史、需要時間的，要過幾十年再看。今天做了，明天就説不好，這樣的評價我覺得沒有價值。”

　　如今，王澍説：“好的建築就像植物長在上面，自然而充滿生命力，有的建築照片上好看，實地看會失望，有的建築照片上看平淡無奇，實地看會很震撼，我的建築應屬於後者。”

　　有意思的課堂

　　“因為在美院，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建築。”王澍慶倖自己的選擇。

　　一個大學把自己的校園設計委託給自己的教師，不多。王澍形容這是一顆難扛的雷。象山，成了他建築理念的實驗場。在這片山水田園中，有別於傳統江南園林的小巧精緻，王澍嘗試著建造了大體量、大尺寸的建築，那種空間張力、雄渾氣勢，頗有北宋山水畫的意境。

　　十多年的美院教學背景，使他的建築語言也充滿了藝術氣息。

　　一位畫家這樣評價，象山校園建築的線條拉得這麼長，很像沈周的用筆。也許是在美院，人們習慣從藝術的角度來審視建築。

　　在收集大量被棄的建築材料的同時，王澍在浙江的鄉村到處蒐羅傳統建築技藝和匠人，使得一些瀕臨失傳、遺忘已久的匠藝絕活又被喚醒，存活下來。正是這些傳統手工藝的介入，使得象山校園成了世界上最昂貴的建築。

　　從校園施工的那一天開始，王澍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建築工人。“這工地上有很多做法出自施工管理人員和工匠的智慧。這種以民間手工建造和材料為基準的做法，激發了工匠們的熱情，”王澍説，“工人們後來用舊材料自己設計建造了咖啡館，效果也相當好。”

　　王澍的這些作品，這些探索，被一些建築師評價為“建築手工藝品”。

　　王澍飽含熱情地創作這些實驗建築的同時，他建立的教學體系也是前所未有。王澍畢業後來中國美術學院任教，“我希望呼吸更自由的空氣，想在充滿藝術氛圍的環境中辦一個不同的教育”。美院的建築學院沒有使用標準教科書，王澍自己編的教學大綱受到業內質疑。

　　有人去探視王澍的課堂，發現基礎教學以木工課為主，接著是石頭、磚頭、砌築等課程。不懂建造的基本工藝，建築師的設計很可能只是紙上談兵，王澍鼓勵學生們加強動手能力的培養，成為建築師之前先學做一個基本的匠人。

　　建築學院的學生們要讀《老子》《論語》《中庸》，而且必須練習書法。

　　王國維是王澍極為欣賞的學術大家。王國維在他的美學著作中，將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提出了“造境”與“寫境”之説，“有境者亦有情”，王國維注重體驗，講究主客觀的交流，他以“詩境貴在不隔”強調人境交融，與物同化。王澍的創作與教學體現著這種“人與境不隔”相諧相融的美學理念，他要求學生們去觀察居民的生活方式，幾點起床、買菜、做飯等，讓學生明白建築會影響人的生活起居，無論是造房子給人住還是幹別的，都應該紮根于真實的生活之中。

　　有生活的藝術

　　在優雅婉約的杭州生活多年，王澍身上依然可見北方男人那種質樸、爽朗。生長于新疆烏魯木齊的王澍説，新疆的生活影響了我的人生。

　　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委會主席帕倫博勳爵這樣評價：“討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適當關係是當今的一個關鍵問題，因為中國現在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引發一場關於建築應當基於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築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並演化成紮根于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有世界性的建築。”

　　王澍早年的生活，是變動的，環境的變動，景象的變動，時空的變動，都在一條中國最長的鐵路線上發生著……

　　1963年出生在烏魯木齊，兩歲後去了北京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四年後再回到烏魯木齊。這四年裏，王澍每年在北京與烏魯木齊之間往返。奔馳的列車在沙漠、荒原、山嶺、田野中前行，晝夜輪替，四季轉換。很難想象，孩童時的王澍在車窗內向外張望時，世界給他的印象，但那印象一定是神奇、深刻的，印染了他日後對藝術的理解和態度。

　　“那段在火車上度過的歲月，讓我覺得生活都是片段化的。”王澍説，在火車上，他看到整個世界大空間尺度的變化，讓他確信，世界是一直變的，生命是一直變的。

　　在王澍的作品中，不難找到時空行轉的概念。蘇州圖書館以及陳默畫廊，入口處都有一個鋼鐵的走道或鋼鐵的空間；包括像頂層畫廊裏面順著窗戶，有分列的金屬空間，一如停靠于某個時空站點的火車車廂。

　　“小時候，我站在火車車窗裏，看世界，這是很獨特、很有趣的觀察世界的方式，我説是觀察世界的留言，世界留給我們的是一種變化，觀察世界的留言，就像是一個老人坐在一個門檻上，典型的中國畫面，陽光下、陰影裏靜靜地回望世界在自己面前的那種變化。作為一個藝術家也好、作家也好、建築師也好，在火車上的那段生活是體會人生一個絕好的機會。”王澍説。

　　長長的鐵路線，車窗外並不都是有趣的變化的景致。無際的戈壁上，是孤寂、單調，那時候，陪伴行旅者的，是無聊，當然，還可以是無際的想象。在旅途中，王澍喜歡畫，還喜歡寫，隨意地畫、寫。那是他藝術的自然啟蒙。

　　“當時的烏魯木齊既有大片的戈壁，也有大片農田，既不像城市，也不像農村。這種地平線的感覺在我的建築裏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都是和我童年有關的。”王澍説。

　　那時候，世界與電子、網絡的文化生活還很久遠。讀書是精神吸收幾乎唯一的方式。王澍很幸運，母親被臨時調到自治區圖書館做管理員，他可以進入書庫看所有被查封的書。從七歲到十歲的那段年月，王澍的很多時候是紮在書堆裏的，所看的書種類繁多，包括大量翻譯的外國文學和中國的古書。“外國文學，讓我從小對外部文化持開放的態度，而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大的支撐部分是中國的山水和建築，這對我的藝術思想，應該無形中起到了基礎構建的作用。”

　　生活需要建築，建築為了生活。王澍力圖踐行這一理念，為此有一種追求極致的狀態，而這狀態，是他藝術特色的精髓。

　　不僅生活，還留住生活。寧波博物館所在地，曾經有一些小村子，在城市化的突飛猛進中迅速消失。取代它們的是效倣西方被稱為“小曼哈頓”的商業區建設。在設計和建造寧波博物館時，王澍刻意地使用了大量這些老村落被拆毀後留存下來的舊材料，將其在新建築上呈現出來，這就成為後來頗負盛名的“瓦片墻”。對許多人來説，寧波博物館不只是現代的博物館，還是一座回憶之城，一個生活的記憶。有時他會重回這裡，看著那些曾在這裡居住過的人們，扶老攜幼地前來，指著博物館説：那裏跟我家原來的墻是一樣的。

　　有力度的生命

　　在王澍摘得建築界“諾貝爾獎”之前，在建築藝術界之外，他完全默默無聞。一些媒體稱之為“王澍現象”，這絕非偶然。王澍的藝術，顯影在這樣一番景象之上：一個建築方式沿襲千年的東方古國，正以其轟鳴的機械聲和林立的塔吊機，成為地球上最富有生機、活力的建築場。

　　普利茲克先生表示：“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步，評委會決定將該獎項授予一名中國建築師，這標誌著中國在建築理想發展方面將要發揮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認可。”

　　英國《金融時報》文章説：這就好像中國第一次獲得奧運會主辦權，自己和外界都喜歡把它作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象徵，普利茲克建築獎授予中國建築師，似乎也是現代主義設計主流界對中國本地實踐的認可。或者，也可以將之看作是歐洲、美國發起的所謂國際性藝術、設計獎項和展覽按比例分配機會的最新例證：現在中國已經是如此龐大的一個市場和實驗新建築的基地，任何建築師、評論家以及建築商對此都不會視而不見。

　　建築的繁榮是建築設計師的幸運，王澍們是幸運的，這樣一個時代，給了他們施展才華的機會和空間。不久前，建築與城鄉規劃學家吳良鏞榮獲2011年度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價值，在這樣一個時空中得到顯現。

　　在更廣的層面上，王澍的獲獎對他個人而言是對他卓越的建築思考和實踐的印證與回饋，而對中國建築師群體而言，表明他們已經可以並正在同歐美設計界進行更平等、從容的學術交流和競爭。

　　就王澍而言，普利茲克獎只是一個路樁。生活一如往昔，依然故我。他不鼓勵拆遷，不願意在老房子上“修舊如新”，不喜歡地標性建築，幾乎不做商業項目。在他看來，普利茲克獎是認可他在足夠長的時間內堅持自己的理想，不動搖，不妥協，保持高質量的設計。

　　“學者就是要領先社會做一些研究，想一些事情，如果我們不能夠提前看到這些東西，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做一些樣板示範，我覺得我們就沒有盡到我們的責任。而且光説空話是沒有用的，一定要做實實在在的事情。”王澍説。

　　一些地産界人士用兩個字形容王澍：衝、拗。對此評價，王澍回應：“我用的態度也很簡單，我經常説我作為一個建築師之前，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文人。我是一個文人，知識分子有立場，文人是有風骨的。什麼叫做風骨，哪怕你擺一堆錢在面前，這個項目如果我認為你沒有真正想過如何面對社會，面對文化傳統，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而只是一個房地産項目，我會直接拒絕。我説過，我是一年只接一個項目的建築師。”

　　直到今天，業界對王澍的理解依然是矛盾的。有評論説，他的設計展示了豐富的當代性；又有評論説他頑固地懷舊。他甚至生活在過去，幾乎不上網，很少用手機，對當下的建築方向懷有深切的痛楚。對此，王澍説他喜歡《建築評論》評論他的一句話：“尊重過去，而不要只是把它抹掉。”

　　“在中國的城市當中，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就是一句話，我説哀莫大於心死，這就是我對中國城市現狀的看法，這可能被人視為偏激，我最擔心的是，我們傳統文化被徹底摧毀了，比如説我們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對我們傳統文化的尊重。想想看，再過十年，當我們看中國的城市，都是西方的色彩和建築，大家還能説我們是中國人嗎？我們不能走到那一步：這個城市所有的和中國傳統的一切都被剷平，剩下了幾個像文物一樣的保護點，剩下的東西放在博物館裏。”説到這裡，王澍的語氣裏有了那股衝勁兒。

　　王澍是恬淡的文人。他説，每次去巴黎，都喜歡去聖日爾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館，久久地坐在那裏。那曾是海明威、薩特常去的地方。王澍説，那是一個簡樸的街角。閒坐，一杯咖啡，看窗外，行人匆匆，時光悠悠，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氣息，輕輕流淌……

　　“那種氣息，叫‘傳統'，能讓時空永恒，讓文化永在。”

　　有思想的文人

　　“在做一個建築師之前，我首先是一個文人，建築只是我的業餘活動。”王澍喜歡體味古代中國文人在造園時流露的遊戲感，也喜歡博爾赫斯在小説《交叉小徑的花園》中營造的神秘氛圍。他著迷于卡爾維諾作品中流露出的奇特而浪漫的想象。

　　“我的建築會呼吸，你看，象山的建築群他們對著天空説話，對著叢林説話，有時他們也互相説話。”王澍很文藝地解讀自己的作品。有一天，王澍看到學生躺在屋檐下的椅子上悠閒地看書，他很開心，他形容自己的感受：空間和場景是建築師提前虛構的，不同時空、不同個體演繹著不同的畫面，像一個導演平鋪了多條線索，每一條都有不同的結局。

　　特立獨行的王澍在外界看來似乎有些“另類”。

　　“我不做‘建築'，只做‘房子'。房子是業餘的建築。業餘的建築只是不重要的建築，專業建築學的問題之一就是把建築看得太重要。但是，房子比建築更根本，它緊扣當下的生活，它是樸素的，通常是瑣碎的。比建築更重要的是一個場所的人文氣息，比技術更重要的是樸素建構手藝中光輝燦爛的語言規範和思想。”王澍給自己的工作室取名‘業餘建築工作室'，在他看來業餘的建築首先是一種態度，一種批判性的實驗建築態度，但它可能比任何專業建築學的實驗更徹底，更基本。沒有徹底性，任何建築實驗活動都將是毫無意義的。

　　王澍沒有複製很多知名建築師的成長道路。他沒有出國留學，“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有那麼多優秀的建築，沒有比在中國學建築更好的地兒”。王澍悠遊于中國的大山大水之中，汲取傳統文化豐沛的營養，他的自信來源於對中華文明的信心。他植根于傳統，吸收西方現代建築文明，匯成了自己的河流。

　　“好的建築師應該是好的知識分子。”但在王澍眼裏，知識分子這個頭銜高高在上，應具有現實批判性與思辨性。

　　上世紀80年代，他在北京的一個建築大會上提出“在中國沒有現代建築，沒有建築理論，沒有建築師”的觀點，從而引發爭議。他認為中國很多建築師僅僅知道怎麼畫圖，每天都在機械地畫圖，但是很少思考到底在畫什麼。

　　把建築看得太神聖，是曲解建築、扭曲建築，王澍始終堅持抱著平常心，真心誠懇地對待建築；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把樂趣帶進建築裏，開開心心地設計；先文化，再建築，而不是為了建築去套文化。

　　王澍沒有自己的建築作品集。他解釋，讓攝影師拍一些空蕩蕩的建築圖片，沒有人氣。十年前，他出版過一本文集《設計的開始》。對於得獎，他説，只是走到這一站碰巧被發了獎牌而已。

　　這次獲獎為普通民眾開啟了實驗建築的新視角，原來建築還可以是這樣的，而不只是方盒子玻璃幕墻。

　　“別用風格總結我，那意味著創造力的枯竭和藝術生命的終結。”王澍説。

　　（本報記者 張玉梅 本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