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華網，作者：佚名，原題：《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陳公博、周佛海等五個落伍者的結局》

    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輝的、偉大的一生。像毛澤東、董必武，後來成為中共領袖、歷史巨人；何叔衡血灑疆場，壯烈犧牲；鄧恩銘、陳潭秋慘遭殺害，英勇就義；王盡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與陳獨秀、張國燾矛盾較深，加之個性獨特而宣佈退黨。如李漢俊、李達。但他們脫黨而不放棄信仰。李漢俊雖不在黨組織中活動，卻利用自己的“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最後以“共黨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軍閥殺害。李達自省脫黨是一生“最大的錯誤”，在1949年12月由毛澤東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介紹人又重新入黨。然而，也有幾個如同魯迅先生所説，“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便是如此。其中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背棄信仰，叛變投敵；包惠僧、劉仁靜歷經曲折，迷途知返。這裡，筆者對他們落伍後的言行作一勾勒，以饗讀者。

二號巨姦陳公博

    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捩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劇下降，以至於在幾個月時間內，對共産主義學説産生了懷疑和困惑，後來竟産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以逃脫黨的工作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後，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係。但陳公博破壞黨的紀律，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他也不予理睬。後來，他竟公然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不再履行黨的任務，與中共中央決裂。不久，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

    1925年4月，陳公博從美國回到廣州，隨即加入國民黨，再度登上政治舞臺。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成為國民黨大員。這些都與汪精衛的提攜密切相關。1927年4月，汪精衛已是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成為汪氏政治上的堅定支持者。後來，蔣介石將汪精衛趕下臺，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九一八”事變後，蔣汪實行暫時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公博與已叛國投敵的汪精衛、周佛海狼狽為奸。1940年3月，汪偽政權“還都”南京。陳公博充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偽立法院長，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重大決策，成為汪偽政府的第二號人物。11月，陳公博以立法院長的身份主持簽訂了“日汪基本關係條約”。這是一個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就醫。根據汪的提議，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可謂集大權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衛病死。陳公博繼承汪氏身前之職。在“就職訓詞”中，他極力鼓吹“兩個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現在之設施。”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陳公博之流慌作一團。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了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

    由於深感罪大惡極，難逃懲罰，陳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護下乘專機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針氈。儘管如此，這樣的日子也不過五十來天。10月3日，陳公博由中國武裝軍警押解回國，被投進蘇州監獄。在獄中，他寫下了洋洋萬言的自白書，為自己的罪行辯解。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被執行槍決。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徑作了最後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説：“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産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關係到黨的前途，關係到先生的前途。”這封信，為他既是漢奸，又是蔣介石的走狗的雙料貨色作了注腳。槍決時，他還悲哀地求法警幫忙，做得乾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