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上海興業路拍攝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在迎接中國共産黨建黨90週年之際，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修繕工程已于近日提前竣工，並將於5月20日正式對外開放。中共一大會址位於上海興業路，是具有20世紀20年代上海民居風格的石庫門樓房。紀念館內有出席一大會議代表的蠟像，以及建黨時的珍貴文物、文獻等數百件展品，會議室傢具均按原樣仿製。新華社發（郭長耀 攝）

　　新華社記者賈 永、王玉山

　　引子

　　7月的上海，正是一年中最悶熱的時候，1921年7月23日,這天的《申報》在題為《夏令衛生要訣》的小文中特意提醒市民注意防暑。

　　環境幽僻的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座一年前夏秋之間剛剛落成的小樓前，一片綠油油的菜地長勢正旺。

　　華燈初上，馬路邊搖著蒲扇納涼的人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闌珊路燈下那些匆匆閃進這幢石庫門建築的身影。

　　遠東第一大城市漸漸沉寂在茫茫夜色中。誰也沒有想到，在這個平常的夏夜，在這幢小樓中開始的一次會議，將深遠影響著未來中國的歷史走向。

　　山雨欲來——

　　一本印錯封面的《共産黨宣言》悄然面世

　　一個遊蕩于歐洲的“幽靈”來到古老中國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32開，56頁，豎排。紅色的封面上印有馬克思半身肖像，一行小字標注“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書名為《共黨産宣言》。

　　出版時間：“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譯者：陳望道。

　　“這是《共産黨宣言》在中國的第一個全譯本，也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個單行本最早的中文譯本。”中央編譯局原局長韋建樺説。

　　一個在歐洲遊蕩的共産主義“幽靈”，終於來到東方的中國。

　　1848年，當遠在英倫的馬克思、恩格斯出版這本小冊子的時候，中國的門戶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早已洞開。古老的帝國徹底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

　　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1915年9月，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更名為《新青年》的這本雜誌，每期的編輯費和稿費總共不過200塊大洋，卻仿佛一道閃電，給沉悶的夜空帶來了一聲驚雷。

　　在題為《敬告青年》的創刊詞中，陳獨秀充滿激情地對中國青年提出6點希望：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時年36歲的陳獨秀，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而此前的1914年，借用家鄉的獨秀山作為筆名的陳獨秀，在日本見到了小他10歲、後來成為中國第一個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

　　陳李相逢，為7年後中國共産黨的建黨大業，埋下了歷史伏筆。

　　“衝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916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青春》一文，宣示一個古老民族的青春夢想。

　　1917年，應蔡元培之邀，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北遷。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一批知識分子成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學和《新青年》雜誌也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也就在這一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徬徨和迷茫中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8年11月，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發表《庶民的勝利》的演説。這篇著名的演説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刊登在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李大釗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現場聆聽李大釗演講的眾多青年人中，就有時年25歲的毛澤東。

　　中國思想界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悄然間發生深刻變動。到1919年，中國的産業工人已達200多萬人。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成為繼知識分子之後，近代中國又一重要的社會力量。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列強把持下的所謂“和會”，不僅拒絕了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將德國此前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

　　消息傳來，舉國譁然。5月4日，北京大學等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空前的學潮，引發了一場漫卷全國的反帝反封建運動。

　　“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南京政治學院教授何懷遠説。

　　剛剛經歷了五四運動的讀者們很快發現，這時的《新青年》雜誌，整本都在介紹一個學説——馬克思主義。

　　“到了1920年，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6年後，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回憶，“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蔡和森、瞿秋白、李達、惲代英、鄧中夏……那一時期，有多少覺醒的青年人像毛澤東一樣迅速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因領導學生向當局示威請願，22歲的周恩來被捕。出獄後，到法國勤工儉學的他在給覺悟社社員的一封信中寫到：“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是年早春，應上海《星期評論》之約，留日歸國的陳望道回到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在老家的一座柴房裏，開始翻譯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譯著——《共産黨宣言》。

　　這個早到的春天，註定要為日後的中國留下一抹濃郁的春意。

　　也是在這個早春，為躲避軍閥政府的迫害，出獄不久的陳獨秀由京秘密轉滬。在掩護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就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産黨組織的事宜——歷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由此而來。

　　陳獨秀致信李大釗，問應該給新成立的政黨取個什麼名字？李大釗回信：“叫共産黨！”

　　而今，在北京的一所俄式建築裏，中央檔案館珍藏的陳獨秀與李大釗當時的通信，墨跡猶存。

　　這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單行本發行，首印1000冊，很快脫銷。當時，“幽靈”被譯為“怪物”。因疏忽，封面上的“共産黨”錯印成了“共黨産”。

　　1975年1月，84歲的陳望道應邀到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參觀，工作人員拿出幾種早期版本的《共産黨宣言》，請他幫助鑒定。老人在其中一本紅色封面的譯本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説：“這才是最早的一個單行本，現在也可以説是革命文獻了。”

　　“因為首版的書名有誤，這年9月，又加印了1000冊，標題更正了，封面也改成了藍色。”陳望道之子陳振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