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拍客捅出了“賣腎車間”，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令人驚悚的是，“人體器官買賣”這一曾經很少有人知曉的事情，其實悄然形成了一種行當。早在2010年，北京市就宣判了三起販賣人體器官案件。曾經主審過北京首例販賣人體器官案件的法官張鵬介紹“此類案件偵破很難，因為供體、受體和移植器官的仲介都不會主動報警。被報道出來的案件只是少數。”

　　販賣器官最高判十五年　部分構成“殺人罪”

　　2010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了北京市首例“買賣人體器官案”，“那個時候，對案件判決適用哪個罪名有很大爭議。” 張鵬法官介紹，2006年，衛生部發佈了《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對不符合法律法規和醫學倫理學原則的，不得開展器官移植。”2007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開始實施，該條例明確提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不得從事與買賣人體器官有關的活動。”但是，直到 2010年，刑法對“買賣人體器官”行為還沒有明確的規定。“當時對此類案件是按‘傷害罪'處理，還是按‘非法經營罪'處理，有過討論。考慮到這些器官仲介還是以贏利為目的，最終以‘非法經營罪'進行了宣判。”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開始實施。《刑(八)》規定，“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産。”自此，買賣器官行為有了正式的罪名。張鵬法官介紹，買賣人體器官的行為最高可以判十五年。

　　“但是，如果未經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的器官，或者強迫、欺騙他人捐獻器官的，都不僅僅是買賣人體器官罪，而是傷害罪，如果造成他人死亡，還是故意殺人罪。”張鵬法官説，目前法律對這種行為的處罰是很嚴厲的。

　　供體用假名進行手術　案件偵破難

　　張鵬法官説，他發現這種案件偵破難度很大。他經手的幾個買賣人體器官案件，供體都很難尋找，查實也有困難。“首例案件是供體報案的。報案的原因是，他沒有拿到全部的酬金，而且要錢的時候被對方給打了。在這種特殊情況下，這名被摘除了60%肝臟的年輕人報了警。正常情況下，要發現這種案件的線索很困難——供體、受體和仲介都不會報案。”

　　案件偵查困難的另一方面是，這些供體都是使用了虛假的身份。2009年12月28日《衛生部關於規範活體器官移植若干規定》開始施行，該規定要求活體器官捐獻人與接受人僅限於以下關係：(一)配偶：僅限于結婚3年以上或者婚後已育有子女的;(二)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三)因幫扶等形成親情關係：僅限于養父母和養子女之間的關係、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的關係。這樣嚴格地規定供體與受體之間的血緣關係，也是為了禁止“買賣器官”行為。為了逃避親緣關係的調查，器官買賣仲介為供體和受體辦假證，刻假章的方式，偽造了戶口簿等文件，以證明他們之間的親緣關係，在假戶口簿上，供體都基本上都使用了假名和假身份，成為了受體的“叔叔”、“哥哥”。

　　“他們一般通過網絡進行聯絡。在外地豢養供體，配型成功以後在把供體接到進行手術的城市。”張鵬法官介紹，這樣隱蔽的行動，令偵破難度進一步提高。

　　“買賣器官”為何是犯罪?法官：不遏止將破壞社會秩序

　　北京首例販賣人體器官的被告人之一，是一名曾經賣掉自己“肝臟”的供體。被告人劉宇(化名)是個打工者，2008年，其父患腸黏膜破裂。父親必須馬上做手術，而手術所需的幾萬元，難倒了這個農村家庭。其時，劉宇的姐姐已經出嫁，弟弟正在讀大學，劉宇背著家裏人賣了自己的大半個肝臟。此後，養好身體後，他開始從事“仲介”工作。庭審後，他撩起自己的衣服，展示肚子上長長的刀口，他説“憑良心”，沒有蒙人坑人，是問心無愧的。“我在北京養身體，接到了接受我肝移植病人的患友打來的電話，問還有沒有像我這樣的人可以提供器官。其在醫院已經住了5個多月，還是等不到肝源，知道了我賣肝的事情後，給我打了好幾個電話。當時我覺得不是在害人，是在幫助別人。”　”

　　但是法官的想法與劉宇不同。“買賣器官的行為如果不遏止，將嚴重破壞社會秩序。這就像買賣人口，買賣毒品一樣，將破獲社會公平。那就是説，錢可以買來其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張鵬法官認為，這種行為不能合法化，一旦被認可，就會導致社會倫理和秩序的破壞。”張鵬法官還認為，一旦買賣器官合法，那麼用脅迫、欺騙等手段要求他人捐獻器官的行為將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