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人物】

    劉光溪 中國國際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

    周德文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 會長

    方培林 方興錢莊創辦人

    張震宇 溫州市金融辦公室 主任

    方聲雷 錢庫鎮居民

    楊嘉興 溫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創辦人

    胡福林 溫州信泰集團 董事長

    鄭元忠 莊吉集團 董事長

    一張拍攝于首都機場高速路上的照片一行簡短的説明，今天北京確實是一個艷陽天，或許預示溫州金融改革的春天就要來臨。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的這條微博發佈于3月28號11時57分，幾個小時後，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8號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會議批准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

    接踵而至的各方評論從不同的角度強調著溫州成為金融改革試驗區的重大意義，推進民間金融合法化，打破金融壟斷，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體系，溫州金融改革非溫州一地之成敗，而是關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未來走向的一項重大改革。

    劉光溪(中國國際金融學會 常務理事)：我認為30年以後，從經濟特區30年的試點發展到今天，定溫州作為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這是非常符合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發展路徑的。

    劉光溪，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常務理事，在他看來溫州獲批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最讓他驚喜的是共識的達成，

    劉光溪：金融改革要形成一定的共識，沒有現實問題的逼迫，沒有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沒有社會的需求、市場的需求，溫州金融改革就這麼容易能推出來嗎？我真沒有想到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國務院、中央能夠這麼快就能夠公佈實施，這對我一個搞地方金融管理的同志，我聽到了以後非常高興。

    和此前很多重大改革是從先行先試的特區開始，並逐漸推向全局一樣，這一次先行先試的歷史使命由溫州來承擔。

    周德文(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我舉了一個形象的比例，就是國家就把溫州當作小白鼠，當然我們溫州自願成為小白鼠，甘當小白鼠，因為我們希望，通過溫州的試點，能夠真正地殺出一條血路，撕開這個金融改革的撕一個縫出來。

    周德文，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多年來他堅持為溫州中小企業代言，同時也一直不遺餘力地呼籲民間金融的合法化。

    周德文：民間借貸一定要從地下讓它到地上，在地下黑不隆冬的總體説，就沒辦法對它監管，只要從地下到地上，讓它置在陽光之下，政府才能夠對它進行監管，才能讓它規範化，最終走向合法化的道路。

    溫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史中，這裡以無數崛起于草根的財富故事成就了"溫州模式"，也向世人展示了民營經濟的巨大活力。然而，這個故事的另一個主角民間資本，卻更多地遊走于灰色地帶，強大、活躍、甚至危險，在金融改革想要讓它走向陽光化、規範化的道路時，這個主角其實從未停止過這樣的訴求。

    溫州市蒼南縣，1980年這裡的金鄉信用社在全國率先實行浮動利率，被視為是溫州民間金融改革的起點。四年後，同樣是在這裡誕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傢俬人錢莊。

    方培林：就在這塊地方。

    記者：這個門臉。

    方培林：對，就這個門臉。

    記者：現在是個日用雜品店。

    方培林：現在是一個鐘錶鋪，鐘錶的一個修理地。

    記者：那邊都是賣日用雜品的？

    方培林：對。

    記者：生意好不好？

    方培林：我感覺很好。

    記者：那你的業務就是？

    方培林：附近鄉里鄉親的對我們做的業務是存貸業務。

    記者：既存也貸，也貸款，就是一個標準的銀行。

    方培林：對。

    1984年，溫州是一個家家開工廠戶戶響叮噹的地方。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正在形成，高速發展的民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和當時的政策導向讓方培林有了開辦錢莊的想法。

    方培林(方興錢莊創辦人)：在1984年的時候，我看到中央一號文件，中央一號文件它明確提出要鼓勵農民入股，進行開發性的事業,我就在想入股意味著股息的合法，假如股息合法的話，民間借貸的利息肯定是合法的。

    記者：可能有這種靈敏、嗅覺的人不在少數，為什麼你能成功在當時?

    方培林：我也是歪打正著。

    記者：當時的背景是什麼樣的？

    方培林：當時的背景我感覺到商品經濟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民間金融也很活躍，就是民間的借貸利率也比較高，那老百姓這個存款應該説當時銀行改革沒有跟上來，應該説當時的銀行還挂著個牌子，叫國家金融重地，閒人莫進。

    記者：但是您剛才也説了，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老百姓要是想進銀行的話，那都叫國家(金融)重地，那一個國家(金融)重地的領域怎麼可能讓你一個私人進入呢？

    方培林：所以説啊，我打了報告給政府，那結果蒼南縣錢庫鎮政府就發了一個紅頭文件，裏面有一條就是允許方培林在錢庫鎮進行試驗，開辦錢庫鎮錢莊。

    方培林在給鎮政府的報告中寫了四點：第一，希望辦一家股份制的金融服務社，股本金是十萬；第二，金融服務社辦起來之後，股權可以轉讓但不能退股；第三，利率要浮動，比民間的利率低，比國家銀行的利率要高，最後他寫到：我會24小時上班，服務於大眾，結果當時的鎮領導提出要辦就一個人辦，以免股東意見不一致生出麻煩，並且建議就叫錢莊。從此，方培林的私人錢莊在喧嘩熱鬧的小鎮中心存在了五年之久，歷史可以簡單表述，但中間的週折卻頗有意趣。

    方培林：我掛牌的第一天，銀行就上門抗議了，他們就提出這個銀行怎麼讓你來做？

    記者：那結果怎麼樣呢？

    方培林：結果就做不成啊，做不成我就轉入地下。

    記者：那怎麼由地上轉為地下呢？

    方培林：所謂的地上，就是挂一個牌子是地上，我把這牌子就搬到裏面去了，就沒有牌子了。

    記者：那當時我們就沒有這種監管嗎？銀行的這種監管。

    方培林：應該説銀行有監管。

    記者：那它監管不到你身上？

    方培林：不。地下的很多，我把地下的引到地上，它就好管了，我又重新回到地下，它就沒法好管了。

    儘管轉入地下，但並不影響左鄰右舍成為他的客戶。

    記者：您曾經在方興錢莊存過錢啊？

    方聲雷(錢庫鎮居民)：存過。

    記者：是哪年的事了？

    方聲雷：那十多年前了吧，可能。

    記者：十多年前，您存了多少錢？

    方聲雷：存了是七八萬、五六萬。

    記者：七八萬，那個七八萬在當年(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不少錢吶。

    方聲雷：不是，那時候我們做生意的嘛，上下到東北幹啥的拿回來就存那裏 ，每天我出門了，我馬上打個電話，叫他錢送過來給我，兩對門，是吧？你要的話。

    記者：當時您就在這舖子就在這？

    方聲雷：對，他就在那。

    記者：那當時有沒有存在一個信任的問題，你信不信任他？

    方聲雷：我信任，因為從小到大都一起啊，怎麼不信任他？

    記者：那您當時從他那貸款的話，那個利息跟國營的相比？

    方聲雷：稍高一點。

    記者：他高一點。

    方培林：對，我的高一點。

    方聲雷：那我要存他那我也高啊，我不用的話我也存他那裏。

    記者：他的利息也高。

    方聲雷：他利息也高，那我想要拿走就馬上拿走。

    事實上,在方培林的私人錢莊賓客盈門的時侯,中國的銀行體制也剛剛經歷了一番變革。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民銀行是唯一一家銀行，既承擔中央銀行的管理職能又從事商業銀行的活動。改革開放後，從1979年到1984年，國家陸續成立了農業、中國、建設 工商四家國有專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則成為以金融管理為職責的中央銀行，當時四大專業銀行主要貸款對像是國有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很難從銀行得到貸款支持。

    1986年8月，全國金融體制改革試點城市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把溫州列為金融體制改革12個試點城市之一，方培林的私人錢莊因此有了從地下浮到地上的機會。

    方培林：1986年的時候，溫州要建立試驗區，新來的市委書記董朝才他跟我談過，他説我對你這個私人的錢莊，我很感興趣，你能不能繼續再做。那我説我營業執照都沒有，我怎麼做？其實我已經在做了，我跟他説我沒有執照。

    記者：那為什麼呢？為什麼要打這個馬虎眼呢？

    方培林：對啊，我也不知道這個市委書記什麼意思。那董書記就找我，他跟我説，小方 ，你這個私人錢莊在全國各地都是非法的，都不能辦，但是你在我溫州試驗區你是合法的，你大膽去做，我説為什麼呢？我溫州試驗區已經把你這一條列入改革的方案，現有的私人錢莊繼續試辦。

    一張工商局發給的臨時執照讓方培林的私人錢莊再次高調開張，而1986年給溫州民間金融的機會還不止於此。

    記者：您是1986年辦了首家民間資本的城市信用社？

    楊嘉興(溫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創辦人)：是民間股份制的名稱叫鹿城城市信用社，在1986年11月1號開業的，應該説是全國最早的一家。

    那之前，楊嘉興自己開辦著一家街區企業，有過因無處貸款不得不求助於高利貸的經歷，這樣的經歷讓他想要辦一家專門為街區企業服務的銀行。

    楊嘉興：當時我們要辦這個是跑了好長時間的，比如説我們去銀行去申請，他們根本就説理都不理你的。

    記者：去哪家銀行？

    楊嘉興：那有好幾家的嘛，而且也有熟悉的銀行的，一些負責人、行長，我到他家裏去，説我們這種想法，他都臉都紅起來，認為你這個是犯罪的，不要到我家裏來，很害怕的，叫你馬上走馬上走是這樣。

    記者：當時為什麼談到民間辦銀行會，會那麼草木皆兵呢？

    楊嘉興：那個金融是不可進入一步的，這個是一統天下的，根本就是不允許你去做，也不允許你這麼去想不可能的事情。

    但在當時溫州市鹿城區區委區政府的支持下，也是拿著工商局發放的臨時營業執照，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

    記者：那接下來的事情一帆風順嗎？

    楊嘉興：接下來也還是遇到很多困難，包括銀行下通知，不給我們這樣的機構，到專業銀行去開戶頭。那時候只有四家專業銀行，我們去開一個戶頭去結算都不允許的，所以説我們吸收了存款也只能把它轉移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也不能存銀行，我們自己戶頭也沒有。

    記者：那心理多緊張啊，天天有那麼多錢還得負責。

    楊嘉興：那沒有辦法的。

    記者：現在能説了，當時把錢都放在哪兒啊？

    楊嘉興：都在自己家裏的床底下也有。

    記者：天天就是把錢放在床底下，再從床底下拿回來？天天啊？

    楊嘉興：再過了兩個月，人民銀行就是説也批准我們了，1986年12月30號才給我們發這個金融執照。

    記者：誰給發的？

    楊嘉興：省人民銀行，發這個金融許可證。

    記者：這個對你們來説是很大的一個進步。

    楊嘉興：是。

    記者：那挺快的你們等於營業之後的兩個月就給你們發了。

    楊嘉興：因為我們這個做起來，業務發展比較快，我們為了支持區街企業，把這些區街企業的明星企業組織起來，給他們優惠貸款，就是説比一般的貸款利息還有下浮20%來支持他們。

    記者：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楊嘉興：很支持，很多企業認為我們是雪中送炭，是他們的奶媽。

    這是溫州民間資本，第一次進入正規的金融領地。從鹿城城市信用社開始，溫州很快就發展出53家城市信用社，他們為個體私營企業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取代了部分民間借貸，促進社會融資轉向良性循環的軌道。

    周德文：溫州是金融改革最超前的一個城市，但是非常遺憾，我們改革是走在前面，但是因為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這些改革的措施基本上最終都是取消掉了，都沒有扎紮實實地把它推進。實際上我們現在不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某種程度上我們國家還存在著計劃經濟的痕跡，還存在著對所有制的歧視。你既然走到市場經濟道路就要按市場經濟的規律去構建我們頂層設計，設計我們這項經濟制度。

    自下而上的改革實踐和頂層設計的對接還需等待。1989年，方培林主動關閉了開辦五年的方興錢莊。

    方培林：當時對溫州姓社姓資的討論很激烈，幾乎壓得你抬不起頭，我總覺得這個社會在動蕩。

    記者：不確定因素的增多。

    方培林：太多了。那我這個辦金融最顧忌的就是擠兌，你説大家都來領款，我全完蛋了，為了不使這個大廈倒塌，那我就把這個錢一戶一戶地送掉，把存款每戶都給它送回去，應該説我把這個大廈的磚搬下來是搬得很悲壯的。

    記者：但我有一個問題，就是大樓已經蓋起來了，自己拆和被形勢所迫被人拆有什麼區別？

    方培林：絕對不一樣，自己拆，這個磚頭是完整的，被人拆是碎的。

    1995年，因為當時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經營中出現問題，如管理不規範、不良資産比例高等形成了很大的金融風險。國務院指示地級城市要陸續開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礎上組建城市商業銀行。楊嘉興因此轉讓了鹿城城市信用社的股份，告別了他從事十年的金融行業。1997年，溫州市的城市信用社、金融服務社等金融小機構開始合併，統一組建為溫州市商業銀行，後更名為溫州銀行。

    溫州的金融改革，從1980年10月蒼南縣金鄉農村信用社實行存貸款浮動利率開始到今天已經32年，這種基層自發的金融改革在現今已不適合，金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將基層改革的積極性與頂層設計相結合，以此推動金融改革深化，既可以解決金融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問題，又可以防範風險，這是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發佈的另一條微博。128個字的微博濃縮了溫州民間金融30年走過的歷程，也道出了金融改革的複雜和艱難。伴隨私人錢莊和城市信用社這些民間自發的努力，政府的嘗試也從未間斷，但因為缺乏頂層設計的支撐，改革的努力最終消于無形，而缺乏監管的民間金融製造的風險卻週期性地擾亂著溫州正常的經濟秩序。

    上世紀80年代興起于溫州樂清、蒼南一帶的臺會一度讓高利貸走向瘋狂，最終因為資金鏈條的斷裂製造很多家破人亡的悲劇。2011年民間借貸釀製的危機，再次重傷溫州。

    胡福林，從眼鏡作坊學徒到自創品牌並問鼎溫州眼鏡行業的龍頭老大，其創業歷程堪稱溫州民營企業30年奮鬥的微縮樣本，然而也正是他在去年9月20日的"跑路"刺破了溫州民間借貸的泡沫。

    胡福林(溫州信泰集團 董事長)：這次一個是資金的問題，一個呢確實在溫州腦子真亂了。整天銀行的這個私下的，比如説我一個親戚來，他説房子你這個幾百萬借給你一定要拿回來，不拿回來房子要封掉了，搞得我心情很差。

    記者：你遇到的比較極端的一天會是什麼樣？

    胡福林：那就是一天銀行五六幫、私底下的十幾幫不斷地給你講的都是回去，這個錢我要回去，那個銀行也跟我講估計怎麼樣，貸款要到了還是怎麼樣啊？

    跑路是溫州人對於出逃躲債的一種説法，實際上在胡福林跑路之前大約半年的時間裏，溫州商人因為高利貸導致資金斷裂跑路甚至跳樓的新聞已經見諸媒體，而胡福林的企業信泰集團是溫州市的標桿企業，他的出走被看作是高利貸風波由小企業向大企業蔓延的標誌性事件，而胡福林的債務危機也隨著他的出走呈現出全貌。

    周德文：他逃走以後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非常痛苦，我覺得像這樣好的企業，他為什麼出現這個情況？是不是他企業自身的原因？我認為自身有一點原因，在經濟狀況好的時候，頭腦發熱盲目擴張，我當面也跟他交流過，但是政府和社會是不是應該要去承擔一定的責任。當他好的時候2008年的時候，銀行是追著給他貸款，他不要就追著給他貸款，因為企業家都有虛榮心的，結果他拿到大量的錢就開始擴張。

    胡福林的債務危機經歷了三年的潛伏期。2008年，為抵禦全球金融危機，銀行放鬆銀根，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很多企業開始了擴張計劃，胡福林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轉向光伏産業。

    記者：那為什麼在2008年的時候會轉向到一個光伏産業，你完全陌生的？

    胡福林：我唯一就是覺得新能源行業在國家的政策上，我覺得未來的發展也挺好，而且我那時候説實話，有資金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銀行很支持，真的很支持。

    為了讓光伏成為繼眼鏡産業之後新的增長支柱，胡福林投下了3億多人民幣，其中一半是自有資金，一半是向朋友籌集的，這種信心來自當時一家國有銀行的承諾。在看到産出後，將會給他4億的長期貸款，然而一年以後，國家在新能源産業上的政策調整，卻使得銀行的貸款承諾不能實現，而光伏行業的運行又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

    從2010年年底開始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結束，銀行開始收緊銀根提高利率，房地産市場隨之降溫，活躍在一線城市的溫州炒房資本也開始被套牢，到了2011年4月份，資本一向充裕的溫州竟然開始出現錢荒，朋友之間的資金拆借越來越困難，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胡福林只能借助高利貸來維繫整個公司的運行。

    胡福林：原來你利息低的我現在撐一撐，利息高一點我跟你借，頂過這個非常時期。

    記者：那你覺得非常時期會有多長時間？

    胡福林：我原來考慮也就是説熬過就可以了，可是後面越來越惡劣了，利息高了。

    記者：利息高多少了？

    胡福林：那最高的話，(月息)3分，(月息)3分4分都有，最高的話。

    胡福林借來的高利貸還有一部分用來"還後續貸"，這是溫州企業常用的資金騰挪方式，即銀行貸款到期，企業利用民間借貸搭橋，在償還貸款後數日，企業可以獲得銀行貸款新貸款用於償還民間借貸。然而，當時溫州市一些商業銀行為了防範中小企業倒閉和民間借貸的風險，已經開始採取抽資、不續貸或者提高利率的辦法，所謂"還後續貸"已經沒有可能。

    周德文：民間借貸越借越多，銀行的錢貸款越來越減少，最後造成了資金鏈斷裂，最高峰的時候它甚至一個月要承擔2500萬的利息，你想2500萬的利息一年是什麼概念？一年要付3個億的利息，哪個企業能夠堅守上去？

    2011年9月15日前後，一筆1400萬元的銀行貸款到期，成為壓垮胡福林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的資金鏈徹底斷裂了。9月20日，胡福林跑路美國，消息傳出之後，債權人紛紛來到信泰集團要求還款，銀行也向互保企業和關聯企業下發通知追還貸款，自此由錢荒導致的溫州金融困局浮出水面。

    為應對危機，溫州設立了10億元市區企業應急轉貸專項資金，幫助企業解決信貸資金週轉困難。同時，相關部門提高了企業欠薪準備金額度，對中小企業和符合轉型升級要求的經營困難企業實行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2010年11月，溫州市緊急草擬了一份《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和《"1+8"金融改革創新方案》，並通過浙江省政府上報國務院，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操作由此進入快車道。

    2011年10月10日，胡福林從美國回到溫州，在他20天歸去來兮的歷程後面，蘊含著的是溫州資本對外擴張以及民間借貸的變遷，也蘊含著溫州眾多中小企業主在産業轉型過程中的內憂和外患。

    胡福林：我自己形容這樣子，應該是我現在轉型快轉好了，臨門一腳把球踢飛了。

    記者：什麼叫轉型快轉好了？

    胡福林：我現在已經慢慢轉到，不是靠勞動密集型這個，我是已經走到一種附加值就提升了，等於説是變成先進的製造業了，那麼就不是原來單純的就是很簡單的加工，就是我跟國際接軌了，至少説我跟國外的公司平起平坐了，我不是靠人家貼牌吃飯了。

    記者：就是在過去生意做得最好的時候，眼鏡這一行利潤率有多少，最高的時候？

    胡福林：20%左右。

    記者：那最低的時候呢？

    胡福林：5%，2%，現在我估計就5%以內了。

    傳統製造業利潤日薄，資本逐利的天性讓早期創業的一批溫州人開始追逐高利潤高回報的房地産，"溫州炒房團"因此得名，而隨著房地産市場調控的到來，溫州資本開始向金融投資積聚。2011年二季度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發佈的"最合算投資方式"問卷調查顯示，選擇"民間借貸"的儲戶佔到24.5%，首次超過"房地産投資"而躍居首位，民間借貸本身已成為一種高回報的投資品種。當眾人爭相成為食利者時，實體經濟的發展一旦無法支撐過高的資金成本，崩盤是註定的結局。

    在政府的幫助下，胡福林從美國回來十天后，信泰集團即恢復生産，緊張的局面得到控制，但危機卻遠未結束，受傷的民間信用體系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修復。

    溫州金融改革的方案從上報到獲批只用了180天的時間，對於站在起跑線上的溫州來説，這樣的效率只能提高不能減緩。2012年4月26日，在溫州金改即將滿月之際，"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正式開業，這是全國第一傢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間借貸服務機構。這個項目的落地對應的是溫州金改12項任務中的第一條：規範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範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系。

    劉光溪：為什麼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點第一條是規範民間融資？這是中國金融體制縱向改革的重大突破，能夠承認地方能夠成立相應的管理備案和監測體系，對民間資本的發生情況、借貸情況、流向情況進行監測預警。

    記者：管和不管、監測和不監測區別是什麼？

    劉光溪：民間資本就是説你想納入到監管，我想找個婆婆來管，就是報國無門的那個感覺。為什麼現在要考慮民間的融資要納入規範化的管理？你只要到了我這個備案中心、監測體系中心、監管中心備案了，通過一定的程序了，你就受到，就是陽光化嘛，由地下浮上水面，由民間走向正規嘛。

    對於溫州龐大的民間資本來説，12項任務中的第二條才是真正讓他們興奮的，"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改制為村鎮銀行，這被稱為是金融領域向民間資本敞開了一道門縫。而人們想象，最先擠進這道門縫的就是小額貸款公司。

    在溫州市億兆小額貸款公司，我們偶然遇到的這個人強烈要求，表達他對金融改革試驗區的看法。

    鄭元忠(莊吉集團 董事長)：14年以前，我就向人民銀行遞交了報告，就是想民間資金進入金融體系，打破這個銀行的壟斷，也是給金融體系有一個生態平衡，就是這種想法。

    事後我們才知道，他不僅是這家小額貸款公司的股東之一，同時還是溫州歷史上有名的八大王之一。1984年，溫州柳市鎮以投機倒把罪查處了當時八位被稱為"大王"的個體業主，鄭元忠就是其中的電器大王。在看守所裏呆了186天之後，鄭元忠被無罪釋放。那之後，鄭元忠創辦了莊吉集團，2010年成為這家小額貸款公司的股東。

    記者：現在有了這個小貸公司以後，好多人都在講，就是溫州的很多人都在講，當時之所以設立這個小貸公司，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夠轉正成為村鎮銀行。那麼您當時投資到入股到這樣的一家小貸公司，你心裏面的構想是什麼？

    鄭元忠：就是衝著將來是一家銀行。

    記者：為什麼一家實業對於辦銀行這麼感興趣？

    鄭元忠：這也是十幾年前就有這種夢想，有人問我老鄭你這麼辛苦，賺那麼多錢將來幹嗎？我説如果説，我們中國的這個體制允許的話，我將來我要辦一家銀行就想民間資金進入銀行體系。

    記者：你是想通過辦銀行賺錢，還是説希望辦銀行來實現你心中的一個什麼樣的理想？

    鄭元忠：是一種願望，因為我想這個經濟改革以後，經濟基本放開了，為什麼銀行還不放開，如果銀行不放開，那麼銀行業應該還是國家壟斷的。

    金融是百業之王，在溫州，很多企業家和鄭元忠一樣，懷揣著銀行家的夢想而這個夢想開始於2008年。當時，銀監會中國人民銀行發佈了《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小額貸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不吸收公眾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銀監會又出臺了《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和《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其中規定村鎮銀行必須由銀行業金融機構擔任主發起人，這意味著小額貸款公司想要轉為村鎮銀行，股份比例將大大降低，這使得很多小額貸款公司望而卻步。此次小額貸款公司可轉制為村鎮銀行，出現在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任務中，再次引發了不同的理解和猜想。

    周德文：就要真正允許民間資本去籌建民營的銀行。什麼叫民營的銀行？那麼很多小貸公司就説那我何必去轉呢？我轉了反而不好了，轉了以後我拉一個爸爸來，弄一個爸爸來管我，原來還不用管的，現在還要弄一個爸爸來管我，所以這項制度我認為呢，還要進一步改革，所以金融改革是很難的。

    劉光溪：看看第二條，這是從根本上第一個重大突破，就是民間資本可以介入到銀行業領域，我們過去的小貸公司，2009年也有規定，允許你改製成村鎮銀行，但是必須銀行介入哪一家小貸公司會同意。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允許民間資本，好好看那個字眼，能看懂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發起設立。發起設立它的主發起人是民間每一家企業，這就是了不得，當然現在我們的金融改革試點，溫州怎麼配合銀監部門細化出民間資本怎麼發起設立村鎮銀行，這對你是一個考驗。

    考驗留給了改革的操盤者。

    張震宇(溫州市金融辦公室 主任)：因為這一次的改革方案實際上是近了一步，原來就是參與，沒有發起，參與跟發起，那麼當然是發起近了一步。但是主發起跟發起，當然是主發起了，所以這方面有空間，但是也要有突破，要有對接的一個過程。

    記者：這種對接呢是幹了再説 ，還是邊説邊幹，還是説了再幹？

    張震宇：應該説是我們覺得應該是邊説邊幹，邊説就是你要報批，你要徵得他同意，你能做的先做，你做不了的那就要請示，要徵得他的同意。

    記者：現在有一些企業家，溫州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明顯有一種感覺，就是他們非常擔心改革的步子會邁得太小？

    張震宇：我想就是説，這次為什麼國務院把金融改革放在溫州，放在溫州改革能闖出一條就是民間金融和國有金融協調發展這樣一個思路，把民間這一塊做大一點能夠跟這一塊正規金融有個相協調。

    記者：因為民間金融和正規金融不衝突，正規金融為什麼不接受民間金融？

    張震宇：正規金融不是説不能接受，正規金融是不想接受。現在的問題就是有一個人已經站在這個舞臺上，已經上了車，我不想你再上車，那個人一定要上車，那兩者就要爭位置，那麼這個位置你怎麼去爭？所以現在我們的改革就是要一步步來，那麼這是我們這次改革要有一個突破。

    這裡是鄭元忠的造船廠。2006年，手中資金寬裕企業也在謀求多元化，於是進入了造船行業。然而，隨著人民幣升值和大環境的變化，造船業的利潤不如當初的預期。

    鄭元忠：因為造船業現在是比較低落的一個行業，那麼銀行呢，一聽説你是造船的，它本來貸給你的錢，它還想收回，不要説再追加給你的錢，如果説沒有小額貸款公司的話，那麼我現在的造船的資金，可能會斷裂資金鏈就會斷裂，緊急的時候啟用一下是很有必要。

    經歷了去年的民間借貸風波後溫州的企業家們，重新珍惜起了自己的實業。鄭元忠知道實業的艱難，也了解民間金融受到的限制。所以，他一邊期待造船行業的回暖，同時也想盡力抓住金融改革的機會這個機會不僅是他一家企業的機會，也是整個溫州的機會。

    鄭元忠：放開一點，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寧可讓它犯點錯，開始本身試驗就有錯的，你吸取(民間金融)這個快捷方便這一種模式，對這一次試驗可能會有成功。

    衝破現有的束縛，這樣的希望常常和壓力並存。過去30年，溫州不乏金融改革的衝動和實踐，這一次改革再出發，在張震宇看來和以前不同的是，溫州終於拿到了駕照。

    張震宇：當時應該説説是無證駕駛，現在一旦得到了這個駕駛證，反而感到壓力大。

    記者：會不會以前沒證的時候，想怎麼改就怎麼改，現在有證了卻縮手縮腳不知道怎麼改？

    張震宇：反而無證駕駛是心理是最恐慌的，現在有證的時候，但是你不要忘了，一旦你拿到駕駛證的那一天，你的罰單就在你的身邊，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國務院，現在他説我不開罰單。人民銀行總行行長周小川到溫州，首先講的允許試錯，現在給我們的空間非常大，那我們還不去試的話，那就説不過去。

    溫州金融改革任重道遠，如果説改革已經為溫州注入了信心，那麼信心的持續則寄望于改革的決心和力度。2012年5月2日，《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已經浙江省政府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並上報國家相關部委，溫州還向國務院和中央部委提出該市金融綜合改革需要以下支持：明確一批先行先試綜合改革項目，進一步明確改革配套政策相關細則，進一步授權立法和審批權限，懇請給予溫州試驗區有限立法權限，比如制定地方金融管理條例等，懇請國家發改委、商務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有關部委梳理現有政策，把部分審批權限下放給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