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産黨成立90週年後的10個月，黨的助手和後備軍——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5月4日將迎來成立90週年的紀念儀式。

　　中國共青團是伴隨共産主義小組和共産黨的誕生而誕生的，團中央機關舊址與黨的誕生地都位於上海。統計顯示，中國已有超過7800萬名共青團員，這一數字與中共黨員的總數已十分接近。

　　截至2010年末，中國共産黨黨員總數已超過8000萬名。35歲以下的黨員有1951.1萬名，佔黨員總數的24.3%。青年成為黨的新鮮血液。2010年全年，中共發展35歲以下的黨員251.6萬名，佔發展黨員總數的八成以上。

　　“我12歲加入共青團，19歲毫不猶豫地寫了入黨申請書。”出生於1984年的朱麗莉是上海一家大型審計公司的“80後”黨支部書記。“我入黨的理由很簡單，我出生在上海浦東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記得小時候家裏的生活比較拮據，但是後來我家的經濟情況得到了明顯改善，我總覺得是黨的經濟政策好，我對黨組織很信任，而且有一種感恩。”

　　朱麗莉所在的黨支部今年又接到5名青年遞交的入黨申請，他們都是共青團員中的佼佼者，也是工作能手。這個“80後”黨支部在最近三年內從不到10個人，擴展到30多人。

　　共青團上海市委的一項統計顯示，近年來該市發展的28歲以下青年共産黨員中，約90%經過了共青團組織的“推優”舉薦。共青團為黨輸送了大批富有活力的年輕人。

　　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的團章説，“年齡在十四週歲以上，二十八周歲以下的中國青年，承認團的章程，願意參加團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團的決議和按期交納團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

　　不過，現實中不是每個共青團員都必須成為共産黨員。而且在社會結構正在變化的中國，青年的追求和信仰也日趨多元。在這種情況下，共青團的工作和行為方式，也發生著變化。

　　中國“80後”、“90後”年輕人，被不少人認為是缺少信仰的一代，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他們幾乎都是獨生子女，平時觸碰政治的機會較少，喜愛歌手周傑倫、李宇春，寫手韓寒、郭敬明，以及國際明星。

　　來自江蘇徐州的26歲軟體工程師葛超是一名青年黨員，最近在上海參觀團中央機關舊址時他意外地發現“姚明和雷鋒被陳列在一起”。在葛超看來，“小巨人”姚明雖然不是黨員，卻具備了值得年輕人崇拜的許多品質，“他很正直，他擔心社會道德和信仰問題，他創辦了公益性的社會組織‘姚基金’，還為保護黑熊發出呼籲，他是一個很活躍、很有説服力的偶像。”

　　2011年共青團上海市委的一項調查顯示，上海活躍的青年社會組織超過5萬家，活躍青年超過20萬人，這些組織包括青年自發形成的社會組織、學生社團、國際青年組織在滬分支機構、與海外有聯絡的非政府組織(NGO)等，目前有500多個組織與共青團建立了較為密切的聯絡。這些組織大多由興趣相投的年輕人組成，超過50%具有公益性，其中還包括用嘻哈街舞、饒舌音樂模倣雷鋒形象的行為藝術社團。

　　“無論是共青團的活動，還是學校社團或NGO一類的活動，我都樂意參加。”在高中時就參加社團活動，並模倣NGO模式在校園裏設立關愛社的于希旖説，這個自發形成的社團在早期就有50多名學生組成。

　　共青團上海市委青年社會組織工作部副部長霍井軼説，不能簡單地將“體制外的青年社會組織”與共青團隔絕，上海這項持續長達8年的探索，試圖密切與它們的關係。

　　“如果是在十年前，很多人把共青團和那些青年自發組織之間的關係看作‘是與非’的矛盾，而今這種習慣性的‘對抗心理’已經有所減少。”復旦大學青年組織與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鄭長忠博士分析。“和諧的社會關係是中共倡導‘創新社會管理’的一項成果，一種有機的組織關係正在形成。”

　　鄭長忠説，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是一個隸屬於政黨的青年組織，它與社會上各類組織的最大區別在於，它唯一的訴求是實現執政黨可持續的領導與發展。在中共執政60多年、黨和團誕生90年之際，共青團面臨整合多元價值觀的挑戰。

　　他認為，這樣的挑戰，主要來自於中國社會結構近年來的巨大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令青年從“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作為“單位人”的青年與政黨、與共青團，有著高度的利益相關，而市場經濟背景下，青年個體是“原子化”的，除了職場契約外，在社會上處於一種“漂浮”的狀態，共青團需要重新考量如何與青年建立密切的關係。

　　“正視社會上多元的價值觀念和形形色色的青年組織的存在，成為必要的一步。”他説，今後共青團與青年、與青年組織之間的關係，將是一種新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將令共青團在年輕人中的話語權得到鞏固和擴大。

　　“‘服務’可能會替代‘管理’，將處於傳統體制內外的人們都整合在一個平臺上，通過興趣和公益把大家連接在一起。”霍井軼展望。

　　他認為，共青團所面臨的更深層次的任務，是一種精神文化領域的塑造與整合，這關乎中國青年作為國家和民族希望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