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這裡爆發了一場聞名中外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只有近10萬人口的甕安縣城，有3萬多群眾走上街頭。由於對一位16歲少女溺水死亡處置不當不滿，再加上謠言煽動，憤怒的人群先後衝擊了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並點火焚燒了3座辦公大樓。

　　沖天大火震驚全國。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在甕安建立了長征路上第一個人民政權——桐梓坡農會。70多年後，這裡的基層政權卻遭到了質疑：她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究竟如何？反腐防變的能力怎樣？她的執政基礎是不是正受到威脅？

　　在一段時間裏，“甕安執政”成了全國領導幹部的一道考題，“甕安之問”引發了社會的深沉思考。

　　甕安人的解答是寫在現實中的。3年過去，甕安交出了怎樣的答卷？

　　信訪奇跡：80%糾紛可止于初訪

　　2008年7月4日，“628”事件剛過去6天。龍長春從貴州省委辦公樓出來，連換洗衣服都沒帶，就直接前往甕安履任縣委書記。此前，他的職務是銅仁行署副專員。一同“空降”的還有代縣長謝曉東、公安局長龐鴻和政委周勝。

　　新班子帶著省委的基本判斷上任：“628”事件是當地社會矛盾長期積累，民間怨憤淤積太久的結果，是典型的泄憤式群體事件。“近10萬人的縣城，3萬多人上街，辦公樓燒著了有群眾還歡呼。”龍長春坐在車上，一位老領導的話言猶在耳：“甕安縣委坐在火山口上了尚不自知！”

　　此時的甕安縣委大樓已是滿目瘡痍，龍長春只能先在林業局“安營”。在這裡他劈出了第一板斧——縣委書記大接訪。“要化解民怨，就必須直面矛盾。”他在臨時辦公樓裏先豎起了“為人民服務”的屏風，又在一樓設立了信訪接待室。一時間，樓前人流熙來攘往，辦公室燈光徹夜通明。

　　4天后的趕場天，公開大接訪的大棚搭到了縣城中心的廣場上。由於電視臺提前發了預告，所以一大早訪民就蜂擁而至。工作人員在入口處“放號”，叫到號後，訪民按反映問題被分到不同部門的棚子裏，但許多人進場後卻直奔縣委書記的大棚。

　　當天一共接訪了115個號。傍晚收攤時，上訪群眾不願離開，縣委、縣政府承諾：放號有效，下次繼續使用。甕安縣信訪局原局長秦綜就在現場，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分析説：“這種場面表明，老百姓對新一屆縣委縣政府抱有希望。換句話説，這些信訪件能不能辦好，決定了老百姓能不能重新相信你。”

　　在此後的40天裏，像這樣的大規模公開接訪又舉行了兩次。

　　除了書記大接訪，甕安還同時啟動了幹部大巡訪、教師大家訪、公檢法司大聯訪、鄉鎮幹部大走訪，俗稱“五大訪”。五大訪引爆了全縣的信訪潮。“2008年上半年縣上信訪只有42件，7月4日到年底，就爆漲到2121件次3449人次。”秦綜回憶説，“許多長年積案都翻了出來。”

　　構皮灘水電站移民搬遷是甕安的一個著名積案。由於不滿安置政策，部分移民長期上訪。2004年12月，當時的縣領導帶隊到江界河村商議補償標準，談判陷入僵局。有村民將憲法拿給縣領導，讓其當眾朗讀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矛盾瞬時激化，幹部群眾發生激烈爭執。不滿的移民把工作組扣了兩天，工作組最後在警察解救下才得以脫身，解救中多名村民受傷。從此，江界河移民成了甕安一塊板結的傷疤。

　　這塊傷疤不時化膿。一些移民參與了“628”事件，還有的移民搶佔鄉政府食堂，自己淘米做飯。2009年夏，甕安縣工作組到江界河村進行了逐戶訪問，他們發現，僵局緣于敵對思維，對人民內部矛盾只要工作到位，再死的結也解得開。

　　新政策很快出臺：願意搬遷的移民，及時補償到位。暫時不願搬的不強遷，哪天願意哪天遷，縣機關部門對口幫辦手續。實在難離故土的，政府花錢在水線上平整一塊地，供其建房安置，並由縣領導逐一“包保”。

　　“移民後來大多自願遷走了，300多戶中留下的只有20多戶。”龍塘鄉黨委書記李飛對記者説，“留下的也已安定，江界河基本實現了息訪。”

　　大接訪當年接案3170件，結案率達98.1%。“628”前，甕安的信訪結案率只有18%。半年間，信訪結案率提高了80.1%，堪稱奇跡。

　　大接訪次年，甕安信訪量迅速回落，2010年下降到693起，較2008年下降68%。“80%的上訪其實完全可以止于初訪。”一份總結報告寫道，“如果基層執政得力，民怨何以如此淤積，又怎麼會爆發‘628’事件？”

　　權力失范：幹群關係扭曲錯位

　　“628”事件其實早有前兆。

　　“2008年的時候，衝突已有好多次。農民扣幹部，警察抓農民，有一次水庫移民甚至衝擊了公安局。”一位甕安老幹部對記者説，“點燃縣委大樓的那把火，是遲早的事。”

　　“甕安事件的深層原因是幹群關係的嚴重扭曲。”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分析説，“公僕跟他的主人，在角色上出現了嚴重錯位。”

　　“玉山幫”案是這種扭曲錯位的典型案例。

　　“玉山幫”是當時甕安最大黑幫。因其骨幹多為玉山鎮人而得名。在2008年7月被剿滅前，它已在甕安橫行了10年。其間，多名黑幫頭目成為中共黨員，一個黑老大的父親甚至被任命為村支書，其能量讓外間人瞠目。

　　在“玉山幫”的審判卷宗中，記者看到了6名國家工作人員的名字，其中有鄉鎮黨委書記、科局級幹部和公安幹警等。判決書寫道：由於他們的庇護縱容，“玉山幫”得以獲得政治和經濟力量，從而發展壯大。

　　中坪鎮黨委原書記楊兆明是曝光的保護傘之一。鄉鄰週知的是，他的兒子拜了“玉山幫”老大熊教勳做乾爹。2005年，“老親”熊教勳看上了一座鐵礦，可當地商人的承包合同還沒到期。多次滋擾威逼無效，熊教勳即請楊書記出場“勸退”，並允諾贈送未來“騰飛”洗礦廠乾股。

　　此事正合楊兆明之意。他隨即夥同副書記郎永林以無證開採為由，威逼原老闆退出了礦山。事後楊、郎如願各分得“騰飛”六分之一股份，先後獲利人民幣20多萬元。在“騰飛”，楊、郎也默認了職責，即提供“官方保護”。

　　中坪鎮國土所曾因“騰飛”手續不全下發過十多次停採通知，但由於楊、郎屁股坐在了“玉山幫”一邊，“騰飛”每次都順利過關。郎永林事後供述，“我每月都要與國土所到各個礦山檢查安全生産，但‘騰飛’從未被處罰。即便他們單獨去的時候，也只是象徵性地下過處罰單，沒有真正處罰過。”

　　中坪鎮派出所原所長楊育平的“角色穿越”更為戲劇。楊育平和“玉山幫”另一老大盧寶霖是乾親，兩人的合作堪稱經典。盧的生意主要是開賭場，楊在盧的多個賭場都有乾股，楊調到哪，盧的賭場就開到哪。由於楊的庇護，盧的賭場形同敲詐。而且因為有此內鬼，多次打擊“玉山幫”的行動都落了空。

　　具有紅黑雙重身份的楊育平多次上演無間道。2007年1月，楊得知縣公安局決意要禁賭，就給“玉山幫”傳過話去：“我們搞的賭場應該停了，不如我帶派出所把它砸了，也好給群眾一個交代。”3天后，楊帶著五六個警員衝到賭場，當場砸了啤酒機，還煞有介事地罰了“玉山幫”3000元。“兩千塊買了頭豬，所裏年終聚餐。剩下的一千元交給內勤上賬。”

　　此事不僅成為楊育平誇口的工作業績，還成為他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證據。

　　在甕安，我們經常聽到過去這種角色錯亂的故事。有警察在警局旁的飯館吃飯常不給錢，結果老闆見他來就關門。有派出所經費不足，就派員隱藏在鄉村小路邊，等有人騎摩托車過的時候，突然竄出來執法，“沒有説服教育，只有罰款放行。”一位老民警説，“有時一輛摩托車一個月能被查三四次。”

　　“完全忘掉黨的宗旨和自己的身份啦。”臨危受命的甕安縣政法委書記吳智賢對記者説，正本清源的第一步，就是要讓幹部和警察知道：我是誰!

　　重歸公僕：組織壓力逼出奇效

　　壓力讓甕安人警醒。醒來後首先做的就是把公僕們“趕”到百姓中去接地氣，建感情，找回自己應有的位置。這是強制性的，自幹部作風教育整頓以來已問責127名幹部。

　　楊勝乾是雍陽鎮原政法委書記，因“628”事件受到處分，被調往魚河鄉任鄉長助理。深溪村是鄉里情況最複雜的村，楊勝乾選擇到那裏“從頭再來”。

　　進村第一次開大會，“那天出大太陽，主席臺在屋檐下的陰涼處，村民們都坐在壩子中間。”楊勝乾説，自己剛在臺上坐下，就聽到有人喊，“為哪樣你坐在陰涼裏，我們曬太陽？”“對哈，大家都坐在一起。”楊勝乾應和著趕緊把桌子搬到壩子中間。

　　頂著烈日，他扳著指頭一項項地説村裏可能發展經濟的路子，村民們也一直仰著頭，仔細地聽著。那次大會後，楊勝乾成為深溪村黨總支書記。

　　接著，楊勝乾為村裏引資準備發展1000畝精品獼猴桃種植基地。但一下子流轉出這麼多土地，在過去肯定要吵得天翻地覆。楊勝乾給農戶一筆筆算經濟賬，靠著增加收入美好前景説服了大家。“現在懂得了什麼是為老百姓執政。”楊勝乾總結，把自己擺在服務者的角度，用一顆公心幹工作，才會贏得公信。

　　治吏的同時也在治警。2011年春，甕安公安系統選派了100名年輕幹警到老百姓家去當“義工”。20天裏，跟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不準請假，不準探視，凡私自離崗一律關禁閉7天。

　　中坪鎮派出所民警曹開野被派到一個小山村住戶，一落腳，房東就問他：“你還記得我嗎？”曹開野馬上愣住了。

　　原來，2007年一個冬夜，這個村民曾到派出所報案，説自己的耕牛被盜，因此類案子費時費力，曹開野不積極：“太晚了，明天再去看吧。”村民重復了很多遍心中的焦急，沒能説動小曹出警。第二天，小曹又因為有其他事情，最終沒去勘察現場。

　　“你知道嗎？我那天特別失望。其實也並不指望能找回牛，只是希望在最害怕的時候，你們能起點震懾作用。”那個老鄉説，“可我連這都沒得到。”

　　此時留給曹開野的只有痛悔。“那次活動回來，許多人的總結都寫成了檢討書。”

　　“甕安現象有很強的自上而下的組織內管束特點。”王長江教授説，“而這裡的作風轉變之所以效果好，是因為他們不僅有風暴，還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

　　甕安縣委組織部率先試水建立了“基層組織局”。他們首創了機關和基層黨支部“雙向組織生活”。“現在縣鄉村幹部都實行了‘寫民情日記’、‘記民情臺賬’制度，以檢查幹部下基層的情況和對農戶的了解。”甕安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彭志偉説，“這些記錄都是提拔任用幹部的依據。”

　　最有特色的是副科級幹部任村支書的制度。目前已有49個副科級幹部任村支書，約佔全縣村支書總數的一半。這種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甕安做法，在這裡還真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熊永忠是銅鑼鄉著名的上訪戶。他所在的村組大片林地因構皮灘水電站的興建而淹沒，可國家給的補償款卻被原村支書廖德雲私吞了。後來廖德雲被判刑，可他的家族勢力仍非常強大。討款無果，熊永忠只有不斷上訪。

　　2011年8月，銅鑼鄉黨委換屆，熊永忠再次上訪。令他意外的是，新來的黨委書記宋華當場表態，15日內肯定給個答覆。此時正值甕安縣推行副科級幹部任村支書制度，銅鑼鄉黨委將副書記下派村裏兼任村黨總支書記，同時將臨近兩村的黨總支副書記實行異地交流任職。

　　由於排除了人為干擾，實地調查很快就有了結果。12天后，宋華等人到熊永忠家商議，聽取意見，最後決定用一筆專門的資金解決問題。

　　等到這個結果，熊永忠大喜過望：“多年的上訪路，走到這裡，算是到盡頭了。”

　　不僅如此，在多次目睹了鄉幹部的新作風後，熊永忠將一份入黨申請書交給村黨支部，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為老百姓幹事的黨，值得加入！

　　立黨為公：利益切割標示執政理念

　　甕安礦産豐富，自古就流傳著“誰能識得破，金銀用馬馱”的詩句。如何切割好這塊“肥肉”，一直考驗著甕安的基層政府。

　　甕安的磷礦大多在玉華鄉，這裡也是礦群矛盾最尖銳的地方。由於礦産的開採，當地地下水源曾被挖斷，人畜飲水發生困難，而地基的下沉，也導致一些百姓的房屋開裂。

　　“政府的稅收增加了，老闆腰包鼓了，村民非但沒有受益，甚至還受了損失。”玉華鄉鄉長張林才説，“這樣的發展怎能不累積危機？”

　　2007年4月，玉華鄉岩根河村田壩組村民與當地礦産開發公司發生糾紛，在解決過程中，村民又與政府人員發生衝突，13名村民被拘留。隨後村民衝擊了縣公安局。“628”事件當事少女的乾爹也曾參與此事。一年後，正是他用冰棺保存少女遺體，導致事態向惡性發展。

　　“參加群體性事件的許多人其實並沒有什麼政治訴求，大多是因為具體的經濟利益問題。”王長江説，“對於人民內部矛盾，解決的關鍵是切割好利益。執政黨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利益，這是甕安人用血換來的教訓。”

　　2008年10月，甕安縣人大通過了《關於建立甕安縣和諧礦區建設基金的議案》，制定了“誰開發、誰保護，誰引發、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明確礦山開採業主的責任，保證治理資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實處。

　　在新理念指導下，玉華鄉解決了一樁歷史公案。牛宮村由於礦産開發，許多農民失去土地，生活無著。運輸礦石是很大一塊肥肉，可鄉里的車隊長期交給私人老闆經營，村民得不到一點利益。為此，失地農民常常堵路。

　　“628”後，玉華鄉動員老闆退出車隊，然後成立了“北斗裝運有限責任公司”，村民一人一股，每股2500元，總集資120萬元。公司雇傭經理班子負責運營，除提取一定公益金幫助村裏的孤寡老人，紅利年終均分給每個村民股東。2011年，每個股民都分到了2000多元。

　　“公司制度非常嚴密。每年出生的嬰兒在次年入股。”總經理舒泇華説，“公司成立後，再沒發生過堵路，一堵路，就損害自己的利益啊。”

　　切民間資本的蛋糕不易，切政府自己的蛋糕更難。

　　這方面，甕安也有教訓。2007年前，甕安縣工農業産值和財政總收入都增長很快，但用於民生的支出卻很低，以至怨聲載道。

　　對此，甕安一中校長李鳳奇的感觸最深。在他的記憶裏，2008年以前，政府不但不對學校發展投入經費，還要將學校收費中的40%交給財政統籌，“2007年甕安一中就‘統籌’走了116萬元。”有校長曾經跑到教育局局長辦公室去爭取、吵架，還是依舊統籌。

　　當時，甕安全縣3200多名教師承擔著近8萬中小學生的教育任務，其中甕安一中的師生比達到1：30，全縣人數最多的班級有145人。“全縣初、高中校內住宿只能容納2000多名學生，七八千名學生在校外租房居住。”李鳳奇説，“由於管理跟不上，黑社會勢力慢慢滲透到學生中間，‘628’事件中，青少年成為參與的先鋒。”

　　痛定思痛，甕安縣領導在反思會上表示：“就是砸鍋賣鐵也要先把民生的欠賬還上！”2008年以來，甕安縣償還教育歷史欠賬4826.77萬元，投資3.06億元建設和改擴建重點學校，籌資3978萬元改造了一批農村初中和薄弱學校。縣城學校每班學生變成了60人左右，校內宿舍也基本滿足了需求。

　　觀念一變，思路大開。徵地拆遷是各地政府最頭疼的事，然而甕安縣城改造實施3年，涉及到的4000多拆遷戶卻無一上訪。“根本原因就是讓利於民。”甕安縣委副書記、縣長尹德俊説，“把利益多切一點給老百姓，是市政工程，就切政府的；是商業開發，就切開發商的。”

　　甕安的補償政策確實優惠：對縣城居民拆遷執行“拆一補一，結構陳新不補差”政策；將農民土地徵收補償標準從每平方米25元提高到43.09元；對失地農民的安置方式由原來單一的貨幣安置，轉變為小城鎮安置、貨幣安置、劃地安置、社會保障安置等多種安置方式，讓百姓自主選擇。

　　如此力度的讓利補償，在全國也是超前的。有人曾經提醒甕安其中的風險，但甕安縣委的回答是：“發展是為了人民，只要有利於老百姓的利益，就值得幹。”

　　還權於民：百姓評判永葆警醒

　　通過過去3年多的治理，甕安的成績單十分靚麗：全縣生産總值年均增長17.3%，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7%。2011年，甕安實現縣內生産總值52億元，財政總收入7.5億元，分別是2007年的2.37倍和3.13倍。

　　2011年群眾對幹部滿意度比2007年增長57.2個百分點，群眾安全感指數比2007年增長38.65個百分點，排名全省第2位，尤其是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的滿意度從2007年的全省墊底提升到全省第1位。

　　甕安的未來也十分光明。一個以縣城為中心的60平方公里規模的城市雛形正在顯現，甕安工業園區已經吸引總投資216億元的57個項目落地建設，農民工創業園及甕安職校正在工業園區內建設。更讓甕安百姓欣喜的是，縣城到貴陽的高速公路將於今年開工，建成後將使到省城的車程縮短到1個小時之內。對甕安這樣一個資源大縣來説，這無疑將會如虎添翼！

　　“從大亂到大治，甕安所做一切的根本就是回歸黨的宗旨。甕安的實踐也證明，執政者只要醒著，就有的是辦法去解決問題，攻克難關。”王長江分析説，“但是，怎樣才能保證執政黨永遠警醒，不再睡去？”

　　王長江曾在甕安幹部陪同下去參觀原縣委大樓的廢墟。大家議論説，這是對執政者的警示。

　　回到賓館，王長江和甕安縣幹部一起討論起了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對”。

　　67年前,黃炎培先生曾在延安對毛澤東説：“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説，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甕安就是按這個思路在探索，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我們對甕安也應該有新的解讀。”貴州黔南州委副書記、甕安縣委書記陳昌旭對記者説，“甕”字由一個“公”和一個“瓦”組成，“公”代表立黨為公，“瓦”代表群眾，只有“公”字當頭，才能贏得群眾擁護，只有做到“公心、公開、公平、公正、公信”，才能實現甕安“政治安定、社會安穩、生産安全、幹部安心、群眾安逸”。

　　目前，甕安已普遍推行了村務民主決策的‘一事一議’制度、科級幹部由群眾考評組“下評上”考核制度、各級政府部門公開承諾制度等等。

　　今年2月23日，甕安舉行了一次承諾大會。全縣23個鄉鎮、81個機關單位的負責人在電視鏡頭前，用普通話對2012年的工作作出公開承諾。“諾而必為，為而必力，言出必行，行必有果。”陳昌旭説，“這就是要對所有承諾的工作，讓老百姓可以一條條地對照監督。”

　　讓幹部們印象深刻的，還有2010年的村（居）民委員會換屆“海選”。

　　“民主是一個多環節有機聯絡的系統。在中國現實情況下，選舉環節的單項突進，並不一定會有期待的結果。”王長江説，“這不能成為不搞民主選舉的理由，總得開始，發展民主的問題要靠民主的發展來解決。”

　　2010年的“海選”就是這樣的“漸進”。全縣有21個鄉鎮的24個村、1個居委會進行了“海選”，佔應選村（居）數的25.8%。

　　“海選”不確定正式候選人，公開報名競選，村主任、副主任在選舉會場向選民發表競職演講，由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競爭非常激烈。”一份工作總結寫道，“最受村民青睞的還是憑自己雙手富起來的人，竟然有107個農村産業&&人和164個農村經濟能人進入村委會。”

　　在這次選舉中，36.4%的原村(居)主任沒有連任，而新當選的副主任則佔到83.6%。這讓村幹部們第一次切實感到了壓力。

　　“只要執政者的動力和壓力都是自下而上的，都來自於內部，來自於老百姓，甕安就一定能夠長治久安。”王長江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