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毛澤東傳》（1893-1949），轉引自：中國共産黨新聞網，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金衝及，出版：中央文獻出版社

    各地整風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認為在高級幹部整風學習的同時，普遍整風要繼續開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明確規定繼續開展普遍的整風運動的任務主要是兩項：一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産階級思想，二是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為了實現前一項任務，毛澤東強調：“自由主義是目前黨內鬥爭中的主要不良傾向，在整風中必須克服此種傾向，才能達到徹底整風之目的”。因為：“整風是一個偉大的黨的思想鬥爭，實行此種鬥爭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有自由主義偏向的人則不願拿起這個武器，尤其是許多中級與高級幹部害怕自我批評，這種現象必須在此次整風中著重地糾正過來。”[1]為了搞好整風運動，毛澤東提出注意領導方法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凡是取得成績的，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骨幹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

    後一項任務，也就是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在王實味問題等發生後提出來的。毛澤東認為：“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總學委負責領導這項工作，日常事務由康生主持。為了加強對審幹工作的領導，中央還成立了反內奸鬥爭委員會，由劉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副主任。

    在當時十分複雜的社會政治環境下，在各種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對中國共産黨和根據地進行滲透和破壞的情況下，對幹部隊伍進行一次認真的審查是完全必要的，通過這項工作可以清除特務，純潔革命隊伍。鋻於以往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向有關負責工作人員強調：“我們過去在肅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訓。我們這次無論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調查研究，要重證據。”[3]七月二日，毛澤東寫信給康生，要求把他闡述防姦工作的兩條路線的一段話刊載在《防姦經驗》第六期上。毛澤東寫的這段話是：“防姦工作的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由於過分嚴重地估計了敵情，由於抗日根據地處於同外界隔絕的狀況，對幹部的歷史狀況的調查研究十分困難，在這方面所花的力氣不多，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一個時期搞得“特務如麻”。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了危言聳聽的《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後，更出現相當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過火鬥爭，使整風運動中的審幹工作變成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單在延安地區十幾天內就駭人聽聞地揪出所謂特務分子一千四百多人[4]，造成大批冤假錯案，使審幹工作大大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聽完後説：我看是擴大化了。我們要很快糾正這一種錯誤做法。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同志的問題是會搞清楚的，現在可不能隨便作結論。我們如果給哪一個同志作錯了結論，那就會害人一輩子。現在作錯了我們要給人家平反，給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徹底糾正這種“左”傾擴大化的錯誤。[5]他後來總結審幹工作的教訓時指出，發生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兩條：一條是缺乏調查研究；一條是沒有區別對待。

    在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以後一個月，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佈毛澤東提出的“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的審幹工作九條方針。[6]這九條方針的正式下達起了重要的作用。參加過延安整風的鄧力群回憶説：“我們這些負責審查幹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審查的不願也不能交待政治問題，雙方的關係很緊張。正是這個時候，中央下達了毛主席的《九條方針》，它解放了被審查者，也喚醒了審查者，使我們從自己的親身經驗中，認識了主觀主義的極大危險性。”[7]十月，毛澤東在綏德反姦大會材料上的批語中，又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