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率先突破5萬億元，連續23年排名全國第一，廣東的發展成就足以自豪，但廣東省領導在重要會議的報告中“只字未提”。

　　在追兵越來越近時，廣東將2012年增長預期調至8.5%，創近5年來最低，“願意超就超吧”。廣東省領導為何如此淡定？

　　“當‘幸福’成為目的的時候，一切手段都發生了變化，並帶動發展理念、模式、評價體系等系統性地‘轉向’。”“幸福廣東”折射出整個東部發達地區鮮明的發展導向與境界。

　　“幸福導向”，就需要告別“跛腳”發展。發力破解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過去以高增長為特徵的“速度東部”正邁向音諧韻和的“均衡東部”，以更具包容性的從容嬗變，提升著率先發展的品質。

　　不求一樣的工業化水平 但求大體相當的生活水平

　　探求區域砥礪同行

　　東部沿海省市經濟發達，但也非處處皆是繁榮富庶地。

　　蘇北5個省轄市，土地面積和常住人口分別佔江蘇全省的53%、37.8%，但經濟總量卻只有全省的21.1%，人均地區總值大致相當於蘇南的1/4、全省的1/2、全國的4/5。

　　在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北面的英德，面積比南面的順德大6倍，年工業總産值卻是後者的十幾分之一。

　　“到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最窮的地方在廣東，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廣東“當家人”的話，道出了所有經濟大省促進共同富裕的迫切感、責任感。

　　填平經濟版圖的海拔鴻溝，給錢給物給政策是必須的，但遠非長久之策。

　　地處魯西南的菏澤市，長期以來一直是山東經濟基礎最薄弱的地級市。早在1998年，山東省就提出“東西結合，幫扶菏澤”。但這種幫扶是“輸血式”的，基本是送錢給物，缺乏內在動力和後勁。

　　“先富”幫“後富”，是發達省市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難題的最大比較優勢。關鍵是如何避免“劫富濟貧”、如何變“輸血”為“活血”“造血”？

　　英德市英紅鎮地處粵北山區，距離佛山市順德區200多公里，卻正變成順德的“第十一個鎮”。“新的‘飛地’合作模式讓人眼前一亮，企業在投資時面對的依然是順德區政府，感覺無障礙。”來自順德的萬家樂、俊朗松田電器等6家企業正加緊廠區建設，德美化工董事長黃冠雄説，公司將在這裡投資8700萬元。

　　廣東從2008年開始推動“雙轉移”戰略，創造性地將産業轉移與區域協調鏈結起來，把“最窮的廣東”和“最富的廣東”拉到一起。

　　“雙轉移”實施3年，欠發達的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工業、投資、財政收入增速均高於珠三角，區域發展差異系數從2007年的0.721降至0.633。

　　這樣的扶持創新機制，在東部屢見不鮮。

　　在江蘇，由蘇南蘇北共建的開發園區總數已達33個，引進註冊項目443個，項目註冊資金達186.5億元。　

　　浙江近10年來始終把“山海協作”當做施政主軸，把“山”這邊的資源、勞動力、生態等優勢與“海”那邊的資金、技術、人才等優勢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互動發展。

　　皆大歡喜的雙贏結局背後，是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的長袖善舞。

　　強按牛頭不喝水，引導企業與政府調控目標相向而行，激勵機制是關鍵。

　　廣東財政一次性拿出425億元資金，支持粵東西北欠發達地區建設産業轉移工業園，吸引珠三角地區産業轉移，免費培訓農民轉移就業。

　　江蘇提出，重大項目優先在蘇北布點；土地指標優先用於産業轉移；專項資金獎勵到蘇北投資者；重大項目轉移，稅收規費地方分成等激勵政策。

　　優惠政策的疊加、先發地區的服務、後發地區的成本，使共建園區魅力四射，精明的投資者紛至沓來。

　　産業強筋壯骨，後發地區自身內生性增長就有了堅實依託。江蘇區域共同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突破，蘇北地區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已連續6年高於全國和全省平均水平。“突破菏澤”已由對口幫扶促進發展轉入政策支持自主發展的新階段。

　　區域協調發展，是不是要求所有區域齊步走，實現相同水平的工業化或城市化？

　　按照區域特徵劃分主體功能區，實行差異化發展戰略，東部新思維引人注目。

　　有浙江“群山之祖，諸水之源”之稱的磐安，為了呵護這片好山好水，不再“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而是反彈琵琶辦工業——在地處下游的金華市開發區擁有一個“飛地”工業園區。這個異地扶貧工業基地，正成為磐安縣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浙江省逐漸推廣這種“造血型”區域生態補償新模式。

　　廣東更新“指揮棒”，實行分類分區考核，以不同的指標或權重，引導各地找準功能定位和發展重點。同時，對省主體功能區規劃確定的不同功能區域，分別實行差異化、激勵型的財政機制，尤其加大省級財政對生態發展區域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在全國率先建立起激勵與保障相結合的生態激勵性財政機制。

　　不求一樣的工業化水平，但使各地群眾享有大體相當的生活與福利水平，給力的創新舉措正接力發力。

　　一樣的土地 不一樣的生活

　　探路城鄉統籌發展

　　目前我國最大的發展差距仍然是城鄉差距，最大的結構性問題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

　　率先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在統籌城鄉發展上走在全國前列——東部發達省市孜孜以求，讓農民在一樣的土地上演繹不一樣的生活。

　　今年68歲的賈紹武一直生活在天津市東麗區華明鎮。通過宅基地換房，他和老伴2008年從赤土村80多平方米的幾間平房，搬到了華明鎮旭園小區居住，78平方米的兩室一廳，夏天有空調，冬天有暖氣。除了享受醫療保險，他和老伴每人每月還能拿到650元養老金。

　　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華明鎮作為反映農村城市化題材的案例，入選城市最佳實踐區，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風采。

　　推進城鎮化、新農村建設健康發展，是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途徑。核心問題是“錢從哪來”、“地從哪來”？

　　通過“宅基地換房”節省出大片的土地，一部分復耕，實現土地佔補平衡，另一部分則用於開發建設，實現資金平衡。天津的破題之術，在東部頗具代表性。

　　2011年，天津市4批47個示範小城鎮、村試點項目紮實推進，新開工農民住房1000萬平方米，累計竣工1800萬平方米，40萬名農民喜遷新居。

　　農民“上樓”之後怎麼辦？如何避免“農具上樓”之類的偽城市化，讓農民真正安居樂業？

　　天津的探索是：以示範小城鎮建設為抓手，實行農民居住社區、示範工業園區和農業産業園區聯動發展。通過集約高效利用土地“騰籠換鳥”，在不新佔耕地的同時引進二、三産業，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三區聯動”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也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的生産方式。

　　2011年，天津31個區縣示範工業園區累計簽約項目1335項，總投資超過4300億元，800個區縣重大項目全部開工，新增設施農業11.6萬畝，建成20個現代農業示範區、100個現代畜牧養殖示範園區和55個優勢水産品養殖示範園區。這些都成為保障小城鎮農民就業、推動區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好經”也怕被念歪。如何切實避免片面追求增加城鎮建設用地，大規模拆並村莊，趕農民“上樓”？

　　“我們的整村搬遷，原則是政府規劃，群眾自願。”浙江省諸暨市店口鎮黨委書記張壯雄説，今年我們改革拆遷模式，村裏是甲方，老百姓是乙方，政府是第三方作仲裁，置換出來的土地全部還給老百姓。

　　把基本農田保護與土地整治、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江蘇實施“萬頃良田建設工程”，將農村居民遷移到城鎮，騰出土地建設大面積、高標準農田，實現“農地集中、居住集聚、用地集約、效益集顯”。

　　2011年，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城市化率已分別達到62%、61%、66%左右。我國城市化率最高的區域，東部當仁不讓。

　　當然，東部廣大幹部群眾也十分清楚，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並不是要把農村全部變為城市，而是要求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大拆大建，把農村變成城市，上海浦東選擇了另一路徑：通過公共財政投入讓農民得到更加公平的社會保障和更加均衡的公共服務，“讓農村更像農村”。例如，浦東將鎮一級的衛生院收歸區裏管理，即便貧富差距較大的鎮也能享受均等的衛生服務。

　　在東部發達省市，雖然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不高，但“三農”的基礎地位不僅沒改變，而且更加突出。

　　江蘇提出，力爭到2015年蘇南等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2020年全省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山東健全資源要素向“三農”傾斜配置機制和“三農”投入穩定增長機制，2011年各級財政“三農”支出達到1885.6億元，增長31.1%。　

　　浙江率先建立了城鄉一體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天津率先實現城鄉居民社會保險一體化……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社會事業向農村延伸，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東部競相發力。

　　從“單極突進”走向齊頭並進，東部城鄉統籌成效明顯。山東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兩年高於城市居民收入增幅；浙江農民收入連續27年居全國各省區首位，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07年的2.49：1降低至2.37：1。

　　“農業農村發展最快、農民得實惠最多、農村面貌變化最大的時期之一”，成為東部這些年最流行的標簽。

　　各盡其能 各得其所

　　探尋社會“活”“和”之道

　　社會建設與民生福祉相伴相生。

　　經濟率先發展的東部，也最先遭遇社會管理的難題。變經濟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為“經濟活、社會和”，該從何突破？

　　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首當其衝。廣東是全國流動人口第一大省，數量達到3000多萬，約佔全省實有人口1/3；珠三角城市一些城鎮甚至出現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嚴重倒挂現象。上海外來常住人口占近四成。

　　流動人口為東部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給社會管理帶來嚴峻挑戰。本地人與外來務工人員摩擦事件時有耳聞。如何包容城市各階層群眾尤其是外來人口的發展訴求？

　　“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解決好頂層制度設計問題”，廣東把流動人口當兄弟當家人：從出臺各方面政策規定，到進行城市基本建設，再到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都要把流動人口納進來。

　　在全國率先實施以居住證制度為核心內容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證通”制度；首開全國公務員選拔考錄製度的先河，在一線外來務工人員中招錄公務員……近年來，廣東大刀闊斧，提升著流動人口的歸屬感和幸福感。

　　從“外來人口”到“新浙江人”，從“不聞不問”到“零距離服務”，從限制、排斥到平等對待……在浙江各地優化對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的探索實踐中，“新浙江人”就業、維權、救助、衛生、預防保健、計劃生育、子女就學和居住條件等方面的難題得到一一破解。

　　實現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同服務，東部各地帶著責任、懷著感情在努力。

　　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範行為的作用，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現實迫切需要。東部怎樣走好這步先手棋？

　　在得風氣之先的廣東，除特別規定、特殊領域外，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政府轉換職能，向社會組織“放權”，凡是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逐步地交出去。

　　上海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壯大。目前上海登記在冊的社會組織數量超過1萬個。上海市日前宣佈，今年將探索通過“自律承諾制”等方式，試行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管理；實現專業社工在教育、衛生、企業、農村等領域的突破和發展。今年內，全市專業社工機構至少新增20家，達到88家，通過職業資格認證社工1.4萬名。

　　為社會管理插上信息化翅膀，搭建社會管理的新型平臺，使得原本主要依靠“人治”的社會管理逐漸走上科學化發展的道路。這是近幾年在東部各地基層社會管理悄然發生的又一重大變化。

　　在上海普陀區桃浦鎮紫藤苑社區民警徐志剛的電腦裏，有一套針對性極強的“社區信息詞典”，其中收集了轄區內每個家庭、商鋪、外來人員等情況。有了這個數字化的“微縮版”小區，碰上諸如小區施工需要查找車主挪動車位之類小事，或者破案協查等大事，都十分有用。

　　“如何根據社會形勢的變化與需求，將群眾的意見、聲音以及外界對壽光發展的建議有機承載起來，這是信息時代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山東壽光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劉永輝認為，網絡為公眾與政府之間的互動治理提供了新的途徑，具有廣泛的創造性空間。

　　3年前，“壽光民聲”網站開通運行，10名業務強、素質高的幹部擔任網站管理員，24小時值班，對所有的帖子實行“一站式受理”。截至目前，“壽光民聲”回復率始終保持在100%，解答問題的群眾滿意率達到97%以上。而全市信訪總量已連續兩年同比下降35%。

　　讓群眾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共享幸福尊嚴的新生活——東部使命在肩，再探新路；也將使命必達，再創輝煌。

　　（本報記者禹偉良、楊彥執筆，參與采寫記者姜泓冰、申琳、鄧圩、顧春、卞民德、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