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對非法取證不能‘全部排除’，而只是‘限制性’規定？”“證人就信誓旦旦地這麼説了，誰來保證真實性？”……全國人大北京團昨天下午的團組會上，各位人大代表就《刑訴法》修正草案展開熱烈討論。身為公檢法專業人士的慕平代表還現場為代表們答疑解惑。討論中，代表們也紛紛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吉林代表在討論中認為，“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提出，是一大進步。“我認為應該把這句話放在第一條中。”

　　保護人權 避免瑕疵案件

　　全國人大代表、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慕平前年已就修正《刑事訴訟法》寫過提案，他欣慰地看到《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已將大部分寫入其中。

　　慕平説，以前執法理念和形式更注重對犯罪的打擊制裁，在執法中對人權的保護的確不夠，也有過瑕疵案件甚至是錯案，這也是這些年人民群眾越來越關注的焦點。“比如現在重大案件中，證人不出庭是常態。這和大多數國家是不一樣的。”慕平以自己當法官時曾經手的案子為例，兩人入室盜竊，把發覺他們的主人打死，但當庭宣判時，其中一嫌疑人突然翻供説自己只是望風未參與殺人。但關鍵證人因種種原因拒不出庭，該案因此留有瑕疵，讓慕平至今“耿耿於懷”。

　　證據規則與現行條件適應

　　慕平表示，修正草案把近幾年司法改革的共識和成效，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其中證據規則的修正影響力最大，“把非法證據排除寫入法條，有助於行政訴訟中減少冤假錯案，增加了合法性和文明性。”

　　“有人提出，為什麼對違法取證只是‘限定性’規定，而不是‘全部排除’？為什麼不能再嚴格一些？”慕平解釋説，這與現在社會發展、工作能力和條件相適應，不可能一步到位。

　　辯護制度有實質變化

　　在辯護制度上，慕平認為雖然修改的內容不多，但有很實質的變化。比如對律師辯護權的保護。“《律師法》規定的權利比較超前依據律師證會見當事人；但《刑訴法》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當事人需要經辦案部門批准，而且用各種材料還會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律師大多不願接刑事案件。”修正草案規定，律師如果會見當事人，除極個別的三種情況外，都不需要其他任何機關批准。這對律師辯護而言，是非常大的進步，也使得國家和個人的博弈更加平衡。

　　晨報首席記者 姜葳

　　記者 陳琳

　　現場特寫

　　“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一大進步”

　　在昨天的團組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孟學農提出，怎樣保證出庭證人説的都是實話？“他就信誓旦旦地説了，但可能有宗法思想、面子人情支配。如果沒有配套規則支撐，證人出庭反而可能會給審判工作帶來新問題。”

　　對此，正在認真傾聽的慕平代表解釋説，我國國情決定了在實踐中不可能走得很快。“證人出庭的重要意義在於，提高了法庭審查證據的證明力。”他解釋説，證人證言的效力和真實程度如何，有時必須拿到法庭上，不真實的東西能在質證中被問垮了。

　　全國人大代表吉林隨後接過話茬，“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提出，是一大進步。“我認為應該把這句話放在第一條中，這是法治理念和核心價值；第二條是刑訴法的具體任務。”

　　“在座有專家，我請教一下。修正草案第一條有‘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分子作鬥爭’條文。‘教育’、‘積極作鬥爭’是法律語言嗎？這是階級鬥爭時代的語言痕跡。”杜德印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慕平代表回應稱，行政訴訟法原文制定於1979年，所以法條語言有歷史環境，這次是“修正”不是“修訂”，不是每句話都修改。因為每一句話的修改都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和討論，因此“修正”對可改可不改的就不作改動，否則修訂成本很高，同時又保持了法律的相對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