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3月8日電(記者 賀迎春)今日，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就住房問題接受了人民網記者專訪。全文如下：

    人民網記者：鄭教授好，今天發現《廣州日報》發表對您的一篇採訪稿件引起了廣泛關注，您能否和我們再談談住房問題？

    鄭功成：今天我確實聽説有多位網友在議論這篇專訪稿，除少數參與討論者外，大家熱議的主要有一段話即“大學生一畢業就想買房，心態不正常，美國也沒有這麼高的住房自有率。二三十歲的時候，住著國家提供的房子，有什麼不好？”我要鄭重聲明的是，《廣州日報》發表的這篇採訪稿並非我審定返回的稿件，這一段話根本不是我説的話。我今天中午怕記憶有誤，還特意從郵箱中調出昨天親自審定並返回該報的記者採訪稿，發現從頭至尾都找不到該報發表的這一段話，標題也應當是“鄭功成：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才是根本之策”，因此，引起網友們如此議論甚至少數人不滿的，並非我的言語，所以實在感覺有點莫名其妙，也感嘆這樣的輿論環境其實並不利於討論問題。我可以將昨天該報記者采寫並經我審看的稿子完整地交給你們，你們可以發佈出來，以增進網友們的了解，否則，無端引致新的不安與焦慮，就並非我的本意了。恰恰相反，我一貫主張的是國家不能讓百姓太過不安與焦慮，而是要努力解除人民的後顧之憂，包括住房在內，應當提高人們穩定的安全預期。

    在此，我還想表達的是，媒體與編輯、記者都應當有社會責任感，因為輿論是社會公器，必須客觀、公正、理性，絕不可為了抓眼球而炮製聳人標題，更不能無中生有地臆造受訪者的言論，這不利於受訪者與讀者、網友之間的正常交流，也不利於公眾理性地思考問題，因為讀者與網友得到的是不準確的信息，引起的可能是無端的焦慮。因此，我不贊同《廣州日報》用這樣的標題和這樣臆造的文字發表對我的專訪。我已經向採訪記者提出了批評。

    人民網記者：我們知道，您一直在呼籲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主張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應，為低收入群體和剛就業的年輕人提供起碼的居住條件。現在您覺得進展如何？

    鄭功成：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總結了2011年僅中央財政就安排了1713億元的資金用於保障性住房建設，是2010年的2.2倍，全年城鎮新增保障性住房432萬套，新開工建設1043萬套。今年將繼續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基本建成500萬套，新開工700萬套以上。這意味著近三年新增2000萬套以的保障性住房，即有2000從萬戶低收入或困難戶將直接受益，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我去年到四川、重慶、湖南、貴州等地做過多次調研，發現各級政府都在大規模興建保障性住房，越來越多的低收入或困難群體改善了居住條件。我認為，各級政府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如果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的目標，即到2015年時保障性住房要滿足城鎮居民住房要求的20%的話，應當會極大地緩解當前的住房問題。那就意味著許多低收入戶和剛參加工作的勞動者完全有希望解決相應的居住條件。

     人民網記者：在保障性住房建設中，你覺得應當注意哪些問題？

    鄭功成：首先當然是質量問題，因為房屋好壞是人命關天的事情，不能因為是保障性住房便降低標準，我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加強住宅質量監督，讓入住者放心。其次是分配要公正，不能讓保障性住房成為權力尋租、關係尋租的目標，必須在公開、透明的條件下嚴格按照規定的資格條件，經過規範的程序與審核，才能分配，如果出現分配不公的現象，將嚴重損害這一社會保障制度的信譽，也直接損害政府的信用。再次是一定要及時確立相應的退出機制，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所有並供低收入或無力購買住房的人租住的，一旦居住者因收入提高超過了規定標準，或者遷移外地等，就應當退出保障性住房，以便再提供符合條件的低收入家庭或困難家底。如果沒有相應的退出機制，保障性住房將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

　　人民網記者：您能否對大學生畢業就急著買房的現象再做點評論？

    鄭功成：我一直認為，大學生剛畢業不能讓自己成了“房奴”，政府、社會、家長應當努力減輕這種壓力，我已經對他們找工作的艱辛感到有些不忍了，所以昨天還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手記，建議國家努力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創造有利於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環境條件，讓高校畢業生有更廣闊的就業空間，同時建議考慮實行彈性學制，讓大學生能夠從容安排學習與就業，而不能讓沉重的找工作壓力成為損害學業質量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就業難的同時再加上在缺乏收入條件下的買房壓力，實在不是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應當承受的。因此，我一直在建議，政府應當增加公共房屋的供應，能夠滿足困難家庭與剛就業勞動者的起碼居住條件，讓年輕人能夠從容計劃自己的人生事業與生活發展階段。現在，高校畢業生一齣校門就考慮購房的現象表明大家在焦慮，雖然可以理解，但確實不能這樣持續發酵。正確的解決方式仍然是，政府繼續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單位能夠為年輕入業者提供集體宿舍，別讓大學生一走出校門就無處可居；同時，年輕人也要稍安勿躁，要看到國家正在緩解住房緊張的壓力。因為如果個體的緊張演變成了一個群體的集體焦慮，則商品房的價格絕對不可能回歸正常與理性，受損害的一定是購房者。

    我到過香港調研多次，記得1998年首次訪問香港時，就專程訪問了香港的房屋署和公共房屋，發現居然有49%的香港居民是住在政府的公共房屋中，真正住在自己住宅中的香港人是少數，因為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租房住的。因此，香港的絕大多數居民並未因住房問題而焦慮，而是會根據自己的能力與收入狀況有計劃地安排並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我覺得香港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人民網記者：您審定並返回給《廣州日報》的採訪稿能提供給我們嗎？

    鄭功成：好的。由於報紙篇幅有限，有些內容也未見刊登。你們全文發佈可以給網友們一個完整的版本。

    鄭功成：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才是根本之策

    昨日，在出席兩會的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他表示，養老保險基金全國統籌是解決勞動者養老保險權益的根本之計。

    記者：你曾説過，養老保險轉移並不是治本之計，全國統籌才是根本出路，但為何遲遲難實現？

    鄭功成：從客觀上講，是地區發展不平衡影響了養老基金全國統籌的推進步伐，主觀上則是全國各地還有分歧和疑慮。有人擔心以往的資金結余會上繳，還有人擔心全國統籌將影響本地區養老金待遇，也有人擔心全國統籌後中央政府的責任有可能失控。

    當然，還有幾個因素：一是技術手段，全國統籌必須有一個全國統一的信息系統，現在各地建立的都是為本地服務的，並未形成全國暢通的統一信息網絡。 二是統籌方案，這個要經過博弈，是中央負全部責任，還是中央與地方分擔責任？分擔責任怎麼分？目前還在研究中。因此，儘管從制度的內在要求看，必須儘快實現全國統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才能確保勞動者的養老保險權益不因為就業的調動而受損，但迄今仍未見有實質進展。

    地區發展不平衡非短期內可以改變，但它不應當成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能全國統籌的理由。西德和東德當年合併時，差別有多大，雙方合併後自然就統一了。落後地區工資低，繳費少，養老金水平也低；發達地區工資高，繳費高，養老金水平也高。在落後地區工作，就按落後地區工資水平繳費，按照當地水平享受待遇，在發達地區工作就按發達地區繳費並享受當地待遇，這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問題。因此，地方發展不平衡並不必然構成全國統籌的障礙。

    有些地方有養老保險基金結余，擔心全國統籌後被中央收走了。我曾跟有關領導和主管部門提出過建議，在實施養老金全國統籌時，不要動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有基金結余的全部留給地方。這筆錢應該用來改善當地勞動者、參保者、退休者的待遇。比如廣東，會擔心著2000多個億中央收上來了。我覺得中央應該有這個胸懷，以減少改革的阻力。這種擔心也應該排除。

    至於有人擔心全國統籌後會影響發達地區的養老金水平。其實這也是一個誤解。個人的養老金待遇水平是與繳費多少、年限長短計發的。比如，我在廣東、北京、青海各工作10年，那就按當地水平，分三個10年來算，按不同地區的繳費標準享受待遇。恰恰相反，全國統籌後，它能使我們的養老金制度更加公正。比如，一個55歲的人從青海調到廣州，工作5年，他的待遇就應該比在廣州工作了10年的人待遇低，因為青海的工資低、繳費低、待遇也要低；反之則應當高，這才符合社會公正。如果他只在高收入地區工作5年而與在高收入地區工作了一輩子的人享受一樣待遇，那就不公正。可見，如果全國統籌，就能分段計算，每一段時間都按繳費當地的標準享受待遇，這樣更公正。

    記者：去年我國城鎮化率超過50%，這對社保體系有哪些影響？

    鄭功成：這表明我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發展成就很大，但問題和挑戰也很多。快速的工業化並沒有帶來成熟的城市化，沒有成熟的城市化，那麼工業化也是不成熟的，對社保制度的影響也不是正面的。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中國要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不僅要有新興工業化，還要有成熟的城市化。表現就是人的戶籍不再是城鄉分割的，而是根據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而自由遷徙。我估計未來一段時期的城鎮化會加大推進力度，它要求我們要按照工業社會、現代化國家來謀劃未來發展。對社保體系來説，城市化當然是是有利的因素，它有利於社保制度的推進。而當前不成熟的城市化，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大規模的流動人口，顯然是不利於社會保險制度推進的，因為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沒有歸屬感，都是短期化，社保制度也會難以適應。因此，提高城市化率是推進社保制度的有利因素。

    記者：兩會期間大家對社保基金是否應該通過入市保值增值討論比較多，你的觀點呢？

    鄭功成： 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結余達到27000多億，作為戰略儲備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也有9000億左右，前者被處於地方統籌而分散在各地，主要是養老保險基金，按照現行政策規定只能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後果就是社保基金在貶值，每天損失可能要達到一億以上，這其實是參保人的利益在損失。所以，必須要以保值增值為目標，對基金進行投資營運。但社保基金畢竟是所有參保人的“養命錢”，又必須要維護它的安全，安全和收益總是有一些矛盾的。

    我個人認為，社保基金大規模進入股市是不可行的，因為我國的股市尚未成熟，風險太大。而我國的實體經濟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公共設施建設還需要大量的資金投放，而包括老年服務設施、保障性住房等社會保障項目同樣需要大額的投入。因此，我更傾向於將社會保險基金投向實體經濟、公共設施和其它社保項目。

    記者：去年開始大規模建設的保障房對控制房價是否起到作用？

    鄭功成：每年四五百萬套保障房，對緩解城市困難群體的住房需求，促進商品房價格理性回歸，正在起到重要作用，以前僅有不到1%的城鎮困難群眾才能申請到保障房，而伴隨著保障性住房的大規模興建，到2015年公租房將達到20%。這對房地産價格影響就很大了。因為我們住房自有率很高，再加上大規模的保障性住房，供求關係就會趨向平衡，商品房價格也會漸趨理性，人們購買住房將是為了改善居住條件，而不再是為了生存或者用於投資。

    記者：現在大家談到的住房難，説的是不是住不起自有産權房？這裡面是不是涉及到一個觀念問題？

    鄭功成：住房消費作為個人消費品來講，無疑應當是最昂貴的消費品，應該是用一生的規劃來解決。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的人，一走出校門或者剛參加工作就要買自己的房子的，這是不現實的。

    這幾年來，我一直在講一個觀點，即住房有三重境界，最高境界當然是自己住自己的房，也就是購買商品房；次高境界是自己住別人的房，即租住別人的房；最低境界是自己住政府的房，即公租房或保障房。我自己沒錢買房並且收入有限也不可能租得起房，政府就有責任提供起碼的居住條件。但不能指望政府負責改善你的住房條件，這個負擔太重了。如果我們的保障房都建一兩百平方米，那就麻煩了，大家都不買房了，都等著國家建房。 三重境界要分清，不能一開始就要最高境界，住進自己的房，這是不理性的消費觀念。當然，改變觀念的前提是政府要解決買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人的起碼居住條件問題。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低收入者就可以不急、不慌，因為有穩定的預期，我沒錢的時候可以先住著政府的保障房，等我有條件買房或租更好的房子時，再把保障性住房退出來，這樣就各得其所，人們就安定了。因此，從住公租房到住自己的房，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現在由於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太小，達不到這種效果，實際上放大了大家在住房消費中的不安和焦慮。進而造成大家非理性的追求，進而把商品房價格抬到了非正常的高度。並不是説真的那麼多人沒房住，我就和學生説，你們不要急著一走出校門就爭當“房奴”，你們都是獨生子女，你們的父母都有一套房子，你們還要急著買房，你們將來又只生一個孩子，你要那麼多房幹嘛？難道大家將來都當房東？因此，我們確實需要理性，而政府興建一定規模的保障性住房就是恢復理性的戰略選擇。

    記者：這兩天有代表委員談到，GDP去年增速是9.2%，如果沒有樓市調控，可能是10%。畢竟調控會影響到一些行業，比如建材、物流、固定資産投資。你的看法呢？

    鄭功成：房地産調控對GDP當然有影響，但它是積極的影響。它有利於産業結構優化，老是在蓋房子，搞投資，鋼筋、水泥産量以億噸的規模往上漲，將來怎麼辦？這種畸形的靠房地産支撐的經濟能夠持續多久？我們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恰恰是要抵制房地産的泡沫，以及由它帶來的更大的泡沫。否則，將來必定是企業破産、失業率增加，所有問題就來了，GDP可能掉幾個點。所以，因為房地産調控，GDP往下掉一點，這點代價是必須要付出的。房地産經濟佔GDP比重的下降，我認為恰恰是經濟結構優化的一種表現。近幾年間許多生産其他産品的企業都轉而投資房地産，這種不正常現象難道還要繼續下去麼？

    我認為這兩年國家的房地産調控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今年是關鍵時期，千萬不能鬆懈。這樣才能讓房地産價格回歸理性。作為資本流向不能只有房地産，要讓它有其它實體經濟的流向，通過堅守自己的領域來獲益，最終讓各行各業實現的利潤是趨向社會平均利潤，而不是大家都來搞房地産。什麼時候，各行各業不再都搞房地産，什麼時候房地産市場也就正常了。

    記者：今年一些地方相繼出臺了一些鼓勵房地産行業發展的措施，但很快就被中央叫停了。你怎麼看待地方政府這種鼓勵房地産行業發展的衝動？

    鄭功成：地方政府的這種衝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地區之間競爭很激烈，政府如果在大的房地産環境下，適當鬆動當地的房地産政策，可能會給當地帶來投資、GDP增長。但至少在目前，都應當有大局或全局意識，局部要服從全局。否則，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盤，那麼我們的經濟結構優化和房地産業的理性回歸就無從談起了。

    當然，我也不是説這種GDP掉下來無所謂，而是我們要著眼長遠，如果這種GDP不掉下來，就不可能可持續發展，走不遠。現在這種高污染、高能耗、低勞動成本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我們不能現在把子孫後代的資源都用盡了，也不能把子孫後代的房子都建完了，把子孫後代購房的錢都提前消耗了。

    記者：有人説開徵房地産稅是大勢所趨，你認為呢？

    鄭功成：房地産稅是肯定是要開徵，因為它是調節收入分配的必要杠桿，但如何徵應當審慎研究。因為讓這麼多人通過炒房暴富，勤勞致富的傳統正被丟掉，投機暴富的動機日益強烈，切不是良好的現象，也不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同時，房地産也是個人財産，有很高的財産性收益，徵稅是應當的。至於開徵條件是否成熟，什麼改革都是需要推力的，不能等到所有人都同意的時候才開始，因為總是有反對的聲音，現在應該説條件接近成熟了。不過，有兩種政策取向，是在擁有期間徵財産稅還是在交易環節徵交易稅？確實值得惦量。

    記者：去年教育支出佔GDP4比重首超%。以廣東為例，超過5萬億元的GDP，4%就是就要超2000億元，而廣東的地方可支配財政收入只有4000多億元，教育支出要佔一半，似乎也不太現實？

    鄭功成：這個問題要辯證地看。4%是我們奮鬥多年的目標，4%的目標也是為了經濟的長遠增長。我們如今已經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起步向高收入的現代化國家邁進，必須要有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高素質的勞動者，必須有大規模的人力資本的投資。所以，教育支出佔GDP4%是符合國家發展的戰略取向的。

    同時，4%應該是國家層面來講的。是不是每個地區都4%，我認為不一定這樣。廣東財力雄厚，或許還容易達到一點，要是在西部，財政更加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政府可能要承擔更多一點，而不是層層都4%。應當對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技能教育進行分類，並明確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的責任，而不宜簡單地按照各省、市、縣來硬套4%。

    此外，財政體制改革也要配套跟上，地方的財權要與事權相配。比如廣東，上交中央的稅收比重大，過去不承擔外來工子女的教育支出，如今也要承擔了，教育支出也會大幅增加。如果沒有相應的財稅改革配套，就可能再度出現地區負擔不平衡的現象，所以，4%的教育支出要與財政體制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