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絡電視臺消息：2012年3月7日（星期三）16時15分，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舉行記者會，政協委員劉克崮、楊超、李稻葵、田在瑋、張泓銘圍繞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中國中央電視臺、中國網絡電視臺記者問：我的問題提給張泓銘委員，“十二五”期間我國的保障房建設的數量是3600萬套，有人擔心保障房的建設正在經歷一場“大躍進”，我不知道您作為這方面的專家對此有什麼觀點和看法，能不能談一下。現在住房保障有很多學者都擔心，包括剛才楊超委員提到，保障房從建設到管理都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因此他們呼籲要加快這方面的立法進程。我知道您曾經參與過這方面的調研，不知道您能不能就這方面談談您的看法？

    張泓銘答：剛才中央臺記者提出一個問題，他説社會上有一個傳聞，我們住房正經歷著一個“大躍進”，這是關於住房保障的一個著名問題，中央臺這位記者反映的社會之問，如何理解？我們先來看一下數據，我們在“十一五”期間，我們國家住房保障工程大體上完成了1600萬套，到“十二五”期間，我們的規劃是3600萬套，在去年的開局之年開工是1000萬套，基本建成400多萬套，今年開工700萬套，要建成500萬套，從數據來説，我們是否看到了一個“大躍進”。問題在哪？我們的“大躍進”不是單純從數據上的理解，“大躍進”這個詞有它的歷史來源，“大躍進”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現的詞，所謂的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這個“大躍進”從現在角度看是一個貶義詞，當然我沒有説我們的記者貶義，它是代表社會資本。

    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其實是帶著貶義，對我們黨和國家對住房保障極大的重視是帶有貶義的。假如説是這樣的一種看法，我認為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的住房制度改革從1998年切斷住房的實物配給，我們進行了住房制度的改革。然後住房市場大量發展了，房價越來越高了。很多民眾被市場甩出去，一部分人解決住房問題的同時，一部分民眾的住房困難凸顯出來了，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後，一直到2007年以前，差不多9年的時間，我們住房保障是落後了，數量很少，所以説住房保障任務很緊迫。在2007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一個很著名的意見，國務院發佈了《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這是很關鍵性的文件，從此以後我們住房保障力度加大了、進度加快了。假如説我們還套用“大躍進”這個詞的話，那麼我們説這種“大躍進”體現了我們黨和國家對於民生問題的重視，對於老百姓居住問題的重視，我們也歡迎和支持這種“大躍進”。這是我對第一個問題的解答。

    這位記者又提出了住房保障法律和規章的問題。我們很多同志都呼籲住房保障應該頂層設計，應該有完整的法律、完整的規章措施。根據我個人從專業上的了解，這個工作我們進行了一個年代。剛才提到1998年，國務院關於住房制度改革中就有關於住房保障制度的設計分兩大塊，一是住房市場的發展；二是住房保障的發展。在1998年以後，整個社會對住房保障不太重視。進入新世紀以後，主管部門根據全國人大的要求，對住房保障房法的研究，本世紀初的研究我本人就參與了，建設部委託了上海市房産經濟學會對這個問題研究，我參與了。

    第二輪大概是在前三年，國家建設部邀請北京大學法律研究中心做了一個學術版的住房保障法的研究，然後又邀請了國土局做了一個版本，是管理版，所以這十年來關於住房保障法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或者説頂層研究一直沒有停止。但是我們知道，作為一個法律來説是相對穩定、相對固定的。所以，法律最後的推出、最後立法的成功有待於一些實踐的充實、完整和發展。在整個法律沒有形成以前，我們國家有很多辦法和規章，有部門規章、國家規章、辦法和意見，我數了一下，從本世紀以來，剛才説2007年8月7號，《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若干意見》，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一個文件。根據這個文件，然後在11月份，由建設部聯合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廉租住房的保障辦法》，11月19號，建設部聯合各個部委出臺了《經濟適用房住房管理辦法》，從2007年以後陸陸續續的關於公積金的管理辦法都有，所以我們不能説國家沒有管理的辦法和規章，僅僅是沒有成為人大的立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