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已年過八旬，吳敬璉依然對中國改革保持著最為敏銳的關注，並有著最大的勇氣和膽量，從不畏懼在改革進行的任何階段發表自己的見解。

    近日，他在北京簡陋的寓所裏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的採訪。吳老認為，經濟改革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於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

　　經濟改革

　　談

　　出現問題不在於市場取向

    南方日報：小平南方談話已經過去20年了，您如何評價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

    吳敬璉：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基本實現了，只是政治改革還有待努力。我覺得，這是高估了經濟改革的成就。實際上，連歷次黨代會和中央全會對於經濟改革的要求，也有許多並沒有完全實現。應當説，經濟改革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急於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還不夠堅決、不夠徹底。

    中國整體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於政府自身。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須要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必須把直接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並將政府機關的官員更好地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比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已經提出多年了，“九五”計劃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過了10年，“十一五”規劃又提出要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紅線。為什麼沒有能夠順利地實現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標呢？是因為有利於創新、有利於創業的經濟環境、法制環境沒有能夠完全建立起來。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最根本的就是解決體制問題。怎麼才能解決體制問題呢？其實很清楚，就是要推進改革，不斷地推進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國模式

　　談

　　其實是南方談話後改革成果

    南方日報：現在有人認為中國的成果得益於“中國模式”，您怎麼看？

    吳敬璉：應該説，南方談話後的成功都是改革的成功。另一方面應該看到，國有經濟、社會管理的改革滯後，形成了一種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雙重體制並存的格局。在此之下，中國社會存在“向何處去”的問題：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如果我們不加快深化改革，我們就有可能使改革的成果得而復失。

    轉型升級

    談

    關鍵是提高人員知識和智慧

    南方日報：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到轉型的關鍵階段，怎麼通過改革推進轉型？

    吳敬璉：所謂轉型，就是從原來靠投資拉動的增長，轉到靠效益提高來增長。效益提高的內容是什麼，就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實際上就是智慧來作決定的。你不去想辦法提高人的智慧，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都不肯幹，農民工子弟的教育也不付出，智慧如何提高？結果一些地方就把轉型搞成了建設開發區，這怎麼能叫轉型呢？

    前兩年我到東莞調研，找到了曾經主政東莞的李近維同志，他説他在東莞工作了十幾年，變了三個戲法。其中兩個戲法變成了，一個是把鄉村變成城市，另一個是把農業變成工業，第三個戲法是提高人的素質，這個沒變成。他説1996年就認識到，東莞這樣下去不行，必須要提升人員的素質。怎麼做？從辦學校開始，從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辦職業教育、引進大學，各方面提高人員的素質。

    最近有一個會議，提出數據説農民工的數字鴻溝很大，越來越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其實，早就應該給農民工及其子弟提供培訓了，人的升級才是關鍵。

    南方日報：您認為智慧才是轉型的關鍵？

    吳敬璉：對。如果不能夠增加知識、智慧，是沒辦法轉型的。

    南方日報：那現在産業轉型是否就意味著向高新技術轉？

    吳敬璉：當下有一種誤解，認為轉型是要提高服務業的比重。但是很多幹部對服務業概念不清楚，認為發展服務業就是發展獨立的服務業。其實我們市場這麼大，不僅有獨立的服務業，在製造業裏面也有服務業。製造業裏的服務業在降低交易成本上有很大的作用，不管它是獨立的還是在産業裏面，對於轉型都是有好作用的。但如果原理不清楚，認為轉型就是要提高獨立服務業的比重，這就是錯的。像東莞這個地方，最重要的是提高製造業中的服務業的附加值，也就是智慧和技術。

    南方日報：您對廣東改革有何寄語？

    吳敬璉：廣東的改革事業，需要大家多努力，做出點成績來。同時，我還是希望媒體站出來，我不能每一點都顧及得到。

　　吳敬璉

    中國經濟學界泰斗，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他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1992年4月，吳敬璉向中共中央提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目標的建議。1999年，吳敬璉向中央提出了現代公司必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議。2000年，吳敬璉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